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博物学家古尔德生命观念文集的末卷_[美] 斯蒂芬·杰·古尔德著，顾漩译_9787521319378

　　从1974年到2001年，古尔德每月不间断为《博物学》杂志共撰写了300篇专栏文章，专栏名称“这种生命观念”特指达尔文意义上的演化生命观。这些文章集成十卷著作，《彼岸-博物学家古尔德生命观念文集的末卷》为第十卷（末卷），标志着古尔德职业生涯中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这些著作都很畅销，有的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国家图书批评奖。
　　古尔德的书主旋律是批判，几乎每篇文章都在批判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观点或做法。古尔德喜欢把自己的观点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通过和风细雨的论证得到一个异乎寻常的结论。他给出的历史背景通常基于原始材料的原创性分析，而不是摘录其他人的通俗科学作品。

　　1977年，非常偶然地，我的第一卷汇集了《博物学》杂志专栏文章的普及读物（《自达尔文以来》）和我的第一部有关进化论的专著（《个体发育和系统发生》）同时出版。《纽约时报》的书评认为，这一巧合即便不是意外，也非常不同寻常，我简直是文学“怪人”。不得不承认，这篇书评推动了我刚刚起步的事业。就我自己而言，这一巧合显得奇特而幸运。（由于某些不可控的因素，专著出版延迟了一年多，这让我非常郁闷，根本没想到后来会发生这样的巧合。）
　　现在，整整25年过去了。际遇再度降临（这次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没能准时完成专著，本打算在2000年或者2001年，也就是千禧年降临之际出版；不过现在，我得在2002年这个回文数的年份才能完成了），这卷《博物学》杂志专栏文章的合集是同系列普及读物的第十本，也是最后一本，恐怕又要和我的专著同时出版了。后者是我研究臻于成熟之后的总结性著作，酝酿了20年，长达1，500页（《演化论的结构》，哈佛大学出版社）。但是，25年来，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相信，我的写作和思考也有了长足的改善）。我不再把专著和“通俗”读物同时出版视为一件反常的事情，甚至饶有趣味地提起（硬说奇怪，也顶多是因为我的同行中这么做的比较少）。显然，为满足受众需要，我们要适当改变写作风格，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要在通俗文章中避免技术术语。但我超越了这一需要，渐渐认识到，专业著作和大众读物中的概念深度不应当有所区别，我最初对这些“通俗”专栏文章的界定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轻视数百万潜在读者的兴趣和思维能力，他们虽然缺乏深入的科学训练，但痴迷程度绝不亚于专业人群，而且也很了解科学对于人类和世俗存在的重要性。
　　巧合和卜卦令我们迷惑不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完全误解了概率，以为“意外”事件背后隐藏着深刻、不为人知却又极其重要的秘密。比如，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两人在生前大部分时间里持对立态度）都死于1826年7月4日，这一天也是美国五十周年国庆日；再比如，查尔斯·达尔文同亚伯拉罕·林肯都出生于1809年2月12日。学者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巧合，雅克·巴尔赞在名著《达尔文、马克思和瓦格纳》中就比较了三位关键人物在同一年（1859年）分别完成的重要工作，我也借鉴了这一方法，只不过讨论范围要小一些——我借助同样发生在1859年的几起事件，将达尔文与一位伟大的画家和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紧密关联起来（见第5篇）。我以为，数字上的巧合之所以显得神秘，恰恰因为它们没有什么普遍的或者深刻的意义（就一般情况下的概率期望而言，此类事件的出现频率并不算太高），故而我们要赋予它们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古怪含义。

你还可能感兴趣

彼岸-博物学家古尔德生命观念文集的末卷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