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_温儒敏_9787020158003

本书系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教授从事现代文学研究40年的论文自选集，收文57篇。内容包括鲁迅研究、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与批评研究、学科史研究等四部分。多为其专著之外的论作，多篇在学科史上有过重大影响。

题记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是鲁迅在论文《摩罗诗力说》结尾说的一句话。鲁迅于1907年写下这篇鼓吹浪漫主义反抗之声的檄文，时年二十六岁，还是个热血青年。怀抱“新生”理想的鲁迅希望能借域外“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记得四十年前，我还是研究生，在北大图书馆二层阅览室展读此文，颇为“精神界之战士”而感奋，相信能以文艺之魔力，促“立人”之宏愿。四十年过去，我要给自己这个论集起名，不假思索又用上了“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是怀旧，还是因为虽时过境迁，而鲁迅当年体察过的那种精神荒芜依然？恐怕两者均有。

四十年来，我出版了二十多种书，发表二百多篇文章。说实在的，自己感觉学术上比较殷实、真正“拿得出手”的不多。现在要出个自选集，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也就是做一番回顾与检讨——让后来者看看一个读书人生活的一些陈迹，还有几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某些斑驳光影。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只是我专著之外的部分论文，也有若干是在专著出版之前就单独发表过的，东挑西选，汇集一起，得五十七篇。论集分为四辑：鲁迅研究、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研究，以及学科史研究，大致就是我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当然，我还关注过语文教育等领域，那些论文已经另有结集出版。

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旅，是从鲁迅开始的。1978年考研究生，找本书都不容易，但鲁迅还是读过一些，就写了一篇谈《伤逝》的文章（记得还有一篇关于刘心武的）寄给了导师王瑶先生。后来到镜春园86号见王瑶先生，心里忐忑，想听听他的意见，老人家轻描淡写地说文字尚好，学术却“还未曾入门”。大概因为缺少资料，探讨的所谓观点，其实许多论文早就都提出过了。尽管如此，我对鲁迅研究还是一往情深，在研究生期间花费许多精力在这个领域。收在集中的谈论《怀旧》、《狂人日记》和《药》的几篇，以及《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都是研究生期间的产品。后者是硕士论文，题目有点偏，想弄清鲁迅为何喜欢日本理论家厨川白村，当时这还是少有人涉足的题目。后来又断断续续在鲁迅研究方面写过一些文字。上世纪80年代受“理论热”的影响，一度还挺热心去“深挖”鲁迅作品的意蕴，做“出新”的解读。比如对《狂人日记》反讽结构的分析，对《伤逝》“缝隙”的发现，对《肥皂》的精神分析，等等，都带有当时所谓“细读”的特点。但我更关心的还是鲁迅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90年代以后学界对鲁迅的阐释注重脱去“神化”，回归“人间”，多关注鲁迅作为凡人的生活一面。这也是必然的。然而鲁迅之所以为鲁迅，还在于其超越凡庸。我这时期写的几篇论文，格外留意鲁迅对当代精神建设的“观照”，对当时那种轻率否定“五四”和鲁迅“反传统”意义的倾向进行批评。如《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时代病”之预感》，都是紧扣当代“文化偏至”的现象来谈的。始终把鲁迅视为“精神界之战士”，看重其文化批判的功能，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宿命”。

