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作品系列：我们的感情_东西著_9787532161058

　　这本短篇小说集有《你不知道她有多美》《私了》《双份老赵》《请勿谈论庄天海》《蹲下时看到了什么》《我们的父亲》《保佑》《伊拉克的炮弹》《我为什么没有小蜜》《送我到仇人的身边》《我们的感情》《雨天的粮食》《一个不劳动的下午》《溺》《戏看》《商品》《我和我的机器》《飘飞如烟》《我们正在变成好人》《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把嘴角挂在耳边》《天上掉下友谊》等二十二部短篇小说。还有序、东西创作年表。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我们从关心政治到关心生活，从狂热到冷静，从集体到个体，从禁忌到放荡，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均到差别，从羞于谈钱到金钱万能……每一点滴的改变都曾让我们的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那种仿如“龟步蟹行”的心灵变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几乎超出了力学的限度，现实像拨弄琵琶一样无时不在拨弄着我们的心弦，刺激我们的神经。一个巨变的时代，给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们理应写出更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分明坐在文学的富矿之上，却鲜有与优质材料对等的佳作，特别是直面现实的佳作。

　　不得不怀疑，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力。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气。但必须声明，本文所说的“直面现实的写作”不是指简单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经过作家深思熟虑的流水账般的记录。这里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是指经过作家观察思考之后，有提炼有概括的写作。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年轻的写作者们轻视。他们，包括我，急于恶补写作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的各种写作技法都演练了一遍。在练技法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入迷，像相信科学救国那样相信技巧能够拯救文学。然而某天，当我们从技术课里猛地抬起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哑巴”。面对一桌桌热辣滚烫的现实，我们不仅下不了嘴，还忽然失声，好像连发言都不会了。曾经，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鲜现象的第一发言人，他们曾经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及时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们已经学会了沉默，他们或者说我们悄悄地背过身去，彻底地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兴趣。

　　慢慢地，我们躲进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又渐渐地，我们干脆关上听觉器官，两耳不闻，情愿做个“聋人”。我们埋头于书本或者网络，勤奋地描写二手生活。我们有限度地与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里汲取知识和养分”（海明威语）。我们从大量的外国名著那里学会了立意、结构和叙述，写出来的作品就像外国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遗憾的是作品里没有中国气味，洒的都是进口香水。我们得到了技术，却没把技术用于本土，就连写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于外国名著们的故乡。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却忽略了技术主义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

　　为什么我们羞于对现实发言？原因不是一般的复杂，所谓的“迷恋技术”也许是“冒名顶替”，也许是因为现实太令人眼花缭乱了，它所发生的一切比做梦还快。我们从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调查，结论是一百年前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相当于现在《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内存还来不及升级，难免会经常死机。我们对现象无力概括，对是非懒于判断，对读者怯于引导，从思考一个故事，降格为解释一个故事，再从解释一个故事降格到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只是讲述者，我们只是故事的搬运工，却拿不出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态度”，因而渐渐地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所以，当务之急是升级我们的大脑硬盘，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腾出空间思考，以便处理一切有利于写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于亮出自己正确的态度，敢于直面现实，写作现实。

　　托尔斯泰的《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素材是检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其中女主角的人物原型来自于法国的德拉马尔，她是农民的女儿，1839年嫁给法国鲁昂医院的一名丧妻外科医生，福楼拜父亲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的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他，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在我们过分依赖想象的今天，看看这几位大师写作素材的来源，也许会对我们的取材有所提醒。别看见作家一用新闻素材就嗤之以鼻，往往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刚开始。

　　当然，只有一堆新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深入现实的细部，像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历克谢耶维奇那样，用脚步，用倾听获得一手生活，或者像杜鲁门？卡波特写《冷血》那样，无数次与被访者交谈，彻底地挖掘出人物的内心。我们不缺技术，缺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缺的是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身段。当我们感叹现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现实中要素材，偷灵感。但所谓灵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因此，现实虽然丰富，却绝对没有一个灵感等着我们去捡拾。

　　我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一种焦虑，好像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等待一部伟大的中国作品，这部作品最好有点像《红楼梦》，又有点像《战争与和平》，还有点像《百年孤独》。在中国作家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好多人都认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获得这个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像前面三部那样伟大的作品。当莫言先生获得这个奖之后，大家似乎还觉得不过瘾，还在继续期待，总觉得在如此丰富的现实面前，没有理由不产生一部内容扎实、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伟大作品。

　　数年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受“伟大的美国小说”定义启发，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承认按照这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2016年5月23日

　　你不知道她有多美

　　春雷说：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废墟有多美，更不会说地震是美的。你只要看一看我身上的这些疤痕，就知道我不会说地震的好话。傻瓜才会说地震有多美、有多震撼。我是说女人，那个叫向青葵的女人。

　　她是发生地震那年的春节嫁给念哥的，也就是1976年。念哥姓贝，大名贝云念，是我们家的邻居。年初二，我还睡在床上做梦，他就把我叫醒了。他说春雷，咱们接嫂子去。那年头时兴婚事简办，越简办越体现生活作风健康。念哥是等着提拔的机关干部，当然不敢铺张浪费，说实话，他也没有铺张浪费的能力。

