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1949—1966年这一时段，考察政界与学界对于外国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由于政治的干预，文学批评的许多案例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文学批评主体勉为其难地适应当时的“经典”尺度，在作品阐释中体现了尴尬和犹疑。本书并非一本体例上大而全的教科书式的文学批评史，而是通过文学经典批评的追踪来叙述文学观念的流变，在古今中外的时空互动中揭示文学规范的历史脉络。
开卷明义，本书主要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它并不是一本体例周密、包罗万象的文学批评史教科书，而是表达一孔之见的叙史性专著。第二，全书基本不涉及“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的评论，而是考察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与学术界关于外国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并且追踪文学观念流变的过程及其原因。第三，以史料为基础，对“十七年”期间大量关于文学经典的第一手批评资料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分析，描述其批评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形态、内在逻辑，同时对一些重要的批判个案进行重新解读。一研究思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内地的当代文学经历着时空转换和时代主题的变迁，但是毛泽东在解放区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依然是指导文学发展的根本方针。同样，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和延安时期关于文学的性质、意义、生产、功能的规定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为了使新政权的建立获得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持和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强化文学批评维护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于是寻找更为牢固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支撑成为加强新中国文学批评意识形态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文学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因此经典的选择从来就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动机，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
本书的选题涉及三个关键词：历史记忆、文学经典与文学政治。这里的“历史记忆”意味着研究对象属于时间上的过去式范畴，批评者在“十七年”时期回过头去重新评价两千多年来的中外文学遗产，这种重新评价包含着国家意识形态主体对于历史记忆的认知，以及在认知中体现出来的情感和立场。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则浓缩了上述三个关键词的意义与相互关系。文学是某一时期人们思想感情的凝聚，它是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的积存。因此，如果要通过情感的、审美的方式为现存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的话，需要通过文学经典延续权力所许可的历史记忆，删除不能容忍的历史记忆。历史是权力掌握者建构的产物，他们根据现实的需要对过去的历史以及历史记忆进行改写，重新命名何为真实、客观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关于何为文学经典、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来探讨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记忆的构成机制。
本书截取1949-1966年这一时段，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66年前后的历史转折期文学批评范式转移的复杂过程，分析外国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批评中出现的核心问题，以及这种批评的现代性追求与悖论。笔者拟攻破的难题是，对1949-1966年大量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分析，描述批评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形态、内在逻辑。通过梳理外国、现代、古代的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标准与批评规范建立的历史缘起；考察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及其内部的协调和冲突，可以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揭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话语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困境，总结文学批评的经验教训。
笔者试图以问题史的结构方式对“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状况作一个学术史的考察，其中的某些问题在已经出版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学术史著作里有所论述，但论述的角度各不相同，有的从文学批评产生的灾难性的后果片面批判其消极面，有的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将一个个批评个案做成展示苦难的“木乃伊”。笔者试图尽量以客观、辩证的态度研究这一选题，并且将研究对象历史化。
李松，1974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哈佛大学东亚系、历史系与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现代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各两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红舞台的政治美学》（合著）《文学研究的知识论依据》（合著）《文学史哲学》（合著）等。
前言
研究综述
第一章 “十七年”文学批评与文学经典
第一节 “十七年”作为当代文学史概念的历史内涵
第二节 文学经典的界定
第三节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经典化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转折
第一节 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
第二节 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第三节 钱锺书《宋诗选注》的诗学思想
第三章 外国文学批评
第一节 文学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标准
第二节 高层领导对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
第三节 关于“现代派”的批判
第四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第一节 “当代文学”传统与“五四”的关系
第二节 鲁迅研究
第三节 通俗文学的边缘化
第五章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第一节 “厚今薄古”方针与文学史书写
第二节 古代文学遗产评价的基本问题
第三节 政治化文学批评的教训与反思
第四节 古代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珞珈语言文学丛书：十七年文学批评史论》：
中国文论话语的转型伴随着现代性思想西学东渐，有三个重要的时期：晚清至“五四”时期全面接受西方思想；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文论“一边倒”；80年代重新全面引进西方思想。根据意识形态内容来看，一类是西方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另一类是苏联的反映论、意识形态学说和以党性原则的基础构建的文艺理论，它以阶级性、倾向性、真实性和典型性为核心范畴，并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主要线索来考察文艺中的风格、流派、思潮和方法等问题。中国文学批评吸收域外文化资源的结果是，形成了以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宗白华、朱光潜等为代表的学院派文论家，以毛泽东、周扬、冯雪峰、胡风为代表的左翼文论家。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文学的性质、功能、服务对象等本质问题随着解放区文艺政策主导地位的确立而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古典文学研究由多样化转为统一化的时期，统一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古典文学研究被纳入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关于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毛泽东早就制定了这样的方针：“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同时，毛泽东还深入强调了哲学基础的重要性：“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949年以后的实际情况，也正是一方面在党和政府倡导下，对古典文学开展清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另一方面由国家意识形态部门主导，在学术界推进批判唯心论的进程，这两方面作为日常的一般工作，常以批判运动的方式交织进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学者适应政党意识形态的规训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要求，在历史变局的左右中进行自我身份的选择与调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主动适应型、被动改造型、自觉拒斥型。
前两种类型逐渐形成了两种典型意义的发展路向：第一，传统文学批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导，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中走向自我变革，例如郭绍虞、刘大杰。第二，有的学者在艺术自律与他律边缘从事文学批评，以钱锺书为代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改写与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的选学标准及其论争，是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批评风向的重要资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集中反映了某一时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批评方法与话语方式，具体的写作时代的批评观念潜藏其间，而每一次改写都清晰地反映了批评者受政治意识形态制约而做出昀适应性调整。钱锺书文学批评路径的遭遇反映了纯粹学院派研究方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要让位于为时代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批评。前面所说的第三种类型则以陈寅恪为代表，著有《柳如是别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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