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煊妇科临证集萃我的外祖父钱伯煊轶事（代前言）
一、 生平简介
外祖父钱伯煊，江苏苏州人，生于1896年，1986年8月仙逝,享年91岁,生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妇科研究员、主任中医师。在他人生的历 程中,为中医妇科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凭着儿时的记忆,仿佛他的谆谆教导仍在耳畔响起,“中医学博大精深,妇科学有取之不尽的源泉,一定要好好地发掘”！
作为自幼在中医世家长大的他，6岁起寄读于清末状元淇钧家塾中，10年寒窗，饱读经史。后随父钱益荪拜学中医外科，16岁师从清末御医曹沧洲之子，姑苏名医曹融甫先生，20岁又随父待诊学医，继承家学。他酷爱中医，平素认真研读《内经》《难经》《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潜心揣摩，领会其意，努力掌握真谛。1955年奉调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先于广安门医院妇科，后又转入西苑医院妇科工作。1965年，我记得他整日忙于诊务，除了院内的日常诊疗外，还经常受到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林巧稚主任的邀请去该院会诊。除此之外，他还参加卫生部组织的扶贫工作，曾经到革命烈士刘胡兰的家乡义诊,为广大农民的生殖健康做了许多工作。他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妇科主任、研究员，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一边以渊博之学识与丰富的经验积极投身于医疗，一边从事科研、教学等工作。1980年他带教了“文革”后第一批中医妇科硕士研究生。在他从医60余年的生涯之中，对中医妇科事业发展充满信心，对临床工作兢兢业业，殚精竭虑，直至生命的终结。
他的一生主要著作有： 《妇科常用中药》《妇科常用方剂》《脉诊浅说》《女科证治》《女科方萃》《钱伯煊妇科医案》等。还发表《崩漏的辨证与治疗》(《中医杂志》，1984年)、《妇科治验三则》 (《新医药学杂志》，1977年)、《治崩漏》 (《中华妇产科杂志》，1959年)等学术论文10余篇。虽然不是华章巨著,却也在点点撷菁,常常给人以启迪。
他的主要科研成果有：“妊娠中毒症的临床研究”，与北京协和医院、301医院等协作，进行妊娠高血压疾病的临床研究；“钱伯煊治疗痛经的经验”数据库软件，为临床诊疗所应用，曾荣获中国中医科学院二级科研成果奖。
二、 热爱中医，努力不懈
外祖父自幼随父学习中医，有着深厚的中医学功底。20岁时在苏州城悬壶行医，济民济世。他早年与苏州中医界人士组成攻守同盟捍卫中医，1948年对国民政府蓄意取消中医，他毅然联合黄一峰、葛云彬、李畴人、奚凤霖、祝怀冰等名中医，共建“同舟社”，与扼杀中医之政客们相抗争。1953年，他又与葛云彬、李畴人等积极筹办了苏州市中医医院，与当时诋毁中医的一些人作斗争。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于北京创建中国中医研究院，当时他在姑苏城已是屈指可数的名医，但当接到卫生部调他去京工作的通知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在南方城市舒适安逸的生活，携妻何涵兰作为第一批名中医抵京。虽说是首都，但北京当时城市建设还不是很健全。国家的命运，中医的未来，这些都令他担忧不已。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低调，他沉默，而他那发展中医事业的决心却一直未泯！那时他先居广安门医院，后又转入西苑医院，建立了该院妇科门诊、病房、实验室，承担着中医最高学府的医疗、教学、科研，为发展中医贡献着力量。
1977年我经应试进入南京当时新医学院的医疗系，但到校报到时，却被告知医疗系学生里无我名字。当时简直晕了。我手持入学报到证哽咽地问着接待新生的老师：怎么会没我呢？好心的老师反复确认手里名单没有我，于是去学生处打听，才知道我被调到了中医系。当时我很不情愿，因为跟随从事西医的父母，看到他们抢救危重患者使之转危为安多么有成就感啊！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当这样的医生。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学习中医。我急得手足无措，赶快联系家里。要知道那个年代通信多靠书信，信件往来少说要1周时间，我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等待的。镇定下来后跑去新街口，拨通了当时费用昂贵的长途电话，才得知这是外祖父的意愿。他当时苦叹自己之后无人学习中医，无人专妇科，只要我能进医学院校，就必修中医，必研妇科，这是他早就想好了的事，所以他千里迢迢联系到时任省卫生厅厅长的师弟，将我调到中医系。后来他在书信中谆谆教导我：“中医是国宝，中医妇科后继无人，希望你努力学成，为我之心愿。”从此我加入中医妇科学行列，并将其作为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三、 治病救人，贵贱不分
外祖父钱伯煊身为医师，常以“医为仁术，求精为德”之箴言要求自己。凡来诊所求诊者他都热情接待，悉心诊治。曾有一人总徘徊于诊所前踌躇叹息良久。外祖父见后主动上前询问，知其妻身患不孕，无钱医治。居家不出，终日忧愁，日渐憔悴。旧时无后为大不孝，而诊疗之费用亦颇为昂贵。他欲求医相助，怎奈囊中羞涩，困窘至此，甚欲轻生。外祖父怜之，免其费，倾力诊治3月余，其妇顺利妊娠，其感念恩德，跪拜致谢。此类事情外祖父常为之，家人尽知之，却不为外人道。
外祖父至北京工作后，经常有领导人请他诊治。记得某领导夫人，更年期症状严重，精神濒临崩溃，总在晚8时被护卫班送来家中就诊。外祖父一日辛劳工作，已很疲惫，但想到领导为国事操心劳力，无暇顾及亲人家事，其家人罹病，自己为其分忧，全力为之治疗，亦是为国。于是他不顾工作的疲劳和繁琐的安保，细心为之拟方治疗，终使之康复。