我研究的第二个领域，是作家作品，涉及面较广，也比较杂。不过收入论集的评论并不多，只有十五篇，研究的大都是名家名作。其中郁达夫研究着手比较早。我在研究生期间，就编撰过一本《郁达夫年谱》。当时还没有出版郁达夫的文集，作品资料都要大海捞针一般从旧报刊中去搜集，很不容易，但也锻炼了做学问的毅力。年谱有二十多万字，王瑶先生还赐以序言，当时交给香港一家出版社，给耽误了。收在集子中的几篇关于郁达夫的论述，因为“出道”早，也曾引起过学界的注意。90年代以后，我教过一门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的课，就一些名家名作进行评论，努力示范研究的方法，解决学生阅读中可能普遍会碰到的问题。收在集子中的《浅议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和《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最初就都是根据讲课稿整理成文的。后来还写过好几篇类似的作家论，又和人合作，出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被一些学校选做教材。我所从事的学科叫“现当代文学”，名字有点别扭，但现代和当代很难区分，应当打通。我主要研究现代，但也关注当代，写过不少当代的评论。比如贾平凹因为《废都》的出版正“遭难”受批判那时，我并不赞同对《废都》简单地否定，认为《废都》在揭示当代精神生活困窘方面是有独到眼光的，甚至提出二十年后再来看《废都》，可能就不至于那么苛求了。而当莫言获奖，大量评论蜂起赞扬，我也指出莫言的《蛙》在“艺术追求”上的“缺失”。我在一些文章中曾抱怨当代评论有两大毛病：一是圈子批评多，“真刀真枪”的批评少；二是空洞的“意义”评论多，能够深入到作品艺术肌理的研究少。我虽然没有“圈子”，也想做一些切实的批评，可惜力所不逮。

我研究的第三个领域是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1981年留校任教，在现代文学教研室，鲁迅、小说、诗歌、戏剧等方面都有老师在做，那我就“填补空白”吧，选择做思潮与理论批评。一开始我并不打算就以文学思潮为研究方向，还是想研究鲁迅，或者写点诗歌评论。但有些“因缘”很可能就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学术研究也是这样。1985年我参加全国首届比较文学会议，写了一篇关于“五四”现实主义与欧洲思潮关系的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王瑶先生认为还可以，适合我的理路，就建议我研究文学思潮与批评。这样我就开始用主要精力研究文学思潮了。收在集中的《新文学现实主义总体特征论纲》，其实就是我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的微缩版。我主要做了“清理地基”的工作，把现实主义思潮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基本事实呈现出来。现在看来这篇论文也写得平平，但那时关于思潮流派系统研究的专著还很少，我等于开了风气之先，“带出了”后面许多篇思潮研究的博士论文。

1990年前后，学界空气比较沉闷，我给学生开批评史的课，意在接续古代文学批评史，认为现代文论也已经形成新的传统，清理现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应当是重要的课题。批评史这门课带有些草创的性质，讲授每一位批评家，都要从头做起，非常费工夫。收在集子中的那几篇有关文学批评的论文，大都是在讲稿基础上写成的，后来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这本书。这本书下了“笨功夫”，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新世纪初年，我着手做“现代文学传统研究”的课题，这也有其现实的针对性。面对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言论，我强调的是在当代价值重建中“小传统”（相对古代的“大传统”而言）的意义。集子所收《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等文，特别注重考察新的文学传统如何在不断的阐释中被选择、沉淀、释放和延传，分析当代文坛中“现在”与“传统”的对话。这些观点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创新。而更实际的影响，是回应那些对“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

2011年到山东大学后，我提出要做“文学生活”的研究，还和山大的团队一起申报了《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收在集中的《“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大致体现了我的主要观点和研究设想。我认为以往的文学研究大都围绕“作家—作品—批评家”这个圈子进行，对于普通读者的接受很少关注。而“文学生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想更广泛地认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消费状况，关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读者的“反应”，分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激活被“学院派”禁锢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项研究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

我研究的第四个领域，是学科史，收文十二篇。这也多是由教学所引起的课题。我给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目的是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做一番回顾与评说，了解这个学科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前沿性问题。意图是给学生一幅“学术地图”，领他们进门。收在集子中的多篇文章，都是当时讲课稿的整理，侧重的是学科史的梳理。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大学现在也开设学科史这类选修课了。2006年后，我担任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更加关注学科建设问题，不时写一些学科评论，比如收在集子中的《思想史取替文学史？》、《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和《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都曾经引起过学界的热议。而写于201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也是紧扣目前现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和某些争议而发言。后来这篇论文获得“王瑶学术奖”，大概也是因为涉及学科发展的某些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

