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余录——海客谈瀛洲_王瑞来著_9787208167001

本书为著名旅日学者、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王瑞来先生近三十年来有关日本文化的文章结集。包括日本的自然风光、日常生活、文化习俗、中日交流的历史、中日关系以及作者与日本友人的交往，是作者寓居日本三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感。书名既取自顾炎武的《日知录》，又寓有日本之意，一语双关。本书作者身处日本，又有历史学家的敏感，不仅与日本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有深厚的交往，与不少日本皇室也有接触（学习院大学号为“皇族”大学），所以格外能够感悟到日本与中国的不同和特色，也特别能映照现实，所以写出的文字特具洞见，对我们如何从“中国人”的视角理解日本非常有帮助。可以说，本书是不可多得的在细节中体味日本文化、认识日本特色的佳作。

自序

“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这或许是很多人提起日本的复杂感觉。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这个国度，既近又远。地理近，一衣带水；文字近，同为汉字文化圈。远者，中国人对这个东方近邻缺乏了解，又有着很多误解，在心理上的绝对距离很遥远。从感情上说，由于远远近近的历史纠葛，中国人对这个国度又是爱恨交织。委奴国王、亲魏倭王、倭之五王、遣隋使、遣唐使、宋元僧侣、明清商船，从儒学典籍到佛教经卷，从政治制度到民间习俗，大量“中国文化”被带到了这个岛国。这些因素的存在，让中国人觉得这个国度并不陌生。正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元明以来的倭寇，近现代的侵略，又埋下了深深的仇恨。其实，无论是爱还是恨，都会阻碍中国人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理解。

根据我的观察，日本文化中有着浓重的中国底色。这一因素会让中国人感到亲切并容易接近。不过，中国底色已水乳交融般融入了日本文化之中，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尽管同用汉字，但绝非同文同种。日本民族来源复杂，有来自大陆的移民，也有来自其他各方的。日语也属于跟汉语完全不同的语系。语言不同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根底上说是文化的不同。学习了中国上千年的日本，在近代迅速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

20世纪初的日本人自认为是亚洲的“优等生”。中日在原本文化差异之上，又加进了时代因素和国际因素。其中，农耕文明与近代都市文明之别则成为中日文化在近代以后显现于各个领域的明显差异。

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文化是看似熟悉的一种异文化。无论爱恨情仇，都不应成为拒绝了解的理由和障碍。从取长补短的“拿来主义”来讲，日本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值得学习，近代化进程中的得失更值得借鉴。

十多年前，早稻田大学曾请我去作了一次演讲。我就讲，我既不是亲日派，也不是反日派，我是知日派。迄今为止，我在日本已经寓居了三十年，可以说是有资格称为知日派的。

本书收录短文五十余篇，涉及日本的自然风光、日常生活、文化习俗、中日交流的历史、中日关系、作者的学术交往等，内容涵盖广泛，是作者寓居日本三十年之所见所闻所思。书名《日知余录》，取自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名著《日知录》。日者，每日也，然本书又寓有日本之意；余者，既有文言第一人称之意，以示纯为作者个人之感知，简体字的余又多了剩余、余下之意。古人有诗余之说，本书之文，亦非正式论文，属作者自由抒怀，令读者轻松阅读，可谓文之余，因以余名。

这些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的文字，大多见于笔者的新浪博客，有一部分曾在报刊或网络媒体上刊载过。时移世变，三十年间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读者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在各篇之末，记下了写作日期。透过这些时间记号，盖可推想彼时之情境。

顾炎武在与友人谈及《日知录》时有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以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乘桴东渡三十年，五十余篇不为多，亦庶几采山之铜，并且此铜尚为他山之铜。石可攻玉，铜可为鉴。期待我所开采的他山之铜，可以成为读者了解东瀛邻居的一面铜鉴。

移住日本三十年，除了梦里不知身是客，梦醒之后则常有挥之不去的客居之感，因可自称为这一岛国的海客。太白诗云：“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瑞来身为海客在东瀛，适可一谈。此为本书副题之意。身在东瀛，近距离的观察，或许比之远远眺望，不那么“烟涛微茫信难求”，不过，只缘身在此岛中，或囿于闻见，或因惯见而漠然，犹如盲人摸象，失之片面者当多有之。片石微鉴，疑义与析，则为笔者之本衷。

“欲将心事付瑶琴”，幸有知音，钰翰玉成，把这本小书呈现给读者。无论当年惘然否，总可一弦一柱思华年。

王瑞来

庚子夏日记于日本千叶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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