　　他很简单，就踩着一辆借来的三轮车驮着我去医院接嫂子。他身上的棉衣已经半旧，脚上蹬着洗得发白的球鞋，只有脖子上的那条红围巾是新买的。青葵姐比我们起得还早。我们赶到时，她已经在宿舍楼下等了半个小时，连鼻子都冻红了。念哥把脖子上的红围巾取下来，捂到青葵姐的脸上，驮着她往回走。三轮车被念哥踩得飞了起来，他不时回头看看青葵姐，眼睛笑成一道缝。

　　我和青葵姐面对面地坐着，头一次离得那么近。我看见她长长的睫毛上像沾着水雾，眼珠子比蓝天还清亮，红扑扑的两腮挂着酒窝，一直挂着，没有停止过。谁都知道青葵姐漂亮，但那一天她是最漂亮的。后来我观察，只有笑的时候她才有酒窝，这证明那一天她都在笑。

　　念哥的三轮车越快，打在我脸上的风就越大。我的脸好痛。我缩了缩脖子。青葵姐看见了，从包里掏出一盒雪花膏，抠了一点儿抹到我的脸上。她说你看你，脸都冻裂了。她的手像温热的水在我脸上流淌，我舒服得几乎晕了过去，脑海里突然跳出两个字：天使！原来青葵姐是仙女下凡。我甚至想是不是因为有了她，人们才把医生称做天使？现在说出来不怕你笑话，青葵姐这么擦过之后，我三天都没洗脸，甚至还伸出舌头舔了脸上的雪花膏。我一直认为雪花膏的味道，就是青葵姐的味道。

　　那天，我比念哥还高兴。好多人来吃喜糖。他们来了又走，只有我一整天坐在念哥的屋里。到了晚上，念哥说又不是你娶媳妇，瞎乐什么？快回去睡吧。我恋恋不舍地站起来，怪天黑得太早。青葵姐从里间拿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说你累了一天，这个送给你吧。要知道，像这么高档的塑料皮笔记本那时并不多见。我母亲没有工作，全家靠我父亲的工资，即使看见过这样的本子，我也舍不得买。但这个礼物放在这个晚上给我，我一点儿也不高兴，它像一道逐客令，我收下之后就再没理由待在他们的屋子里了。

　　很快，整幢楼都知道了青葵姐的美丽。按现在的说法，她很具杀伤力。当天晚上，我的父母就吵了起来。我父亲说你看看人家娶的媳妇，要身材有身材，要胸口有胸口，还是个医生，现在的年轻人真有福气呀！我母亲说人家娶媳妇，看把你急成什么样子了。我就知道你那老毛病没改，想要漂亮的先把我离啦。他们小声地吵着，以为我是聋子。

　　几天后，三楼的孙家旺也跟她媳妇吵开了。她媳妇怪他看青葵姐看得太傻，看得眼珠子都快爆裂了，说他故意在楼下等青葵姐，还为青葵姐提南瓜。孙家旺可不像我父母那样低声下气，他站在走廊上大声地跟媳妇对骂，其中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我喜欢她，你又能把我怎样？大不了咱们离！那时我觉得孙家旺不要脸，这样的话都说得出口。但到了现在我才明白，他是故意说给青葵姐听的。他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大约过了两个月，孙家旺真跟他媳妇离了。后来孙家旺想打青葵姐的主意，我听他对青葵姐说是因为你，我才离的。

　　这些事我都写到了青葵姐送的笔记本上，但写得最多的还是青葵姐。我想她雪花膏的气味，想她软绵绵的手，想娶她这样的媳妇，想跟她说话，想天天到她家去串门。我还在笔记上画她，开始画得一点都不像，后来越画越像，画得比她的相片还像。如果不是因为崇拜她想做一名医生，也许她送的笔记本早把我培养成画家或者作家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自从青葵姐住进这幢楼，周围的夫妻常常莫名其妙地拌嘴，冷不丁就会从某个窗口传来摔碟砸碗的声音。这是用预制板搭建的大板房，基本上没什么隔音功能。好几次念哥出差了，孙家旺赖在青葵姐的屋里不走。青葵姐就隔着墙壁叫：春雷，你把我的相册拿过来。或者这样唤：春雷，你念哥不是说今天晚上回来吗。

　　我哎哎地应着，跑到她的屋子里跟孙家旺比坐功。他不离开，我就一直坐着。有时候，那个赖在屋子里的不一定是孙家旺。我不太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反正只要念哥一出差，来的男人就特别多，特别复杂，不是孙家旺就是李家旺，不是李家旺就是贺家旺。不管什么男人，青葵姐都叫我过去陪他们，让他们没有下手的机会。青葵姐的那本相册被我拿过来又拿过去，成为到她家去的借口。有好几次那些垂涎欲滴的男人走了，我还不想走，青葵姐就给我热她做的水晶包子，让我一边吃一边听她说念哥的好。我听着，好想让她再给我擦一次雪花膏。但是天气已经不允许了，热了。我的脸也光滑了，再也没有理由了。于是我就装病，不上学也不去医院。母亲没有别的办法，请青葵姐在家里给我吊针。你不知道那样的时刻有多幸福。为了能让她给我扎针，我恨不得天天生病。

