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官_[美]艾尔弗雷德·瓦茨_9787214253330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这是一部关于武官的历史著作，记述了武官制度萌芽、诞生到发展成熟的历史，并探讨了武官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舞台上的作用。作者指出，作为军人外交官和大使的军事顾问，武官受军队上级和大使的双重领导，因此常常使自己卷入军方与文官的复杂关系之中。同时，武官还经

译序

武官：集军事外交与军事情报职能为一身的独特军官

刘强

武官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直活跃在军事外交（西方称防务外交）和军事情报工作领域，对维护国家安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世界很多著名将领都有过武官任职经历，例如人们熟知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五星上将约翰•约瑟夫•潘兴1904-1905年任驻日本武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1925-1928年任驻美国海军武官。武官的任职经历不仅对他们的军人生涯产生过重要影响，也对其国家后来的军事战略产生过重大影响。

如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设有武官制度，尤其是发达国家更是十分重视武官工作。但是，因国体和对武官地位作用的认知不同，有的国家实行职业武官制度，即有人终身供奉此职；有的则实行非职业武官制度，即担任此职者只是暂时的或只有一次机会。无论如何，在任何国家军队中，武官都是其军队中极少数人从事的工作或担任的职务，其工作内容和性质也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因此显得有些神秘。但事实上，武官并不神秘。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对武官的定义为是：“国家武装力量的外交代表，使馆馆长的军事助手，基本任务是从事军事外交和军事情报工作。” 可见，武官是集军事外交官和军事情报官为一身的独特军官，既是军人的一种职业称谓，也是军人的一种职务称谓。他们依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作为堂堂正正的军事外交官被列入驻在国外交官名册，从事着军事外交和军事情报工作。我们从各类媒体中也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就武官的起源而言，武官是战争需求催生并依托于常驻使节制度暨大使馆制度的产物。学术界通常认为，当今的常驻使节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意大利，而正式确立则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署后。那些依据双边条约或约定派往对方国家大使馆（或公使馆）的军事使者，作为常驻军事代表，除了代表国家武装力量处理两军事务外，还担负着研究驻在国政治和军事问题、搜集本国关心的各类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的重任。这些人后来逐渐演化为当今概念下的武官。

关于谁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武官，学术界并无统一定论，但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观点认为，武官最早始于拿破仑时期的1805年。因为那年拿破仑派遣了一位名叫德•拉格朗热的上尉到法国驻维也纳公使馆任二等秘书，其职责是：准确地了解奥地利各军团的实力和驻地，并规定必须每月向法国总参谋部和外交大臣报告奥军动向。拿破仑还特别强调，该上尉务必不遗余力地执行使命，不允许有任何奥军营级以上部队调动而没有发回情报的失职行为。此后，拿破仑还向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德黑兰、维也纳和柏林等使馆派遣军官作为外交官，并赋予其与拉格朗热相同的使命。此类人员后被统称之为Attaché Militaire（直译为“军事随员”）。拿破仑此举遂被许多欧洲国家效仿。例如，1809年10月，奥皇弗朗索瓦一世在任命查理•冯•斯瓦恩贝尔格亲王出任驻巴黎大使时，同时给你配备了一位军官作为军事助手，并规定其必须为国家获得有关驻在国的正确详细的军事情报。事实上，当时欧洲对军事外交官的称谓并无统一，甚至有些杂乱无章，军事专家、军事副官、军事秘书、军务代表等，不一而足。但是，自1843年奥地利派驻巴黎的卢德维格•冯•吉尼亚以Attaché Militaire头衔第一次出现于外交官名册之上后，从事此类工作者就都被称之为Attaché Militaire。因此，如果说1805年的德•拉格朗热不是世界上第一位现代意义的武官，那么，1843年的卢德维格•冯•吉尼亚则无可置疑。因为吉尼亚无论是身份称谓还是地位职能，都完全符合现代武官的内涵和外延。但拉格朗热上尉的地位依旧不可忽视，因为，当今世界各国武官的英文均统称为Military Attaché，而Attaché一词是英文中标准的法语外来语，因此也就不难判断现代寓意的武官源头在哪里。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在悠久历史中，会否在武官的追根溯源中发现蛛丝马迹呢？答案是肯定的，却也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确实出现过与现代寓意武官很相近但又完全不同因而常被误以为是“武官”的人物。例如，“北门之管”或“北门锁钥”、“秣兵厉马”成语中涉及到的人物——秦国派往郑国驻守的大夫——杞子等人，就常被人认为是武官的缘起。必须承认，杞子等人的身份和在郑国从事的工作与当今的武官却有几份相像，但又难以被定性为武官。这主要是由于杞子的使命和任务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尽管杞子在郑国期间搜集了不少情报，尤其是他报告秦国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 即他已掌控了郑国北城门的钥匙，若派兵来袭则可灭而得之。其后，当秦兵真的前来时，杞子等人秣兵厉马准备里应外合。但是，只要了解杞子等人的使命，就会明白他与现代寓意武官根本不是一回事。熟习“烛之武退秦师”典故者均知，杞子等人去郑国的缘由在《左传•三十年》中记载如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常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知所知也。夫晋，何厌只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图之。’秦泊说，与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且不说《左传》中对杞子的职务身份未作交代，后人认为其是大夫。逢孙和杨孙在杨伯峻编著的《春秋左传注》中的注释是，前者为“秦大夫”，后者为“秦下大夫”。姑且认为他们非“文官”而是“武官”，但留在郑国的职责只是“戍之”，也就是驻守郑国助其防务。因此，笔者曾撰文认为：“杞子的任务是驻防郑国，如果还留有其他军力，他就是秦国驻郑国军队司令，如果只是带领逢孙和杨孙两人帮助郑国戍边守防，则其身份就是典型的军事专家或军事顾问” 。鉴此，因为事情发生在遥远的公元前630年，若说杞子是世界上较早（是否为最早仍需考证）的驻外军事使者、军事专家或军事顾问（这些职务和身份的人当今依旧存在）还是较为贴切的，但与现代寓意的武官则相去甚远。

