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熹和《四书集注》
朱熹,字元晦,晚年自号晦庵,生于公元1130 年(宋高宗建炎四年),卒于公元1200 年(宋宁宗庆元六年)。他是中国历史上三五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命运坎坷,死后先被作为“先儒”从祀孔庙,此后又不断晋升“先贤”“先哲”之列,成为仅次于颜回、孟子等“四配”,而和子路、子贡等并列的儒者,其地位不仅高于汉唐诸儒,而且高于孔子弟子七十贤人中的大多数。汉唐以下所有儒者之中,获得如此殊荣的,只有朱熹一人。
《四书》,即四部儒家著作的合集。其中,《论语》在汉代就受到了特殊重视;《中庸》,南朝梁武帝时曾把它从《礼记》中分离出来,和佛经同等看待。唐代后期,韩愈等人又推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篇。宋代,程颢、程颐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提,南宋朱熹将它们合集,并倾毕生精力为之作注。朱熹生前曾建议把《四书》作为国家考试的必考课目。朱熹死后,因为《四书集注》,他被宋理宗追封为信国公,赠太师,并作为“先儒”,从祀孔庙。元代,《四书集注》成为国家考试的必考内容和标准答案。明代继承了这一制度,并加以彻底地贯彻执行,直到清朝末年取消科举制度为止。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四书集注》几乎成为每一个读书人指导言行的思想基础,并经过他们,影响着所有人的思想行为,因此可以说,《四书集注》是朱熹之后到清朝末年的中国第一书。
二 《四书集注》的宗旨
依朱熹所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章句序》)在这个“教人之法”中,包含着教学的目的。朱熹对古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这样表述的: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大学章句序》)
意思是说,上天降生了下界的民众,并且赋予每人一个仁义礼智的本性。但是因为他们禀受的气质不同,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本性的内容而加以保全。于是,一旦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聪明睿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本性的人物,上天就会任命他来做民众的君主或者导师,治理和教化民众,使民众复归那天赋的善良本性。这是上天设置君、师的目的,也是大学教人的目的。
《四书》及其《集注》,是朱熹为大学编定的教材,是大学教学的内容。因此,《四书集注》也当服务于这一目的,即教育学生复归那天赋的、善良的本性。这个目的,也是朱熹终生学术活动的目的。
依朱熹所说,在夏商周三代,从王宫、国都,直到社会基层,都有学校。人到八岁,都必须入小学,到十五岁,进入大学。通过学习,人人就都知道了自己本性中固有的东西,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而都各自安分地尽自己的职责。这是古代政治隆盛于上、风俗和美于下的原因,是后世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到了周代,政治衰落,贤圣的君主不出现,学校教育无人过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孔子这样的圣人。孔子没有君和师的职位去尽统治和教化的责任,于是就拿来了先王的法度,诵念并加以传播,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先王的法度能在后世的人们那里发扬光大。
依朱熹的意思,《大学》的内容,是曾参从孔子那里学得并加以传述的;《中庸》是孔子之孙、曾参之门生子思,根据从父师那里学得的、尧舜以来列圣一脉相承的传心之言而著述的。它们和《论语》《孟子》,所讲的都是先王的法度,是古代大学里教授的基本内容。
朱熹深为孟子以后俗儒只知记诵章句而不满。他的《四书集注》,讲述的乃是“大道之要”(《大学章句序》)。这个大道之要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复归自己的本性”。
三 格物致知是《大学》的灵魂
朱熹认为,读《四书》,应从《大学》开始,所以《大学章句》是《四书集注》的第一部。
朱熹把《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从开头“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这205 字是经,是曾参传述的孔子之言。
经文讲了《大学》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教育要达到的目标;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步骤。
八条目的开端,是“格物、致知”。在朱熹看来,这说的是,认识乃是道德修养、直到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根本。一个糊涂人,不可能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假如这样的人听到了几款道德律条就照着去做,那么,他越是诚心诚意,就越是事与愿违,甚至会走到危害社会的邪路上去。所以朱熹特意补上“格物”“致知”这一章,着力强调格物致知的根本意义。
在朱熹思想的影响下,以后的儒者都纷纷把格物或“格致”(格物致知)作为自己思想进程的出发点。对格物、致知的强调,是朱熹对中国哲学乃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四 《论语》的仁是天理
《论语》最重要的思想是仁。《大学章句》说,仁,是上天赋予民众的本性,所以,仁就是天理: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集注·学而》第二章)
“爱之理”,也就是说,仁是合乎天理的爱;或者说,只有合乎天理的爱,才能称为仁。怎样才是合乎天理的爱?就是合乎礼。因为: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论语集注·学而》第十二章)
这就是说,人们各种活动的仪式、法则,只是外部表现。它们的内在本质,和仁一样,乃是天理。所以,孔子才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孔子曾经说过:“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第十五章)朱熹注道:
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
这就是说,在朱熹看来,所谓“一以贯之”,就是天理贯穿一切。
