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通货紧缩的基本理论
一、通货紧缩的定义
二、通货紧缩的类型
三、通货紧缩的成因
四、通货紧缩的影响
第二章 通货紧缩的新分析框架
一、中国1997～ 2000 年通货紧缩的分析思路
二、中国2012 年以来通货紧缩的分析思路
三、通货紧缩的多部门资产负债表分析框架
第三章 基于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日本通货紧缩分析
一、日本通货紧缩的历程回顾
二、日本通货紧缩的分析：多部门金融资产负债表
三、日本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与传导渠道
四、日本通货紧缩的分析结论与对中国的启示
第四章 基于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中国通货紧缩风险分析
一、2012年以来通货紧缩的结构性特征
二、中国两轮通货紧缩的共同特征
三、2012年以来通货紧缩的新特征
四、基于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原因分析
五、应对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第五章 治理通货紧缩的对策建议
一、1998年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
二、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适度实施需求侧结构性政策
第六章 破解僵尸企业处置的“囚徒困境”与治理通货紧缩
一、僵尸企业的规模及其负面影响
二、僵尸企业的“囚徒困境”
三、僵尸企业的解决方案
四、僵尸企业清理和完善破产保护制度
结语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通货紧缩一般是指物价的全面持续下降。有人会问，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老百姓来说是坏事，那么通货紧缩、物价下降，就应当是好事了，为什么专家学者还要着急？历史经验表明，通货紧缩对于经济以及百姓生活的损害其实要更甚于通货膨胀。从国际视角来看，前有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后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有鉴于此，如何防范和应对通货紧缩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经济界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曾首次出现物价全面持续下跌的情形，CPI连续22个月呈现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也一度放缓至8%以下。当时，在成思危先生领导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立了一个有关通货紧缩的课题组，对通货紧缩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笔者曾经作为其中一个子课题《中国通货紧缩的成因、危害与对策》研究小组的负责人，牵头对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整理成《中国：通货紧缩问题研究——成因、危害与对策》一书，于2001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和投放了10万亿人民币的天量信贷。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宽松”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在2008至2011年间维持了9%至11%的高速增长，但也延缓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并带来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宏观政策不得不再次收紧的背景下，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再次放缓，并于2015年跌破7%。与此同时，从2012年5月至今，PPI已经持续负增长达50个月之久，反映经济整体价格水平的GDP平减指数也于2015年第二季度开始下降。这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变化引发了国内外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状态的争论，并至今尚未达成共识。
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笔者深感有必要重新启动对通货紧缩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探讨新的分析框架，做好经典案例分析，寻找有效的对策措施。
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从不同角度梳理了有关通货紧缩的各种理论观点。在有关通货紧缩的定义方面，主要有“单要素论”、“双要素论”与“三要素论”三种观点。在有关通货紧缩的形成机制方面，主要有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理论以及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说等。在有关中国的通货紧缩成因方面，主要有产能过剩、货币供应不足、外部需求冲击以及国有部门垄断等观点。在梳理已有理论的基础上，课题组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即由6部门资产负债表构成的通货紧缩模型。
在第二部分，运用上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们逐一考察了6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变化。通过考察政府部门、中央银行、金融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海外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迁及相互间影响，对于日本通货紧缩的形成机理以及日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有了新的认识，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单纯依靠宏观刺激政策而非结构性改革是导致日本长期掉入通货紧缩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第二，僵化的公共投资体制是导致日本财政刺激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第三，不良债权处理不及时是导致日本货币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第四，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导致了日本通货紧缩的不断加剧；第五，资金大量流向海外部门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第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于缓慢是日本陷入通缩循环的深层次原因。
在第三部分，参照日本案例的分析，我们又对中国2012年以来的通货紧缩风险进行了评估与分析。经研究发现，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风险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具体表现为PPI负增长与CPI正增长之间的矛盾，资产价格泡沫与实体经济收缩之间的矛盾，东北、西北地区下岗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与东南沿海地区用工成本上升、“用机器人换人”之间的矛盾，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公共服务供不应求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结构性风险都使得本轮的通货紧缩治理面临更大的挑战。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明显下降，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明显受阻，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大量外流，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没有流出国外的资金也大量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不断催生资产泡沫；此外，“僵尸企业”迟迟不能退出市场也成为了吸金的巨大“黑洞”。
在第四部分，通过总结国内外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想成功走出本轮通货紧缩，就必须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发力，改革与刺激相互配合。否则的话，本轮通货紧缩不仅产生的危害要比上一轮通货紧缩更大，且还随时存在着是通货紧缩加剧，还是由“通缩”转为“滞胀”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由于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大幅下降，治理通缩的重担必然将更多地落在财政政策方面，但由于财政政策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可持续问题，因此本轮通货紧缩的治理难度会更大。我们认为，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在宏观上进一步思想解放，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加快创新与重组，同时，还要注意处理好“输血”、“止痛”与“动手术”之间的关系。
在第五部分，我们以案例分析的形式重点讨论了如何解决当前的“僵尸企业”问题。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的僵尸企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负和博弈”，并且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在处置“僵尸企业”问题上陷入了“囚徒困境”。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就必须从改变博弈双方的成本收益为出发点。一方面，要完善僵尸企业的破产保护制度，使得《破产法》能够有效推动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另一方面，也要改进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与激励机制，使得商业银行敢于并愿意实行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回想当年朱镕基政府在克服上一轮通货紧缩时，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力推改革，在供给侧，一方面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将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改制为产权清晰、市场导向的民营企业，同时对石油、通信、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部门进行了大规模兼并重组和公司化改制上市；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赋予民营中小企业出口自主权，从而有效承接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激发了市场活力。在需求侧，一方面，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名为稳健实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另一方面，推动需求侧改革，积极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打开了住房需求的大门；推动中国加入WTO，打开了外部需求的大门。总之，供给、需求双侧发力，改革、刺激相互配合，最终带领中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再次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总结了国内外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辅之以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发力，中国就一定能够战胜本轮结构性通货紧缩，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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