事实上，中国的武官制度始于清朝被西方列强炮舰外交打开闭关锁国之后。当时，美、英、法、德、日、俄等约14个国家向清政府派驻武官。洋务运动兴起后，了解国外军事情况称为必须事宜。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清政府新任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的推动下，向国外派驻“武随员”（即武官）制度得以建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驻法国大使李式训又就有关武随员事宜上奏政府，就“武随员”的任务、地位、选派、衔级和经费以及派驻国家等提出建议。陆军部会商外交部和邮传补，经军机处上奏皇上，并得到批准，对后来的中国的武官制度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于是，1907年，清政府陆军部制定了《驻外使署武随员章程规则》，其中对武官的任务等作了详细规定。其后出台的《出使章程》和《出使报告章程》中也都明确了武官的军事情报工作使命和须报告的内容。至此，中国的武官制度步入正轨，形成了除个别国家外，驻外大使馆“武随员，各俱一人”的制度安排。其中，当时对武官的任务给予了详细规定，例如，要求武官“应当随时向清廷禀告当地军队编制、军署组织、军学教育、作战方略、马政、兵器、要塞、征募拨充征调章程、赏罚、战术、出师计划、大操事件、外国战史、战时各种勤务等讯息，还要搜集军用地图、军事报章、军事图书等物件。除此之外，他们还应调查所驻国的卫生、经理、交通机关及运输计划、戒严法等看似与军事并无直接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 。军事情报工作的色彩跃然纸上，为后来武官工作奠定了基础。

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民国承继了过往的武官制度。但最初由于军阀混战，这一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最初10年间仅向美、日、英、法等为数不多国家派驻武官。直至20世纪30年代，武官制度才基本恢复正常并得以发展。期间，多次修订了《驻外陆、海、空军武官条例》《驻外武官业务规程》和《驻外武官办事通则》等规章。1933年至1942年间，向美、英、法、德、意、苏、土等8个国家派驻武官，1946年增加到17个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武官制度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国大典一个月后，即向苏联派驻了第一位武官。到1950年底，已先后在苏联、缅甸、印尼、捷克、匈牙利、印度、瑞典、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丹麦和瑞士等12个国家设立了武官处。到改革开放前，我驻外武官处已达43个。而改革开放后，武官制度得到跨越式发展，不仅各项制度得到完善，武官处的数量也得到快速增长。2019年颁布的国防白皮书明确说明，“中国迄今已同150多个国家开展军事交往，在驻外使馆（团）设有130个驻外武官机构” ，遍布世界五大洲。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武官队伍还将进一步扩大。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的武官制度是以“师夷”理念依照西方武官制度模式而建。虽然中国原本就有“武官”一词，但其含义是区别文职官员的“军官”。而现代寓意的“武官”一直称之为“武随员”或“武参赞”，这显然也是依据Attaché Militaire的本意而来。直到1931年中华民国政府《武官条例》出现，才正式称之为武官。而《武官条例》中第一次将过往的称谓改为武官也是师从日本的结果，即借用了日语汉字的“武官”而来。至此，中文“武官”一词成为一个多义词，除了具有原本区别于文官的内涵外，也成为一个与世界内涵与外延相同的专有名词。

如前所述，武官是常驻使节制度暨大使制度的产物，既作为外交官独立存在，更是作为大使的军事助手而出现。因此，武官的工作性质和职能定位决定了全世界各国武官大致都是从事两项主要任务，即军事外交和军事情报。

军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执行军事外交的行为主体很多，上至国家元首和军队高层首长，下至普通官兵。但武官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驻外代表，常年驻扎国外，是军事外交最为直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武官工作在军事外交第一线，发挥着纽带和桥梁功能，担负着维持两军正常交往以加深彼此理解和信任并由此推动双边和多边合作的重任，是军事外交的最为重要的渠道。其中，武官通过交涉和谈判等，沟通和协调解决双边军事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负责处理大量两军间各类具体事务；学习和借鉴驻在国的引进外军先进军事思想、作战理念、训练方法、武器装备与军事科技等，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议与发展；加强与驻在国的交流与合作，协助和保障军队领导人互访、促成国内武器装备和相关军事技术走出国门、推动军品出口和联合研发、协调联演联训和互派军事留学生，等等。由于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因此，军事关系的好坏也成为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出色的军事外交工作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两军关系，还可成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巨大动力。由此可见，武官的军事外交素质和能力如何就显得十分关键。因为，尽管两国关系是军事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但武官作为一线的具体操作者，其军事外交能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所以，世界各国在遴选任用武官时，无不对其的外交素质十分看重，并通过相应的培训来提高，以期能在未来的工作中发挥高效作用。