虽说是自选集，也并非就是把自认为最好的论作拿出来，还得照顾到不同阶段几个领域的“代表性”。其中有些发表较早的“少作”，现在看是有些青涩的，但也不失年轻时的天真，虽然惭愧，但也还是收到集子中了。

给自己编集子，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这些芜杂的篇什其实“意思”不大，但毕竟留下几十年问学的脚印，其中或有一孔之见，那就不揣浅陋，以表芹献吧。只是想到读者省览拙集，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我是既高兴而又有点不安，只能预先在此说一声谢谢了。

2019年6月1日

读《伤逝》：在意那些被忽略的缝隙

鲁迅的《伤逝》写于1925年，是一篇抒情意味很浓的小说，情节很简单。涓生和子君相爱，勇敢地冲破世俗的偏见，我行我素就同居了。但他们的结合为社会所不容，生活也碰到很大的困难。后来涓生的感情发生变化，终于向子君明白说出他已经不爱她了。子君无所依持，在绝望中默默死去。涓生在悔恨中挣扎，希望能觅得新路，但前途渺茫。类似的以青年男女恋爱为题材的小说，在“五四”时期和1920年代非常流行。但和流行写法大相径庭的是，鲁迅并不讴歌自由恋爱，而是为“五四”式的爱情唱起了挽歌。这篇小说情节比较简单，但涵义复杂，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现代小说的某些特点，包括结构、叙事角度等方面的特点，并领略鲁迅小说的艺术风采。

应当怎样来读《伤逝》呢？比较常见的读法，是偏重作品思想内涵的发掘。许多研究者就认为，《伤逝》写的是“五四”一代青年的精神追求及其困境：一方面，揭露了当时黑暗的专制的社会如何迫害着子君涓生们；另方面，又表现了子君涓生们的脱离实际以及心灵的软弱、空虚。过去比较公认的观点是：《伤逝》对“五四”思想解放潮流有反思。“五四”时期提倡“易卜生主义”，也就是个性解放。但鲁迅考虑更实际一些，认为个性解放终究不能离开现实，所以《伤逝》中才有这句警策之语：“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评论家进一步的解读便是：鲁迅在借《伤逝》来思考“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子君涓生故事的意义是在诠释中国式“娜拉”的命运。

以上这种读法的确能看到作品的社会意义，但不一定能结合小说艺术特征对作品的独创性做出更细腻的剖析。这些年来，对于《伤逝》的解读又有许多新的角度与方法，细读是其中一种。所谓细读，一般是在对文本的认真阅读分析过程中，细致体察作品的象征世界，寻找作品情感或思维展开的理路，往往质疑既定的评论，还特别在意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缝隙与矛盾。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这种阅读方式是否更有利于打开思路，深化对作品的了解。

我们就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这句话是主人公涓生“手记”的开头，也就是他的表白吧：“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一般第一遍阅读，对这句话可能不太在意，如果读完全篇回头琢磨，就可能有疑问：写下悔恨与悲哀为什么要以“如果我能够”作为前提呢？难道会有什么原因“不能够”吗？这时，细读就发现“缝隙”了：涓生是否真的完全写下了他的悔恨与悲哀，还要打个问号。

当涓生听说子君已经死去时，是痛苦与悔恨的，但悔恨的不是抛弃了子君，结果导致子君的死，而是不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恨自己“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从作品描写的事实看，同居之后不过两三个星期，涓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感觉就悄悄改变，有“所谓真的隔膜了”。小说中大部分篇幅其实就是涓生回忆他对子君感觉的“变化”，也是感情的淡化。如同他自己所慨叹的：“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小说情节的发展表明，涓生其实已经不爱子君了，即使他不向子君明确表白，悲剧也要发生的，“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但涓生始终没有从自己感情变化这个“根”上责怪过自己，而对他的潜意识做些分析，我们看到他是厌倦子君的，所以他的悔恨是有限的、不能完全说出缘由的。小说开头那句话其实早就打了埋伏，暗示了整个悲剧的发展。

