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_[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著_9787571000035

《爱因斯坦全集》是有史以来科学史文献方面Z具雄心的出版事业之一，已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D家出版发行此书的中文版。全集包括从爱因斯坦档案馆中选出的14000余件文件以及许多新发现的文件。全集出齐将超过25卷。包括爱因斯坦已发表的全部物理学和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还有他的笔记，未发表的科学手稿以及他与20世纪著名科学家诸如洛伦兹、薛定谔、居里夫人、普朗克以及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弗洛伊德，罗素，萧伯纳，罗斯福等人的通信。全集不仅能够增进我们对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活的认识，而且也为理解现代科学，政治和文化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综合性的手段。

第十三卷（柏林时期，1922年1月-1923年3月，通信集）：本卷中所收录的书信反映了爱因斯坦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该领域的论文的数量及其重要性。本卷中也包含着爱因斯坦对政治感兴趣并卷入政治的征兆，尤其是包含了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及为期5个半月的远东之行。

第十三卷序言

VII
爱因斯坦在1922年末至1923年初进行的为期五个半月的远东、巴勒斯坦与西班牙之行是本卷所覆盖到的时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20]
在上一卷中我们知道了在1921年9月，爱因斯坦被进步的日本《改造》杂志社邀请去开始一段日本讲学之旅。[21]在接受于1922年秋季动身的邀请之后，他却对资金条款感到不满，并拒绝了这份邀请。但是，在1922年1月末的时候，东京帝国大学物理学教授石原纯转呈给爱因斯坦一份来自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的正式信件，重新提出为期一个月的旅行邀请，行程计划开始于9月末或10月初，将包括在东京的一系列科学讲座以及在其他几个城市举行六个科普讲座。提出的酬金为2000英镑（文件21），正是他早先想要的。这场旅行会得到日本文部大臣与东京大学校长的支持，但是除上述提及的活动之外，爱因斯坦在日本的其他活动必须要得到改造社的批准（文件40）。
爱因斯坦受邀访问的日本正处于大正时代，“这个时期，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世俗主义与民主化似乎正在替代主要着重于民族塑造的明治时代狭隘的主张”。[22]在这次访问十二年之后，山本实彦写到，对爱因斯坦的邀请，正值1919年与1921年之间日本出现“急剧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一变化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改造社出版日本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与劳工运动家贺川丰彦的一部小说(见Kagawa 1920)。这部小说所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功为邀请爱因斯坦与其他杰出的知识分子，如John Dewey、Bertrand Russell、Margaret Sanger访问日本提供了资金。当Russell被要求列举出世界上三位最伟大的人的时候，他告诉山本实彦：“第一位是爱因斯坦，然后是列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了”。山本实彦写到他曾向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与石原纯请教关于相对论的问题，之后就决定拨出大约20000美元用于爱因斯坦对日本的访问，并派他驻欧洲的记者室伏高信去柏林拜访爱因斯坦，以商讨有关这次访问的条件。