　　当然这不是我接触她的唯一方式。我帮她从楼下提过水，跟她学过打针，为她拆过毛线，还故意站在走廊上朗诵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如果我读错了，她会着急地跑出来帮我纠正读音。有时我故意把字读错，她并不知道我的伎俩。但是念哥看出来了。念哥是多么聪明的人呀！他拍着我的脑袋说鬼精灵，你要是跟我一样年纪，那青葵姐就是你的啦。我心里暗暗得意，朗诵的声音越来越高亢。放暑假时，我获得了全校朗诵第一名。我把奖状拿给青葵姐看，她说要不是我指导，你哪会获奖？快请客。

　　我没钱请她下馆子，就买了一根雪条给她。你没看见她吃雪条的样子，用你们的行话来说，简直是一门艺术。一根雪条在她嘴里比在任何人嘴里待的时间都长，她不像我们用牙齿，而是用舌头慢慢地舔，用嘴轻轻地含。如果雪条融化得太快，她就抽出来让它歇一会儿，等雪条上凝聚了水滴，她又及时把它含住。雪条在她嘴里滚来滚去，直到只剩下那根木片。就是木片，她也要含一会儿才舍得丢掉。我母亲说看青葵吃雪条，就知道她是一个懂得节俭的媳妇。

　　十天之后，我们唐山就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里氏七点八级地震，你们都应该听说过。即使死了我也不会忘记那个时间：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醒的？反正我醒了，身上只穿着一条裤衩。父母尖叫着跑出门去，一块水泥预制板砸在他们的身后。泥沙俱下，生死攸关，他们把我这个独生子留在屋里。我并没有急着逃命，真的。我也没有父母那么胆小怕事，好像我这条命不值得珍惜，或者我这条命应该献给什么人。

　　我闪到墙角，竖起耳朵听隔壁的声音。我想有可能的话，我会冲过去救青葵姐。但是速度太快了，还没等我行动，那边就传出了她的惨叫，紧接着是楼板坍塌的巨响。完啦！青葵姐肯定被砸死啦。整幢楼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人哭到伤心处发抖那样。我被抛出窗外，和那些泥沙、门板、玻璃一起往下掉。这是一幢四层高的楼房，我们都住在四楼。奇怪的是我掉到地上之后，竟然没有死，只是那些落下的玻璃纷纷扎到我的身上。站起来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长满玻璃的刺猬。这要在平时早就痛死了，但那时我却不知道痛。我看见人们惊慌地从楼道里跑出，看见有的人从楼上摔下，像石头那样嘭地砸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喊叫声中，我跟着人群跑去，刚跑出去几十米，回头一看，那幢楼就不见了。

　　除了惊叫和哭泣，就是喊爹叫娘、呼儿唤女的声音。操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我也想喊几声，但是我把父母的名字给弄丢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也没喊我。我想青葵怎么就死了呢？她那么漂亮那么水灵怎么就舍得死呢？我试着拔出腿上的玻璃，一股热乎乎的血流下我的小腿肚。我不敢拔了，得等医生来拔，要不然血会流干的。

　　人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忽然，响起一个大嗓门，他叫大家不要惊慌，毛主席会派飞机来接我们。这句话像炸弹，把人群炸得东倒西歪，稀里哗啦。好多人说那干等着干什么？还不快去飞机场。人群往飞机场的方向走去。我跟着他们。他们越走越快，我越走越慢。我不知道为什么慢？我又不感到痛，为什么会慢？现在我当了医生才知道，肯定是那些玻璃在作怪。你想想肉里戳进那么多三角形的、四边形的、多边形的玻璃，我敢保证，就是施瓦辛格演的“终结者”，插上了这些玩意也快不到哪里去。

　　走了一阵，父母找到我了。他们又惊又喜，摸我的脸，拍我的肩，看看我是不是哪里少了一块？当他们的手被我刮痛之后，才知道我的身上插满了玻璃。父亲想背着我走，但他怕把玻璃压进我的肉里，加剧我的疼痛。母亲想抱起我，但她的手刚伸过来，就听到玻璃砸进肉里的噗噗声。我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只要什么东西碰上我，那些透明的多边形就会毫不客气地往肉里钻。母亲哭了，父亲叹气。我告诉他们我一点儿都不痛，叫他们别管我。可是他们不听，陪着我慢慢地走。父亲从地上捡起一根别人掉下的三角拐杖，递到我手里。母亲催促我加快速度，说太慢了就坐不上毛主席派来的飞机。

　　地下又动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叫余震。人群顿时乱成一团，全都向前狂奔。父母被人流裹挟着往前冲。我听到母亲喊：春雷，你快一点儿，我们在飞机场等你，我们到飞机上去给你抢座位。逃命的人像洪水一样从我的身边拥去，很快就把母亲的声音淹没了。我没他们那么怕死，避到路边慢腾腾地走着。我不知道哪来的胆量，一点也不害怕丢掉性命。青葵姐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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