如果进一步细读，可以发现悲剧的原因很复杂，起码比前面那种从社会外部原因的解释要复杂得多。这对年轻情侣同居之后，因为失业，经济困难，这确实是促使他们感情破裂的外在因素，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嘛！但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反驳说，真正的爱情不会因为生活拮据而夭折。那么很显然，悲剧起于涓生的情感之变。问题是，导致涓生厌倦子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同居之后“川流不息”的琐碎生活逐渐淹没了爱的激情？是子君从浪漫走向平庸？是这对年轻人尚未做好真正建立家庭的准备？是男人常见的毛病？好像都有一点关系。所以小说是很真实的。再用细读分析涓生这个人物，发现他的厌倦尽管可以找到各种解释，但骨子里还是自私，而且从他的表白看，其悔恨“不能够”彻底，也是因为他终究未能直面这种深藏的私心。只要认真分析，我们不难体味到作品对涓生有一种道德层面的谴责。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谴责不是由作家直接表露，而是通过作品所精心经营的叙事结构来达致，读者从自己的阅读中可以很自然去体会和接纳。这也可以做一番对叙事结构的细读。

《伤逝》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手记”的形式，其中的“我”就是涓生。涓生的悔恨中带有许多他自己的体验和感觉，甚至还有潜意识，而这些都用很“个人化”的手记形式呈现出来。这回忆的过程也可看作是涓生的“表演”吧。整个小说都是“伤逝”，是涓生的追忆，重点是回忆感情如何从高峰走向低谷，包括涓生对子君“变化”的细微的感觉。但这全都是涓生自己一人的回忆与感觉，小说中的子君始终是不在场的、被动的、“失语”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涓生的悔恨显然只是出于涓生的立场，因此是打了折扣的，是不彻底的，他毕竟未能也未敢触及私心。于是，对涓生的道德谴责也就油然而生。这就是为什么读者会更多同情子君的原因。表面上其中的“我”（涓生）是叙述者，其实小说作者是隐藏着的另一叙述者，两者的立场显然是有差别、有距离的。这种距离就可能在阅读中产生观照，引发对涓生行为的观察、思考、批评与谴责。潜隐的叙述者有意让表面的叙述者（涓生）的悔恨记录（手记）不那么“完整”，留下某些矛盾与缝隙，让细心的读者再深入发现其中的奥妙，想象涓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怎样，他的所为哪些值得同情，哪些应当批判。这样，我们就走进了人物的复杂而鲜活的内心世界。

在道德谴责之余，读者是可能会给涓生一些同情的。如果跳出来想，涓生对同居生活的逐渐厌倦也有可以理解之处。在涓生的感觉中，子君在同居之后变得“俗气”和“粗糙”了：“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也许涓生的表白是有点“推卸责任”，所谓“战士”、“战斗”之类，显得有些空泛。但应当看到，和子君比起来，涓生更加不能适应从恋爱的情感高峰降落到平凡甚至琐碎的日常婚姻（同居）生活这一现实，也就是说，子君可以满足“过日子”，但涓生不能。这就是他们的差别。“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们并不否认这是真理，但这话从涓生口中说出，总使人感觉到某种“性别的差异”——男人情感的多变。小说的隐藏叙述者对这一切都不做直接的评判，而是制造某种距离，让细心的读者有些超越，去发现与体味人生的种种情味，这正是《伤逝》艺术的高妙之处。

这篇小说的细读，让我们领略到现代小说在结构、叙事和语言等诸多方面的特色。像鲁迅《伤逝》这样的内涵丰厚的优秀小说，往往给读者留有许多想象和思考的空间，阅读时只要认真把握其艺术构思的特色，放开思路，总会有自己的发现，有审美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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