[23]但是根据石原纯的记载，山本实彦在Russell访问日本之前大约九个月就已向他与西田几多郎商议邀请爱因斯坦一事。[24]在第三份描述中，改造社的原执行董事横关爱造（Aizo Yokozeki）声称当石原纯建议出版社邀请爱因斯坦时，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去请教东京的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后者在建议他们邀请爱因斯坦时，指出日本的大学本身没有资金将日本学生送到海外或邀请爱因斯坦来日本(Yokozeki 1956)。
第一份显示爱因斯坦重新考虑了早先已拒绝的邀请的记录，是1922年3月中旬一封他写给Paul Ehrenfest的信。他“无法抵挡东亚美女的诱惑”（文件87），并且不久之后便致信石原纯说因为要参加在莱比锡的自然科学家（Naturforscher）会议，所以已计划好的启程动身要推迟一个月（文件118）。在8月的时候，日本帝国学士院通过了一项欢迎爱因斯坦的决议，日本政府也正在准备“一个友好的欢迎”（文件283）。长冈半太郎的学生之一，土井不曇（Uzumi Doi）寄给爱因斯坦一封批判相对论的信，并附上他最近写的反对相对论论文的复印件，表达了爱因斯坦“有幸尚存余生，可以回归正道，从那个自你26岁以来就笼罩着你的毁灭性的魔咒下解放出来”（土井用英语写的这封信，即文件206）。
在这趟旅途开始几个月之前，爱因斯坦告诉Zangger，他“渴望清静”，前往远东的旅程意味着“在大海上享有12个星期的安宁”（文件241）。
爱因斯坦夫妇在1922年10月3日开始了他们的旅程。他们从柏林前往苏黎世，在那里爱因斯坦很可能看望了他的儿子们，然后前往伯尔尼与日内瓦，在那里他见到了他的朋友Michel Besso与Lucien Chavan。在10月6日，爱因斯坦夫妇乘坐火车从伯尔尼前往马赛，两天之后登上日本邮轮“北野丸”，从马赛港起航，经苏伊士运河前往远东。
据我们所知，这个旅行的日记是爱因斯坦长期在外时第一次记日记。目的最有可能是要给他的两个继女Ilse与Margot当阅读材料。[25]他每天都写日记，有时会为文字配上火山、小船和鱼的插图。他记录着他对阅读到的东西、人与地方、以及科学与其他话题的直观印象与长时间的思考。
起航之后不就，爱因斯坦记录下了对地中海的温暖的太阳与“自我（I）”与“它（it）”之间“距离”的逐渐消失感到非常高兴。他在船上最初几天所阅读的一篇精神病学的文章（Kretschmer 1921）使他思考：“昨天仍被阅读Kretschmer的文章所震撼。感到仿佛是被钳子抓着。过度敏感转化为冷漠。年轻时，内心羞怯，与世隔绝。在自我与他人间隔着一面玻璃。无端的猜疑。无端的猜疑。纸上呈现的代替世界。禁欲的冲动”（文件379，[p. ３]）[此处原误标为p.2，译者改正过来了。后面凡出现类似错误，径直改正，不再一一指出。——译者]。
在这次旅行中，爱因斯坦第一次遇到了大量的不同国家的国民，其中的大部分他以前从未遇到。他描述日本乘客与船员“精确而不迂腐，不带个人印记”以及“快活地履行了落在他们身上的社会职能，毫不自大，却为他的集体和民族感到自豪” (文件379, p. 1v).。在塞得港，他观察到“一大堆小船里坐着各样的黎凡特人（Levantiner），他们大声嚷嚷，比划着手势，涌向我们的船”。他接下来注意到了“土匪一样粗俗的黎凡特人”，但是“看起来英俊而优雅” (文件379, [p. 4])。
在科伦坡，他搭乘了人力车，对“自己参与到如此对待人类的丑行中感到非常羞愧，但却不能改变什么”。他对有着“贵族”举止、体力与尊严的大量的乞丐感到惊骇与着迷。但是在“土著人”的地区，“尽管有很多美好之处，他们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气候阻碍他们思索超过前一刻钟或后一刻钟的事。他们在大堆污秽和重度恶臭中栖身，做的少，需要的少。简单经济的生命循环。太多人挤在一起，以至于个体不可能有任何特殊存在。” (文件379, [p. 7])。
所遇到的这些让爱因斯坦也对欧洲人进行了思考：“人们一旦正确认识到这些人，就不再会欣赏欧洲人，因为他们更放纵更残忍，如此粗鲁并且更贪婪——而不幸的是，这却造成他们实用上的优势，他们着手处理大事并将之付诸实践的能力。在这种气候下，我们难道不也会变得像印度人一样？” (文件 379, [p. 7v]).
