古代哲学研究_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著；赵灿译_9787567556195

《古代哲学研究》系皮埃尔·阿多的古代哲学研究自选集，所选的研究文本，既有对“注释”“术语”的精微解读，又关涉“古代思想、历史”的基本面向；清晰地展示了阿多所说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的研究进路和对古代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在本书中，阿多将一种对哲学文本的解释能力置于“教学与生活”之中，厘清了“哲学”在西方古代及现代研究的基本线索和问题，重新思考了何为“哲学”这一问题；并将其置于 “希腊化思想与罗马思想史”的研究视野之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阿多深厚的学养严谨治学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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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伦理抑或实践？

Ⅰ.“精神修习”的观念
解释古代哲学文本是我的工作。这工作让我意识到所谓“精神修习”(exercices spirituels)的重要性“Exercices spirituels”是阿多最重要的哲学术语，其代表作即名“Exercice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e antique”。其中“exercice”源自希腊文“askêsis”，意为“精心制造、打扮装饰、锻炼、练习”，本书译为“修习”，“exercices spirituels”相应为“精神修习”。另见“修炼”、“灵修”、“修行”等译法，我认为宗教意味过重了，应避免。该术语对福柯的晚期思想解释影响甚大，详见福柯1982年度法兰西学院课程《主体解释学》。因该术语的中译名尚未统一，译者特此提醒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识。——译注。事实上，跟先辈同侪们一样，我在古代哲学作品中同样碰到过前后参差，甚至彼此矛盾的现象。许多近代哲学史家以柏拉图及其他古代哲学家所期望的公理为出发点，用近代哲学家的模式，构造各种体系。而且，人们相信，古代哲学家们确实也如此期望。因为人们看到，古代哲学有数目庞大的，依等级高低而定的部门、科目、分类，从柏拉图至普罗克鲁斯的《神学要义》(Éléments de théologie)皆如此。欧几里得那部著名的《几何学原本》(Éléments)即是柏拉图的公理化理想所实现的结果。在整个古代，无论对伊壁鸠鲁或是对普罗克鲁斯，它都是哲学论述的基本范型。我自己喜欢在不同的哲学家身上，尤在斯多亚派哲学家身上，辨识这一理想的踪迹。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否定古代哲学作者有把思想严密化、体系化的意愿。正如斯多亚派看到的，思想亦如实存，若不致力于与自身成为一体，其将无以存在。尽管如此，在阅读古代作品时，难免仍有一些于我们的近代心智而言不是很自在的东西，或是论述方式，或是术语。不知有多少古代哲学史家、评注家对其所研究的作者叹息过，叹其论述之参差、行文之笨拙、结构之不足，其所叹者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有普罗提诺、奥古斯丁。
因此，我能把格鲁(Martial Gueroult)及其门生戈德施密特(V. Goldschmidt)、布鲁内(F. Brunner)、维曼(J. Vuillemin)的结构方法用于古代作者，实在是侥幸。这是一种繁殖力极强的方法，因为它也能用于近代那些意欲构造体系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笛卡尔、马勒伯朗士、黑格尔以及德国观念论。
也正是在此，我认为解释古代哲学时的基本问题暴露出来了。古代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撰写文章以述论一个概念体系吗？
首先，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撰写文章吗？戈德施密特承认如此。他在为澄清结构方法而提出的公设中有云：“结构方法无可置疑地强调书写作品，因为这是哲学思想表达自身的唯一证据。”说得很清楚。我们如何不以文章而了解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呢？
