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集_赵缊著_9787533335007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庚寅集》所收文论，体裁广泛，研究的时间跨度从三代到晚清，研究的主题则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疆域沿革，到思想文化、学术建树乃至神话传说，等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涉及。不过只要稍加用心阅读，便不难发现，作者在这样杂花生树般的众多课题的研究中，贯穿了一种基本精神，或者说采用了一种基本方法，这就是对所研究的事项坚持了“从动态上进行研究”。他对于所研究的事项，不管是雄霸一时的政权也好，影响百代的思想流派也好，还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也好，一概不肯只当作既成的事实加以静态的描述和评介，而是致力于将其产生、成长、流变的过程加以考察。也就是说，他认定只有通过对所考察事项的动态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客观评估其历史作用。赵缊兄为研究齐文化付出了大量心血，成果良多。窃以为，赵缊兄关于齐文化的研究，其过人处，并不在于对这一先秦成型的古老思想流派只是介绍了它的内容，评估了它的长短得失，而在于对齐文化的产生、演变以及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所发生的影响的过程着重进行了考察。只有置诸历史过程的动态中，齐文化的历史价值才会凸显出来。孔夫子说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断语，固然意在贬齐扬鲁，但是岂不同时也等于肯定了齐文化在他所信仰的美备的“道”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至少是承认了它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初级阶段，甚至是必经的基础阶段。孔子所设计的高信念是否美备完善，我们另当别论，仅就把齐文化看作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加以考察而言，无疑是一种理性的观察。齐文化的成果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的影响显而易见，儒、道、墨、法、兵等先秦诸家典籍中，齐文化的印痕都是不难被发现的。齐文化对于秦借以构建皇权专制制度的法学，对于两汉时期尊奉为庙堂之学的经学，影响是显著的；甚至魏晋期间活跃一时的玄学，似乎也处处显示出掺杂着齐学的流风遗韵。《庚寅集》所收的文章，虽然没有对这些内容展开全面论述，但是在有关两汉经学，特别是关于颇有集大成规模的郑玄学派的研究中，已经做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探索，揭示出许多发人深思的启示。

　　日前接到赵缊教授电示，要我给他即将付梓的文集写篇序。我赶忙以“门外汉不敢造次”之类的理由逊辞，表示自己还有点儿自知之明。在他这样的中国古代史专家的大作面前，我只配老老实实学习的份儿，何敢不自量力，大言不惭地去做什么序！可是，赵缊兄不容我分说，立即把文集校样全部通过电子邮箱发给了我。不言自明，这序是非写不可了。我无可奈何，只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把书稿从头到尾拜读了一遍。一遍读下来，感触良多。这回有对策了，把我印象最深的读后感，挑两条写出来，岂不可以充当序言，聊以塞责了吗？至于古往今来有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写序言的前例可援，也顾不得去查证了。
　　不虚美，不掩恶，努力揭示历史的真面貌，拒绝编造假历史，这是一切诚心治史者公认的基本守则和道德底线。赵缊兄讲得明白，他所做的这些历史课题的研究，无非都是为着“廓清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既把“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求真”毫不含糊地高标为研究的宗旨，同时又理智地把握了分寸，标明实际操作中只能做到“尽可能地”而已。本来，大干世界的历史纷纭繁复，如恒河沙数般，是人们不可胜记的。大至以成千上万年计的人类史、民族史，小如一人一日之短暂往事，人们事后再想巨细不遗地还原其本来面目，都是不可能的。良史所治，无非是厘清历史进程中的有价值的大端（包括有价值的细节），还原其基本的“本来面目”而已。
　　我以为，就历史学家来说，树立“写真历史”的目标还比较容易，但在具体进行历史研究中，如何才能做到舍轻择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那可就很不容易了。究竟用些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攻克阻挡着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实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那些难关呢？幸运的是，当我硬着头皮苦读《庚寅集》时欣喜地发现，许多年来萦绕在我脑际的这个问题，赵缊兄在解析许多课题（除《姜太公神话》外，多数是我生疏的）时，自觉地把它破解了。只不过他只是驾轻就熟地身体力行，未肯明白地将“金针度人”罢了。窃以为《庚寅集》在研究历史的方法论这方面的贡献，对于广大喜爱探讨中国历史的读者来说，更加具有启发性，更能惠及大众。有鉴于此，我愿意不揣浅陋，在这里选择了《庚寅集》运用的有关历史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范例，将其基本精神介绍给大家。

　　《庚寅集》：
　　转换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侧面看，上述现象毕竟也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终于懂得了可以依靠少数人的经验和智慧，通过正确领导共同体的社会实践，使大家得以保持温饱，不受侵害，甚至越发繁荣兴旺。当时的首领指导本共同体的实践活动是在氏族如林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他们的举措事关共同体的命运和前，途，正确的领导自然能博得人们对他们的信赖和崇敬，得到人们像对神鬼一样的迷信膜拜。就算是这样，他们也还算不上是独裁者，他们还要受到部落联盟体内各举足轻重的部落首领和长老的制约，重大事情还都要征得“四岳”参议机构的同意，其中包括自身权力的任命在内。
　　第二，早期国家时期的血缘政治——夏、商。如果轻易相信经过汉儒整理过的文献典籍，那将会使我们对夏、商时期的国家组织形式的理解产生谬误，做出盲目拔高的结论。对此，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理应依靠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结合文献史料，来揭示当时的社会状况。
　　关于禹、启建夏这一历史事件，现在唯一清楚的是传子制取代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按照私有制和国家产生发展的规律解释，军事民主制的历史一页已被掀了过去，夏王朝的国家形态正式形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夏、商王朝的上层机构是有所变动的：过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后的“四岳”，现在被为王尽忠效力的宰尹所取代，基本仍由异姓贵族承担，王的权力此时至高无上，其权力的传递亦由其家族内的子弟次第继承。
　　而夏、商的基层组织仍保留了原来军事联盟体的组织形式，从得以保留下来的金文文献中，我们才得以知道这时期部落和氏族首领的称谓。这样一来，使我们知道了夏、商时期的国家并不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么成熟，试想从夏启到商二十代王盘庚，其中少说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这期间各朝后、王，始终处于不定期迁徙的行国状态之中，他们怎么能背着叠床架屋的臃肿机构到处奔波呢？青铜文化的发达、杀殉之多并不能说明其国家机制的先进，从甲骨文文献上看，边境四周方伯的势力何尝不每时每刻威胁着夏、商政权的存在呢？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都证实了这个问题，即要依靠一个过时的血缘集团组织形式来维持一个大区域范围内局面的稳定，其力量是有限的，必须要对政权形式进行改造，才能适应新的历史形势，才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和条件。盘庚迁殷本来可能是一次改革的契机，但为时已晚，这场改革也只有留待取而代之的周来完成了。
　　第三，宗法血缘政治时期——西周。周初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工作，在中国古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创立无一不是在夏、商血缘家族统治的基础上进行的，历史提供的经验教训是：血缘统治集团的集中是被动消极的。要摆脱被动，就要扩大生存空间，同时建立对征服区域的殖民统治秩序。于是分封制下的血缘集团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张网络，“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通过这种蚕食殖民政策，周王朝取得了地理空间上的优势，把过去容易构成威胁的一些方伯和部族逐渐压迫到当时地理环境较恶劣的地区，成为羌狄蛮夷，从而限制了他们生存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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