在海上航行几乎四个星期后，爱因斯坦于11月初在新加坡参加第一个正式活动。在抵达之时，他才知道Chaim Weizmann又一次决定“利用我的这次旅行来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谋利”（在1921年，爱因斯坦陪同Weizmann前去美国，那次行程主要是为希伯来大学筹集资金）。[26]爱因斯坦与新加坡犹太人团体的领导人Manasseh Meyer见了面，并形容后者为“新加坡的犹太富豪”。Meyer后来为希伯来大学捐献了500英镑。[27]
一星期之后，爱因斯坦在香港做短暂停留时，他被中国人的处境所震惊，中国人“就这样因为他们的生殖力，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残酷惩罚。我觉得他们在无力和迟钝中难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看到这些让人难过”。爱因斯坦进入了中国内陆，他形容那里的居民是“勤奋、肮脏、麻木的人民”。他继续说到“如果这些中国人挤掉了其他所有人种，那真是遗憾。对于我们这类人，这个念头想起来都无聊的难以形容。” (文件379, [p. 13])。然而，在爱因斯坦于第二年1月初对香港进行回程访问时，他形容中国人是“地球上最可怜的人民，被残暴虐待，折磨致死” (文件379, [p. 30])。
爱因斯坦夫妇与11月13日抵达上海。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改造社的一位职员稻垣守克（Morikatsu Inagaki），以及他的妻子Tony，她将陪伴他们完成前往日本神户的最后一段行程。他们也受到了德国领事Fritz Thiel的欢迎，后者显然要求爱因斯坦“一定不要忽视”在日本的德国人社团。爱因斯坦向他说清了改造社已经垄断了他的出席场合的日程安排，参与额外公共活动必须由改造社批准。[28]
在抵达上海时，爱因斯坦从一封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秘书Christopher Aurivillius发来的电报中得知他已被授予诺贝尔奖（文件384）。
他于9月17日左右从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委员会的代理主席Svante Arrhenius那里得到了第一个关于他将成为1921年[29]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暗示：“我非常希望12月份您能来斯德哥尔摩，如果您去日本的话，那就肯定无法实现了。不过前来斯德哥尔摩的邀请要等11月中旬才能发出”（文件359）。第二天，爱因斯坦的朋友与同事Max von Laue也暗示了诺贝尔奖的事情：“根据我昨天得到的可靠情报，11月将有事情发生，你最好12月份能在欧洲”。他因此建议爱因斯坦重新考虑前往日本的旅行（文件363）。虽然这两份通信中都没有明确提及诺贝尔奖，但是爱因斯坦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尽管如此，他致信Arrhenius说，自己需要履约开始进行这次讲座之旅，不想延期（文件365）。
Aurivillius在他发出电报之后又附上一封信件，告知爱因斯坦瑞典皇家科学院已经决定授予他“上一年度（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此表彰您在理论物理上的工作，特别是您对光电效应法则的发现，但并未包括您的相对论和引力理论，它们的应有价值有待将来确认”。颁奖典礼将在12月10日举行，并且“您需要发表一个公开演讲”（文件385）。
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没有在他的日记中记下诺贝尔奖的事。
现存最早的为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而发来的贺信，来自于Niels Bohr，他获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我而言，我能从外界环境中得到的最大的荣幸和乐事，就是和您同时被考虑授奖”（文件386）。爱因斯坦回复到：“和我敬爱的Bohr一起获奖，这使我特别快乐”（文件420）。对于Bohr因在爱因斯坦归来之前就将接受诺贝尔奖而产生的不安，爱因斯坦写道：“您害怕您可能在我前面获奖，我觉得这特别可爱——这真是典型的Bohr风格”（文件421）。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之后的第二天，诺贝尔奖基金会通知爱因斯坦，他们已替他将奖金存于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里。奖金的金额为121,572.54瑞典克朗，在那时等值于32,653.76美元，大约相当于爱因斯坦在柏林工作年薪的４９倍。诺贝尔奖基金会保存着金奖章与获奖证书，等待爱因斯坦的指示（文件396）。在1923年3月爱因斯坦回到柏林的时候， Arrhenius提出了两个领奖的选择：爱因斯坦可以参加于1923年12月举行的下一个正式颁奖仪式，或者在夏季哥德堡举行一个大型的瑞典展览会与自然科学家的会议的时候，在那里举行一场通俗演讲（文件445）。一个星期之后，爱因斯坦提出选择哥德堡（文件449）。