借助朱熹的天理人性之论,孔子的学说在新的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为现实服务,朱熹的《四书集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五 《孟子》的人性也是天理
朱熹《孟子集注》在卷首引二程的话说:
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在朱熹看来,整部《孟子》都贯穿着一个思想,那就是“性善说”。而人的本性之所以善良,因为它是得自上天的天理: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
人的性就是天理,天理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人禀得了这天理的全部,所以人性本善。这就是从二程到朱熹对孟子人性论的重新阐释。
孟子主张王道仁政,主张君主要讲仁义而不要讲利,从而开辟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义利之辩。朱熹对此注道:
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孟子集注·梁惠王上》)
讲仁义,不求利而“自无不利”,而“未尝不利”,也就是说,仁义也是利,区别仅仅在于是谁的利。仁义所维护的,是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利益;利所指称的,是一家或个人的利益。义利之辩,实质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之辩。
应该说,朱熹对义利之辩的理解是深刻的。
六 《中庸》论循理即是道
《中庸》开头说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熹解释说:
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
儒者们从孔子开始,如果把他们的事业集中在一个点,那就是“求道”。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那么,什么是道?《中庸》的回答是:“率性。”朱熹的解释是:性,就是天理。率性,就是循理。因此,循理即道。也就是说,按照天理行事,就是儒家的道。而道,也就是“中”:
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中庸章句》第四章)\u007f
所谓“中庸”,就是按照天理行事,不偏也不倚,不过分也没有不及。
那么,怎样才能循理行道,做到中庸?《中庸》认为,基本条件是要心诚。因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
怎样才能心诚?《中庸》说: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第二十一章)
朱熹解释说,由诚而能明察的,是圣人;由明达到诚的,是贤人。这里对于明与诚的论述,“与《大学》相表里”,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的关系。
至此为止,朱熹就借助对《四书》的注释,完成了他以天理为灵魂的思想体系。
七 本书选用《四库》本的理由
本译本采用《四库全书》本作底本。理由有二:
一、《四书集注》从元朝末年开始作为国家教学和考试的标准教材。明朝初年,国家编定《四书大全》。清朝前期,《四书章句集注》沿袭明代编法,按照《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载入《四库全书》。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四库全书》本都是官方确定的版本,也应当是学生受教、赴试的标准版本,因而是古代最重要的版本。
二、和现今通行的、也是最好的中华书局点校本相比,《四库全书》本的文字更加准确:
1.《论语集注·宪问》第十二章:杨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
“杨氏”,中华书局本作“胡氏”。《西山读书记》《论语集注大全》等均作“杨氏”。宋人蔡节的《论语集说》甚至明确指出是“龟山杨氏”。
2.《论语集注·宪问》第十四章:“公叔文子,卫大夫公孙枝也。……”
“公孙枝”,中华书局本作“公孙拔”。元金履祥《论语集注
考证》卷七:“公孙枝,按《左传》及注,当从‘公叔发’。《集注》或传写之误。”清张尚瑗《左传折诸》卷十八:“公叔发即公叔文子也。《论语》孔氏注作‘公孙拔’,疏作‘公孙枝’,《集注》从之。”
公叔文子,是公叔发、公孙拔,还是公孙枝,可另考,但《论语集注》就是公孙枝。至于中华书局本所据底本认定就是公孙拔,且断定就是《集注》本之错(见中华本《附录:四书章句附考序》),则不敢苟同。
3.《中庸章句》第一章:“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
这一段,元朝的版本作“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
明代《四书大全·中庸章句大全》对比二者以后论道:“今以后来本校之,疏密浅深,大有间矣。然‘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此语亦包括要切。《或问》所谓‘其本皆出乎天而实不外乎我’,与此语无异,是仍存之于《或问》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录从定本耳。盖尝论之,前圣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汤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虽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别白融贯言之。至孔子传《易》,曰各正性命,一阴一阳之谓道,继善成性,习教事,教思无穷。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于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发前圣未发之蕴,以开示后世学者于无穷。朱子于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于先,复融贯会通于后。元本含蓄未尽,至定本,则尽发子思之意,无复余蕴,故今一遵定本云。”
今存《四库全书》本,即《四书大全》本,亦即所谓“定本”。且《大全》所辩,义理以定本为胜,故本译本从之。这一段文字,中华书局本同元本,且有所据底本之校刊者清代吴英的长篇辨析附于书后。然而在译者看来,吴氏之辨析,不如《大全》本之辩。当然,见仁见智,各存其便。
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总之,《四库》本自有其优胜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