还有位北京的小学教师，婚后前后流产11次。教育工作的繁忙，使她仅在周日才有时间看病。但屡孕屡堕，令她失落不已，不得不放弃了育儿的念头。在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她与外祖父相邻而坐，攀谈中得知外祖父身份，遂表达渴求医治的愿望。外祖父不辞辛劳，不知有多少个周日放弃休息为其治疗，最后这位教师终于如愿以偿足月娩下一儿。产后她带着宝宝致谢时说：“十一个宝宝都堕胎未成，这个孩子是钱老赐予的福音啊！”后来这个孩子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
人们对外祖父的评论就是如此： 他待患者，贵贱不论，一视同仁。能为患者解除病痛，达成心愿，自己就获得无上的怡悦。
四、 不守陈规，开拓创新
中医学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妇科学自宋代分科以来，与内、外、儿同为四大临床学科。经过近千年医疗实践，证实中医妇科学在临床中有着重要性和必需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开始要求对中医的效用以科学的理念进行验证，对中医的理论以科学的思维进行解读。面对新事物新观念，是拒绝呢，还是接纳？
1980年，外祖父接受了中国中医研究院领导的建议，组织专人小组，总结他行医数十载的经验，编制成数据库程序，将古老深邃的中医和现代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接轨。每日上午他日常出诊，下午接受访谈、笔录、提问等编程前期准备工作，经常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是时他已80多岁高龄，仍每日工作10余小时，从未言累。他总是笑呵呵地说，中医不能墨守成规，要勇于开拓创新，要用现代科技充实、美化，才会有大发展。也正因于此，他不厌其烦地解答编制计算机程序中出现的专业问题。为了更顺利地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他让当时在西苑医院进修学习的我也随他一起。由于他听力衰退，又有方言障碍，我便成了他的“翻译”，将他的学术思想、治疗药方等与计算机工程师充分沟通。如此两年时间，大功告成。此后临床医师常利用痛经计算机程序诊治病患。这也拉开了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帷幕。
五、 联手西医名家，攻克疑难病症
外祖父虽为全国妇科名中医，可他对待同事、同行一向谦逊有礼。在妇产科界，妇女妊娠高血压病历来为疑难病症，当时该病是产妇死亡的四大原因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开展中西医结合攻关研究。当时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是著名的林巧稚教授，由她领衔该项科学研究，并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寻找中医合作者。因为几次卫生部组织的活动，外祖父均与林主任在一个团队，他就主动联系，参与了该课题组。众人均感疑惑中医有何良方？外祖父其实心里早有思忖，他列出羚角钩藤汤等平肝息风方药用于病例观察，实践中发现患者发生妊娠高血压疾病时中药煎剂常难以服用，他后又用羚羊角粉以治疗先兆子痫、预防子痫的方案，收到较好的临床效果。他与协和医院、301医院等协作，进行妊娠高血压疾病的临床研究。1959年3月至1960年2月共治疗该类病症104例，有效率达79.89%，其中先兆子痫和子痫共13例，除1例无效外，其余均卓见成效。这些使协和医院的西医医师们都感到了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此后，每当他们在妇产科临床遇到解决不好的问题，就会来请教，求得中医良方益药，对中西医结合研治妇产科疾病迈出了不朽的步伐。
1980年国家教育部恢复研究生招生，外祖父招收了2名学西医的、1名学中医的作为研究生，开展对妇科疑难病症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发表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在中医妇科学界颇具影响力。他撰写了《妇科常用中药》《妇科常用方剂》《脉诊浅说》《女科证治》《女科方萃》《钱伯煊妇科医案》等著作，其中《钱伯煊妇科医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译成英文版，畅销海外。
作为医师，他将医院、诊室、患者作为一方为人类做贡献的天地；作为老师，他将学生作为他为之施教的对象；作为家长，他将老少亲朋作为倍加呵护的对象；他的正直、善良给予我们极大的影响，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之中体验着事业的高尚、学业的坎坷、追求的艰辛、人生的意念。他常说：“医者求术，仁者求德。”我一直将此作为座右铭，要求自己，向外祖父那样，对医学事业兢兢业业，对患者和学生爱护倍加，在人生的进程中撑起信念的风帆，驶向理想的彼岸。
本书仅为他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中的片鳞半爪，外祖父出版的著作大多已年代久远，多位学子求而未得，我将外祖父的相关重要著作搜罗齐全并重新整理，篇首对外祖父的生平、学术思想、临证特色等进行简要介绍，篇末附以外祖父的妇科相关学术论文数篇。以冀外祖父的妇科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能够薪火相传，并飨广大读者。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谈勇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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