“北野丸”邮轮在11月17日抵达神户。迎接爱因斯坦的人有东京的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与石原纯；福冈的物理学家桑木彧雄（Ayao Kuwaki）；德国领事Oskar Trautmann；以及各种各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日德协会的代表们。在抵达后进行的一个采访中，爱因斯坦告诉记者，自从阅读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的书与Redesdale爵士的《古代日本的故事》（Tales of Old Japan）之后，自己就想访问日本。[30]爱因斯坦夫妇坐火车前往京都，然后启程去往东京。
爱因斯坦抵达东京的场面，被他的东道主山本实彦在后来形容为类似于“欢迎一位凯旋的将军”。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在火车站站台与站外的广场上。人们呼喊“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与“万岁”。德国大使形容这个场面为“要把人挤死”。[31]对爱因斯坦而言，欢迎的场面类似于将他“活埋”(文件379, [p. 17])。
公共演讲系列开始于11月19日，其中第一场在庆应义塾大学举行，听众有来自于社会各界以及包括日本文部大臣镰田荣吉在内的两千人。Elsa Einstein穿了一件和服，受到人们鼓掌欢迎。爱因斯坦讲了六个小时，中间只有一次间歇，每15分钟暂停一次，好让石原纯翻译内容（附录E）。第二天，日本帝国学士院在学士院的[小石川]植物园内举行庆祝午宴，由学士院的院长穗积陈重主持，司法大臣冈野敬次郎也到场出席。在11月21日，贞明皇后九条节子在赤坂离宫迎宾馆的花园为爱因斯坦举办了一场赏菊会，日本总理加藤友三郎子爵，其他日本政治家与许多外国的外交官都到场参加。大正天皇已从公共生活中隐退，没有到场。在11月24日，爱因斯坦在位于东京的青年会议大厅中举行了他的第二场公共讲座。
在下一个星期之中，爱因斯坦在东京帝国大学物理系举行了六次讲座。为了庆祝讲座系列的闭幕，人们举办了一场大型的宴会，“全体的知识精英”都参加了这个宴会。在东京，爱因斯坦参观了一间有艺伎的日本传统旅舍。他也欣赏了一场茶道，以及能乐与歌舞伎的表演，还有日本古代的宫廷音乐与舞蹈。对日本音乐的兴趣使他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文件391）。爱因斯坦也访问了早稻田大学并做演讲，有一万人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招待会，接着在东京帝国大学，来自东京所有大学的二万名学生加入了欢迎的队伍。他游览了工业大学与女子师范学校，并参加了德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
在东京停留了两星期后，爱因斯坦前往日本东北部，在仙台市政礼堂向350名听众发表了他的第三场公共演讲。这之后他在山本实彦与漫画家冈本一平的陪同下前往更北的松岛作一日游，并于当天晚上回到仙台，参加东北帝国大学为爱因斯坦举办的招待会。
自仙台出发，爱因斯坦接下来前往日光，并游览了寺庙与枥木县的山脉，为期三天。他与同伴们讨论了日本人对宗教的态度，尤其是佛教，以及在与欧洲接触之前的时期中日本人对世界的看法。在这些短途旅行中，爱因斯坦记录下了各种各样的印象。他觉得日本人“在脾气上像意大利人，甚至更精细，还浸淫在他们的艺术传统中，并不神经质，幽默十足。”他进一步推论“看起来这个民族对知识的需求比对艺术的更弱，天性？” (文件379, pp. 22–23)。
在12月7日的时候，爱因斯坦向东京“最后告别”，前往京都，在京都的市政礼堂发表讲话，并参观了仙洞御所。对德国医生Robert Koch的纪念碑的参观使爱因斯坦做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人“有着其他地方的人们都不具有的纯洁灵魂。人们一定会喜爱与崇敬这个国家”。在大阪，他参加了由德日协会举办的招待会，并在中央礼堂进行了第六场通俗讲座。两天之后，爱因斯坦夫妇向西南方行进到达神户，并在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举办第七场讲座。在参加当地德国俱乐部举行的招待会之后，爱因斯坦与Elsa Einstein返回了京都。
接下来的两天行程被游览寺庙与去琵琶湖观光所填满。爱因斯坦经过十二个小时的行程向南到达了奈良，参观了一些寺庙，接着继续向西到达广岛附近的宫岛，在这里他与稻垣守克一起去附近登山。12月23日的时候，爱因斯坦身在门司，据说在一个采访中他声称如果可能的话，愿意“永远享受这种日本式的生活与风格。如果情况允许，我甚至想此后就在日本生活”。在另一场采访中，据说他认为日本缺乏真正的民主选举体系是对国家发展的严重阻碍。[32]
