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史研究_晏绍祥著_9787208167582

《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史研究》是长江学者晏绍祥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合集，共收入七篇古典历史研究和史学史文章，主要涵盖了他对波斯帝国、古罗马、古希腊以及秦汉帝国等的研究成果。前两篇文章有关波斯帝国。作者通过比较研究，反思“专制”的概念内涵，提供了对古代帝国政治制度的新解。第三篇文章是古希腊罗马史学的综论，作者详尽梳理了从早期希腊的史学萌芽到罗马帝国末期的史学发展，不仅涉及希腊化时代等较少提及的时段，同时对不同时期史家、史作的写作背景都做了具体介绍。第四、五篇文章，介绍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尤其是以日知先生为代表的古典学家的著作和经历。第六、七篇从古典政治思想和罗马帝国主义两个重要问题入手，条分缕析地勾勒了西方的学术前史和当下关注。七篇文章独立而统一，既回应了古典学的诸多重大问题，又描绘了东西方古代世界史研究的学术概貌。全书兼顾中国和西方的视角，不仅有对古代东西方帝国的比较研究，而且从多个切口梳理了中外的古典学研究。

序言

收入本书的七篇文字中，五篇已作为论文发表在期刊上。其他两篇，《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取自于沛先生主编的《西方史学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20世纪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篇，最初是2012年应于沛先生邀请为他规划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作，该书后因故未能出版，我也没有再理它。这次得此机会，又把它翻检出来，感觉对在中国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学人来说，也许还有点意义，就斗胆收入。

七篇文字中，前两篇即《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和《与距离斗争》探讨古代世界疆土广大的国家如何实现治理，希望通过波斯、罗马和秦汉几大帝国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为所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讨论提供点材料。在中国史学界，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经常被连起来使用，有时似乎就是一个概念。然而正如彭小瑜教授指出的，真正有效的中央集权要到近代才出现，其稳定形态是民主政府。古代的那些大帝国，表面看起来君主威风八面。不管是中国的皇帝，还是波斯大王，抑或罗马帝国的元首，的确也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尤其在臣民面前，他的特权地位一目了然，称之为专制君主并不为过。但在日常的地方治理中，则是另一番景象。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罗马帝国的运转主要依靠城市自治，地方精英在帝国管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帝国晚期城市元老阶层的衰落，被视为罗马走向灭亡的重要表征。对比之下，古代其他帝国似乎也有类似倾向。波斯大王的政令当然可以通达全国，偶尔也会直接插手普通百姓的生活，但在地方治理中，他的权力更多表现为对行省总督以及少部分官员的任免和处置，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不过是个遥远的存在。总督对地方基层共同体的干预大多数时候止步于征收赋税和征集军队，而日常的内政，一般情况下需要地方自理。例如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市，在波斯统治下达到其繁荣顶点，成为希罗多德口中“伊奥尼亚的花朵”；希腊雇佣兵们经过某个亚美尼亚人村庄时，村长（借用中国流行的称呼）需要自己应付。甚至中国的秦汉王朝，虽然政权相当完善，深入到基层乡里，但乡村的日常管理，基本也属于地方自己的事务。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不能不佩服古人的智慧：面对广大的疆域和极其多样化的族群和风俗，以及遥远的距离造成的交通和通讯不便，让所谓的中央集权存在于“礼仪”层面，实际的运作让各地自主解决。柏克（Edmund Burke）所谓“明智以及有益的忽略”，是不是古代帝国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秘密”所在？如果这些诞生于铁器时代的大国尚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自治，青铜时代已经出现的那些大国，例如萨尔贡时代的阿卡德王国，当君主宣称让阿卡德的土著成为苏美尔各城市的长官，“使全国只有一张口”时，这是在表达历史的实际，还是在表达理想状态？至于古代埃及的中央集权，除法老对诺姆长官的任命，以及偶尔对臣民上诉的直接干涉外，是否也如我们一般认为的那么彻底，或许也要打点问号了。同理，历史文献中不断出现的古代君主们强化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是否暗示真正的中央集权在古代并不容易实现，因而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而那些出台这些措施的君主们，到底是在做着非常积极的促进历史前进的工作，还是做着他们那个时代本来难以达成的美梦？

