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新文化运动已经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我们可有什么进步？好像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都捡回来了。儒学这个名头比一百年前更加红火得意，已经等同于国学了。而本来连国学这个词都是舶来的，这是弱国为了在世界上争学术地位而制造出来的非学术性的名称，并非一种专门的学问，而竟然在百年之后有人要为其争取一级学科的地位。儒家学说并非全无是处，譬如荀子就肯正视人性之恶，不愿像孟子那样一味说人性如何的善。正视恶的存在是为了改恶从善，性善论发展过头，就让人以为自己即使做了坏事也是从好意出发，以至不能改恶从善。西洋人有罪感，日本人有耻感，而中国人只有优越的善感，是以对任何事情都不担负责任——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呀。其实未必，中国人即使做了好事，有许多也只是为了图个好报，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我必须做。
十多年前，曹保印奉职于《新京报》，来上海约稿，希望开一专栏，针砭时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方向。我也写过一些小随笔，但都与学术有些关系，纯粹的时评从未写过，只能是试试。结果这一试就是近一年，写了数十篇。就事论事，并无大发明。这些时过境迁的文字还有结集的必要吗？去年一个会议上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的一番话，让我觉得结集还是有点意义的。还在鼓浪屿申遗以前，厦门市政府为了改善岛上的环境，限制过多人员的进入，计划收取上岛费，即连厦门人去鼓浪屿也要一体征收。其时舆论哗然，最有力最直白的反对意见莫过于：连走亲戚也必须缴费吗？但反对无效。我当时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写了一篇小文表示不同意见，情知同样会无效。没有料到，一周以后，原定收费的时间到了，却不收了。陈支平一直认为是我那篇《新京报》的小文章起了作用，但我想那可能只是最后的那根稻草吧。
虽然未必是那篇文章起了作用，但其他文章有点小影响还是的确的。比如说，我曾写了一篇小文章分析为什么用人单位要看应聘者的第一学历，因为高考比招收硕士生与博士生的考试更加公平，高考分数好表明该人的学习素质好。结果有人认为我歧视非重点高校的毕业生，还揭露我第一学历也并不佳的背景。其实我是在解释别人这样做的原因，至于这样做的利弊我并没有去作分析，因为已经超出题义。而我第一学历不好倒不是因为我自己不争气，而是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以后，凡是右派分子的子女，考得再好也不可能进入一流高校的。而且说到底，那年的招生跟考试分数就毫无关系，只是根据各中学报上来的建议名单，或录取或不录取，或录取重点院校，或录取一般院校，或录取机密专业，或录取一般专业。这种情况不但今天的青年听了会如同天方夜谭，即在当时我们自己也完全蒙在鼓里。有人对我这篇文章有意见，说明还是起了作用的，也是这些小文字值得结集的原因吧。
但一说到结集，总要标上发表的时间吧，否则没有意义了。但其时的《新京报》是城市报纸，上海竟无公共图书馆订阅，即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查起来也极不方便。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刘耿竟然从网上一个渠道几乎全部都查到了，责编又设法补齐全部。于是现在应该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了，因他们肯浪费有限的资源出这本书，记录某个历史年代某报纸的责任心与作者脱开自己专业掺入社会的短暂样态。书名是从《荀子》的一句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中节取的，无有其他深意。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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