第二天，爱因斯坦在福冈进行了第八场也是最后一场通俗讲座，有三千多人参加。在圣诞节那天，他记录下了为期五个星期的讲座给他带来的代价：“但我累死了，我的身体被运回了门司，在那里被拖到孩子们的圣诞夜，还必须要为孩子们拉小提琴”，“万福玛利亚”。[33]在日本的最后几天爱因斯坦在门司附近观光，并在门司商业俱乐部最后一次出席活动。
在12月29日，爱因斯坦夫妇向他们的日本随行人员道别，之后登上了日本邮轮“榛名丸”，前往埃及。
在这次旅途接近结束的时候，爱因斯坦在391号文件中总结了在日本的经历。在接到邀请的时候，他接收的“唯一理由，就是如果有机会去亲眼看看日本，却忽视错过的话，我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在他看来，日本“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藏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然而在“保护性微笑”“在这背后有着一个与我们不同的灵魂，这种灵魂出现在日本风格中”。与欧洲及美国相比较而言，“个体被给予的独立空间少得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比我们的要紧密的多”。但是，“公众意见的力量在这里比我们要强得多，确保家庭结构不会崩析”。爱因斯坦震撼于“日本特有的传统：情感不外露，在所有环境下保持冷静和放松。[...]这是[...]日本人笑容的深层意义”。他将最热情的评论保留给日本的艺术与音乐：“真正起源于这个国家的东西，是精致而又轻松愉快的，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始终紧密联系着大自然既有的东西”（文件391）。他觉得对诗人土井晚翠（Bansui Tsuchii）的访问是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文件393）。他告诉儿子Hans Albert ，自己发现“相较于我迄今所认识的所有其他人，我更喜欢日本人：安静，谦虚，聪明，懂艺术而又体贴”（文件400）。
日本方面对爱因斯坦的旅行的反应是高度赞扬。长冈半太郎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到“专门的讲授课和公众演讲，规模如此之大地，激起了年轻一代对新自然研究的热烈欢呼，以及公众对理论的活跃兴趣；我们能正确预言，日本人将如何强烈地感受到您的努力在未来的成就。”（文件389）。
与石原纯的密切交流让爱因斯坦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出身和传统完全不同，但在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和谐。”（文件405）。他警告日本人不要屈服于西方影响：“对每个国家来说，外国文化的泛滥都是危险的，在这种泛滥中，人们很容易变得极少重视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忘记它——我意思是指在您的国家中，那些受我如此钦佩和喜欢的艺术、社会和道德传统。日本在这一方面并没有认识到它对于西方的优越性[...]通过不加选择地采取了欧洲的生活方式，将会危及伟大的价值”。对爱因斯坦而言，日本的“精神比所有这些外表发光的小东西更有价值”（文件411）。
在一封告别信中，爱因斯坦写到他理解山本实彦组织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用以防止战争灾难的国际组织。为此，它首先需要的是，在不同国家人们间的相互理解，以及对全人类真正的国际财富——在这之中，科学可能占据着首位——的重视”（文件413）。在给山本实彦的妻子山本美的信中，爱因斯坦说在自己眼中这位日本女性将“永远代表[...]日本女性的理想典范。安静，生气勃勃，像花儿一样，您是您家里的灵魂，你的家庭似乎是一个小首饰盒，您的孩子们像珠宝一样放在里面。我在您身上，真正地看到了你们人民的灵魂和他们崇尚高雅和美丽古老文化的体现”（文件414）。
爱因斯坦访问日本之际，正是公众热心关注社会改革之时。他与两位杰出的基督教改革者与劳工活动家，神户的贺川丰彦与京都的山本森次进行了会面(见文件379的注释145，与文件394)。而更加激进的政治群体也联系到了他。来自日本无产阶级联盟的一封信显然遭到当局审查。这个联盟向他问及“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观点。被审查而删改的文字可能是“侵略性的”。他们也询问了他对日本青年的期望(Abs. 471)。爱因斯坦避免直接回答问题。他“既没有看到明显的贫穷，也没有看见金钱的缺乏”，然而计件工作是“报酬极其低廉”。他相信日本“将会变得日益工业化”并且“组织工人阶级将成为必要；那它必须不能变成一个恶意的运动，仅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就像我们在欧洲长期以来的那样” (文件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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