第三篇即《古代希腊罗马史学》的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古典世界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古人对自己过去的观察和认识。虽然古典世界的历史写作一直是私人事业，写作者的目标是追求真知，或者如希罗多德所说，记录过去的功业，说明发生纷争的原因，但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历史的记录仍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希腊人与东方的接触，尤其是与波斯的冲突，成为史学诞生的重要契机。希腊世界的多中心，使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呈现出的世界，尽管各有自己的主题，却也都是多中心的。与此相对，深受希腊影响的罗马史学，却从“多”中发现了“一”：所有的事件，最终都导向罗马的一统天下。加图把意大利描绘为罗马崛起的舞台；李维把罗马统一地中海作为基本线索；帕特克鲁斯把自己所处的皇帝提比略统治的时代视为历史发展的顶峰；希腊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地理学家斯特拉波，也都把罗马统治作为既定事实。因此罗马史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更鲜明的“近代”意味：整个地中海区的历史，都是罗马的历史，是罗马让地中海那个多姿多彩的地区，具有了有类近代民族国家的统一性。生活于21 世纪的我们，可能难以苟同罗马人的观念和角度，但对生活于帝国时代的罗马人还有行省居民，那或许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五篇可以视为一组，是中国学界对古代世界的理解与观察。一篇介绍20世纪中国学界对古代世界史的研究，一篇介绍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的泰斗林志纯先生的学术。中国对古代世界的认识，最初发端于了解异域、救亡图存的需要。因为最初的目标是如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很长的时期里，学者们较多关注器物方面。古老的希腊罗马世界因为能够贡献的器物文化较少，只能向隅，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被赋予了证明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进而证明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角色。加上苏联体系的影响，世界古代史终于在历史学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尽管当时条件极其不利，但新中国第一代史学家们筚路蓝缕，开拓进取，仍然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在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和具体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日渐融入世界，人民经济和文化水平提高，对世界史的需求，包括对古代世界的兴趣也日渐增强。世界古代史获得了相对较好的发展空间，资料积累和科学研究等都日渐向国际学界看齐。当今成就的取得，与老一辈学者树立的榜样有着莫大关系，因此第五篇试图通过介绍林志纯先生的学术，说明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发展固然需要客观环境助力，但个人的努力和贡献同样重要。如果没有林志纯先生当年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和科学研究上的身体力行，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不大可能有今天的成绩。而林先生的精神和工作动力，又来自他对中国命运的关心。他对古代中国民主传统的发掘、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中国历史总体特征的探索，既是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探索。治史从来不是纯粹的书斋学问，古往今来的大学者们，似乎都是一方面尊重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带着程度不等的现实关怀。两者之中，尊重历史事实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否则我们所谓的视角可能如英国学者罗兹（P. J. Rhodes）所说，会让我们在历史上找到我们希望找到的东西，忽略更多本应注意的方面，甚至扭曲历史事实。那样的历史研究，早已脱离历史学的基本要求，违背了史学研究本来的意义。

第六、七篇一组，大体上属于学术述评，都与当今西方对古典世界的研究有关。一篇评论《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一篇评述西方有关罗马帝国主义的研究。两者的学术史都说明，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随着时代的不同，或者即使处于同一时代，因为不同的人关注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对相关问题的呈现和阐述。从政治哲学角度与从历史角度撰写的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虽然都是政治思想史，却会展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前者或许更关注思想家个人的思考与独创，而后者更愿意从历史背景去观察思想者的反应，突出思想家生活的环境，寻求这种反应的共性与特性，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更关心亚尔西巴德（Alcibiades）具体做了什么。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西方对罗马帝国主义的认识，或许会比较容易理解，同为希腊人，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乌斯（Polybius）试图去说明罗马何以在万国之中取得成功，而公元前1世纪的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和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却关心罗马怎样才能合理地行使权力，以维持罗马的长治久安。近代早期追求国家强大的西欧人，从罗马持续的扩张中看到了自由带来的国家强大；到19世纪的蒙森那里，罗马的征服活动，成为民族国家式的统一战争；及至20世纪后期，因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非殖民化运动，罗马帝国主义成为了哈里斯（William V. Harris）批判的靶子，代表了罗马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病态”！可以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来对罗马帝国主义的解释，或许包括对历史上一切问题的解释，肯定还会出现新的模式。

这里不由得让人想起克罗齐那句几乎被人用烂了的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希望表达的，是“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易言之，我们对历史的关怀，表达的始终是我们当前的兴趣。由于每个时代面对着不同的世界，遇到不同的问题，由此决定了人类向历史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希望寻求的答案。“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原始的文明形式是很粗糙和野蛮的，它们被忘记了，或很少被人重视，或被人们误解了，直到那被称为浪漫主义或王政复古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同情了’它们，就是说，才承认它们是它自己本身的现在兴趣。因此，目前被我们看成编年史的大段大段历史，目前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是会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辉所扫射，并再度发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和中国的学人们，虽然面对的都是古代世界，但从本书简短的回顾中，我们会发现，两者关注的问题和寻求的答案，都存在非常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距离”决定的：西方学者把希腊和罗马视为他们的古代，努力从中寻求他们的“根”，拉近古今之间的距离。中国的学人们，更多从寻求历史规律出发，把古代作为迈向当今世界的一个环节，力图从过去的世界寻求当今世界的由来。两者都是在与距离斗争。前者希望消除两者之间的“距离”，倾向于从正面去寻求古代的“成就”，后者则力图说明两者之间的“距离”，更多地关注古今之间的差异和古代世界的弱点。另一方面，古代世界毕竟距离今天相当遥远，不管是说明古今之间的“距离”，还是要消灭两个世界的“距离”，都需要如同古代的帝国一样，“与距离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被大胆冠上了《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史研究》这个似乎有些奇怪的书名。

本书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恒教授。承他盛情，将本书列入光启文景丛书，并且帮忙联系一应出版事宜。光启文景丛书的宗旨之一是推动“东西交流”。这本小书，倒是正好既有中国学者的声音，又有西方学人的思考，也算是当今东西交流的一点反映吧。其次要感谢世纪文景的何晓涛先生和周官雨希女士。何先生慷慨接受了书稿，周女士对文稿做了大量具体加工工作，包括译名和注释的统一、外文原名的补充、文字的润色，以及许多本不应由编辑处理的工作。最后要特别感谢当初逼着我写作或发表这些文字的各位，他们分别是于沛先生、张强先生、吴英先生、路育松女士和岳秀坤先生。没有他们的鼓励和督促，大约不会有它们的面世或成形。最后必须补上一句绝非客套的话：世界古代史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对古代世界的认识更多地还触及当今世界的实际。自己学养和识见都非常有限，所述只能是自己的一孔之见。书中错误，有些可能是非常愚蠢的错误，肯定难以避免。表述不够准确之处，同样不会太少。恳请各位师长、同仁和读者多多批评和指正，以便再版时（如果有机会的话）修改。

晏绍祥

二零二零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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