然而，我认为，这里的错误在于，它以近代哲学的书写模式，来谈论古代哲学的书写。因为首先，从一般看，这两种类型的书写是截然不同的。正如语言学家梅耶(A. Meillet)所说：“古代文学作品，其表达之缓慢，原因在于，它乃为着口头诵读而作。”可以说，古代之书写，或多或少都含口语维度。其次，更有力的理由是，古代的哲学书写与口耳有着密切关联。书写往往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口头实践联系在一起：一种方式是像在柏拉图或许多其他古代对话中那样，作者力图给读者造成参与一场口语事件的错觉；另一种更一般的方式是，当众诵读。文章并非为自己而作，而仅只是使语言再次成为语言的物质载体，好比近代的碟片或磁带，只是两个事件——讲学与重复听讲——之间的媒介。近代著作在空间上的同时性，古代以文字加以记录的口语在时间上的先后承继性，这二者相互对立。近代哲学著作类似于建筑物，所有部分都得共存：人们可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以证其结构严密；古代哲学作品则更像是音乐演奏，一切皆依主题与变奏进行。
因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联系着口头讲学，古代哲学作品首先是要面对一群聆听并时不时参与老师讨论的门生讲话。因此古代对作品的理解，就不仅仅是分析它的结构，而是要把它置于它所由来的那种鲜活的实践（praxis）之中，使它再次被那种实践所接纳。换言之，在古代哲学作品的背后，乃某一学派的生活。就是说，哲学家先得面对学生群体说话，哲学家的论说借此得以留存下来；哲学家所以说话，首要意图不在搭建一个概念的大厦，而在塑造这群学生——或采取与学生讨论的方式，或采取老师主讲的方式。可以说，现代人从自己的立场而想当然的，诸如结构缺陷、行文参差、内容矛盾之类，所有这些，皆是口头讲学的无奈之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哲学作品中的反映。
但我们还得进一步问，哲学的首要任务是不是构造概念体系。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这种口头讲学主要不是用一些成体系的概念和命题，来灌输一些反映世界体系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如《会饮》(175 d)中的苏格拉底所说：“要是智慧能从盈满的人的身上流到空虚的人的身上，像酒杯里的水通过一根羊毛流进一个空杯，那就好了。不，这种口头讲学，以及源自这种口头讲学的著作，绝不是灌输一种现成的知识，而主要是培养学生会做事、会讨论、会发言，以便在思想中、在城邦生活中，甚至世界生活中，知道自己的方向。施尔赫(Ren Schaerer)说：“［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得到的］定义对定义本身毫无意义；意义在于达到定义的过程。对话者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精神交往，更多的信赖，更多的做事技巧。”若它确实是柏拉图对话最显著的特性，那它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那些探究，对于普罗提诺的那些专论，也同样适合。那些表面上对我们没什么用的冗长述论，其目的却在于此。书写的哲学作品，因它是对口头讲学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与其说是学术论文，不如说是用以践行探究的一系列修习。在这里出现了“修习”这一观念，尽管只是关于理智上的修习。
不过，我们还得再进一步。我们事实上把这种理智上的修习设想为一种纯粹形式化的、总体上与生活完全无关的论说修习。在某些哲学家那里确实如此。诚然，在整个古代哲学史中，从头至尾，都可见到对这类哲学家的批评，因为他们只想靠卖弄哲学论说来博取声名。早在公元前3世纪，柏拉图派的波勒蒙(Polémon)就谴责同时代的某些人，他们想以辩证法的问答来获取人们的钦羡，却在自己的布局中陷入了自相矛盾。波勒蒙说，只有在生活的事情上，才尤其需要修习。几个世纪后的公元2世纪，斯多亚派的爱比克泰德也批评过这类哲学家的错误，说他们只会关注漂亮的容貌或者辩证法的奇技淫巧。而从原则上讲，从他们的基本取向上讲，所有古代的哲学流派都反对把哲学仅仅当作是纯理论化、纯形式化的理智的活动；他们视哲学为一种抉择，一种整个嵌入生活与灵魂中去的抉择。哲学之修习因此不仅仅是理智上的，而且也是精神境界上的。哲学也不仅仅教人会发言、会讨论，而且更要教人会生活，是就这个词所具有的最强力、最高贵的意义上而言的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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