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分为文化内核和物质外壳两个部分。道教的文化内核是以先秦道家思想主要是老庄思想为母体,由《易经》衍生出修炼模式,以生命问题为核心,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了谶纬、阴阳五行、墨家及儒家的学说,在与佛教的互动中又吸收了很多佛教的元素,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宫观、道阶、器物等则是它的物质外壳。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学者们对道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宗教”依然存在争议。这是因为,道教的边界并不如其他宗教那般清晰,它似乎离现实社会很远,又似乎近在咫尺,百姓日用而不知。鲁迅先生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指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道教发展史上,明清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道教在明代达到兴旺的顶峰,在清代又一落千丈。有明一代,道士破天荒进入行政中枢,负责王朝的礼仪和祭祀,很多高道通过道录司、神乐观、朝天宫等宫观衙门在礼部获得高位,如周思得、刘渊然、邵元节、张宇初等人,深受皇帝信奉,成为社会上层争相结交的对象。这些入朝的道士中,既有以“出世心行入世事”、被誉“道德清高”的高真大德,亦有被正史断为“妄佞”的“妖道”。神乐观等道教衙门作为道教的政治舞台,反映出道教,特别是正一道为了生存,虽然经历着道教内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争夺,但依然团结在中心人物的周围以抵抗皇室、言官、阉党、佛教等各方势力谋求发展的压力,使得有明一代见证了道教在君主专制时代的最后勃兴。
进入清代,道教失去了皇室及权贵阶层的支持。若说清初顺治、康熙二帝为拉拢汉人还保留着对道教的某种优待的话,乾隆之后,政局趋于稳定,道教的政治地位便陡然下降。乾隆降低了张天师的品秩,废止了神乐观;嘉庆叫停了张天师的筵宴;道光则直接停止了张天师的循例朝觐,宫廷内也不再任用道官。可以说,雍、乾时的高道娄近垣是清朝最后一个贴近皇帝的道官。乾隆还下令禁止张天师或龙虎山法官到各省开坛传度,否则与天师一并议处。这样的禁令不但将正一道的法脉传承逼入地下,也大大降低了龙虎山天师府的地位和收入,正一道从此一蹶不振。全真教虽然有过短暂中兴,但始终也未为皇权所用。
纵观历史,道教的发展依赖皇权的支持和知识阶层的投入,皇帝有“一言兴废”的能力,但这也仅限于社会上层和权贵阶层,民间对道教的尊崇才是道教的生命力所在,因此不能忽略明清时期道教在民间的发展。事实上,清代道教的衰落,只是在官方的地位一落千丈,在民间,包括少数民族所居之边远地区,道教仍在持续发展。明清时期,民间不但出现了许多新生的道派、丹派,也新出了不少丹籍、道经,在明清“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下,民间还出现了具有明显道教特征和色彩的民间儒学流派。明清时期,大量华人向海外移民,道教随着华人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东南亚,在华人间的影响持续至今,渗入血脉,是华人与故土的精神联结。
鸦片战争之后,西风东渐,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文化对道教产生强烈冲击,西方文化更以“科学”“民主”为名冲击着传统的中国社会,儒、释、道三教在此间都受到严峻挑战。民国时期,“科玄论战”后,道教更加首当其冲,以陈撄宁、张恩溥等为代表的道教人士进行了艰难的自救,这个过程可以说迄今都还没有完成。
道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其精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道教文化进行扬弃,道教如何面对时代的冲击,是摆在研究者和教界人士面前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