兵马未动，情报先行。军事情报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前提和基础，是取得军事斗争优势和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基础。武官军事情报工作是众多军事情报手段之一和最为重要的人力情报手段之一，是国家军事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军事战略也关系到国家战略的构建，并对具体军事问题具有重要影响。从历史源头不难发现，武官是因战争需要尤其是军事情报需要而生。由于军事问题是个专业的问题，尤其是在战争频发的年代，需要专门人员来了解和处理相关国家的军事问题，而大使终究在专业军事问题上有所欠缺（除非本身是军人出身）。因此，拿破仑就想到应该派军人进入到大使馆之中，搜集、研究和报告驻在国和相关国家的军事情况，后来各国纷纷效仿，国家间根据相关协议互派武官也就逐渐成为惯例，军事情报工作也就一直是武官的重要工作内容。

由于武官身处国外，对驻在国的事情有着最直接的接触，能够搜集到驻在国最为“新鲜”的情报，并能更为深刻地了解和感悟地区形势变化迹象。因此，武官发回的驻在国情况，均会被军队甚至国家十分重视，历史上很多国家也都十分注意利用武官对驻在国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就极为重视武官情报。也正因为如此，武官也常常被誉为国家的战略哨兵。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往往一说到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间谍。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世界各国武官虽均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但与间谍完全不同，也不是间谍。因为，间谍是秘密的，武官是公开的，间谍需要各种身份做掩护，而武官则是登陆于驻在国外交官名册的外交官。因此，间谍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秘密手段获取情报，而武官则是通过公开合法手段搜集情报（通常被形象地比喻为“戴白手套”），以防授人以柄，两者有着本质差别。间谍一旦被识破并被抓捕，依据不同国家的法律，要么判以重刑要么处以极刑。而武官是外交官，根据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权通过合法手段对驻在国的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等相关信息进行调查搜集和分析研判，并可将研究成果通过包括电台编码和外交邮袋等渠道上报回国内。即便因某种原因受到驻在国的“厌恶”，因为武官具有外交豁免权，也只能以“不受欢迎者”而限期离境。

尽管武官的情报工作是公开合法的，但毕竟他从事的是军事工作，尤其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军事的敏感性直接导致其身份的敏感。因此，各国对待武官的到任也都有着严格的审查批准惯例，这种“待遇”在大使馆中，只有大使和武官有，即便是作为首席馆员的政务参赞，也无需等驻在国批准而直接上任，足见武官的特殊地位。当然，从武官出现之日起，违反驻在国法律、法规而从事超越合法手段获取情报的情况一直存在。我们常常能够从媒体上看到某国驻某国的武官因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事情而被驱逐出境的新闻。这只能说这些武官还不够专业，或有其他原因所致，并不代表武官这种职业和职务本身的问题。

随着时代发展，武官也变得丰富起来，不仅分工越来越细，层次和称谓也更加细化，从最早的陆军武官，发展到今天的国防武官、三军武官（陆、海、空军武官）、军种武官（陆军武官、空军武官、海军武官和陆空军武官等）和技术武官等，还相应设置了副武官、武官助理、武官秘书等职。目前，世界各国的武官军衔因国情一般是从少将到少校不等，但历史上也曾有上将或中将等高级将领担任武官案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驻美国武官是中将，墨西哥驻美国武官则是上将，新中国担任武官的最高军衔者是1955年上任的驻苏联武官韩振纪中将。在驻在国任职的武官们还组成武官团，除了作为内部的工作和娱乐交流平台，也是与驻在国交流的一个团体组织。

可以预见，只要各国还拥有军队，国家间军队交往还在进行，武官就一定还会存在，各国也必将对武官制度建设着力前行。因为，每一位武官都是国家的军事使者和战略哨兵，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对国家国防和军队建设至关重要，会在更多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和问题上，为国家生存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是我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平时研究，从学理上对武官的一点认识。

现在读者看到的这本由艾尔弗雷德•瓦茨撰写的《武官》，虽然版本较早，但作者以较为宽阔的视角，对武官的历史和具体工作进行了阐述和解读，触及了武官所涉及的很多问题，尤其是通过大量案例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官工作进行了较为生动的阐述，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且严谨亦严肃的著作，对了解武官历史和工作极具裨益。更重要的是，总览世界，有关武官的书籍实属凤毛麟角，国内公开出版物仅有一二。因此，当同事陈乐福先生译出此书后，我积极推荐给江苏人民出版社张延安编辑，他们很快通过了选题评审并购得版权。因此，在此要特别感谢张延安先生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慧眼，才使各位读者有机会看到此书，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武官的世界。

2020年8月30日

南京听风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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