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与读书（套装共2册）_金克木著_9787568220101

《人生与读书》是“未名四老”之一、国学大师金克木关于文化、历史和读书方法的随笔集。金克木将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人生领悟融于文字，说文化、谈古今、讲方法，出经入史、直抒胸臆。

何谓“文化危机”

《群言》编辑部以“文化危机及其出路”为题向我约稿。我对这个大题目没有发言权，一是由于无知，多年因衰老几乎足不出户，“闭关”何能谈世事？二是由于不懂，不明白文化指的是教育、知识、技能，还是文学、艺术，还是社会心理、风气，还是其他。也不明白怎么叫危机。1966年一声广播，战鼓齐鸣，全国学校一律停课，书刊差不多尽被扫除，有文化的人全搅进一股洪流，演种种角色。那时没有人说是文化危机。后来“复课闹革命”，得一个“闹”字，“师道尊严”大受批判，仿佛文化更加高涨、深入。再以后，都说是“浩劫”过去，文化勃兴，学校增加，书刊繁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怎么好说是危机呢？若指文盲增加，教育经费短缺，报刊常见错字病句，那也不自今日始。至于“刘蕡下第”、“雍齿且侯”、茅屋秋风、箪食陋巷，那更是多年痼疾，“没什么了不起”，大厦不会由此倒塌。如果危机指的是危在将来，那就只好先救燃眉之急，顾不得后代。“儿孙自有儿孙福。”文化究竟不是生活第一需要，有十年“破”文化的历史足可证明。既然不明白危机，自然也就说不上出路。因此我想，文化危机，不论是大是小，是远是近，必须老百姓和领导人都感觉到危险，那就不用愁没有出路。若是知识缺乏，无妨赚钱；文化降低，地球仍转；教育贫困，不伤纱帽；那么，若干知识分子痛哭流涕长太息又有何用？打不动人心就引不起行动。唠叨多了，结果也许会适得其反。

当前文化情况，我虽无知，也略有所闻。仿佛是旧“纲常”已去，新“名教”未除。“立”字传统已亡，“破”字传统仍在。治文似治武，建设如作战。惯于“亡羊补牢”，不信“曲突徙薪”。看起来，文化核心在思想。我们的目标是现代化或超现代化，而思想是古老的，只信直接经验和实用，要求“立竿见影”。这好比以成汤、周武的思维软件装入电脑，以刻竹简方式打字，越着急越慢。外国的新旧思维套不进我们的头脑，“合资”不易。而且恐怕还有世界性的文化危机，外国人同样在伤脑筋。有日本人和欧洲人谈话，要拯救人类。看来历史需要重温，不能回避。两次世界大战中强者失败的结果，使中央突破和歼灭战思想要让位于费边战略。如果不出现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思维，文化矛盾怕难以解决。但是，中国文化的大变革正在出现，危机也未必不是转机吧？

文化问题断想

一

有一个外国人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另一个外国人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后还会这样。有个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是中国人说的好，把两个外国人的话都包括了。“师”，既可以是照样效法，也可以是引为鉴戒。学历史恐怕是两者都有。二十年前发生过连续十年的史无前例的大事，既有前因，又有后果。我们不能断言，也不必断言，以后不会再有；但是可以断言，以后不会照样再来一个“史有前例”了。历史可能重复，但不会照样，不会原版影印丝毫不走样，总会改变花样的。怎么改变？也许变好，也许变坏，那是我们自身天天创造历史的人所做的事。历史既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人们自己做出来的。文化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历史和文化的进程，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左右历史和文化，施加影响。若不然，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对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趋向，但无人能打保票。

二

历史上，中国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两次。一次是佛教进来，一次是西方欧美文化进来。回想一下，两次有一点相同，都经过中间站才大大发挥作用。佛教进来，主要通过古时所谓西域，即从今天的新疆到中亚。西域有不少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和文化。传到中原的佛教，是先经过他们转手的。东南也有从海路传来的，却不及西北来的影响大，那里没有会加工的转口站。青藏地区似乎直接吸收，但实际上是中印交互影响，源远流长。藏族文化和印度文化融为一体，那里的佛教和中原不同。蒙古族是从藏族学的佛教，也转了手。欧美文化进来也有类似情况。明中叶到清初，耶稣会教士东来并在朝廷中有地位，但是文化影响不能开展。后来帝国主义大炮打了进来，人和商品涌入，但文化还不像鸦片，打不开局面。西洋人在中国出的书刊反而在日本大量翻印流行。所谓西方文化是经过东方维新后的日本这个转口站涌进来的。哲学、文学，直接从欧洲吸收而且有大影响的，是经过严复和林纾的手。两个翻译都修改原著，林纾还不懂外文。此外许多文化进口货是经过日本加工的。梁启超在日本办杂志。孙中山在日本鼓吹并组织革命。章太炎在日本讲学。鲁迅、郭沫若在日本学医、学文学。从欧美直接来的文化总没有从日本转来的力量大。欧美留学生和教会学校虽然势力不小，但在一般人中的文化影响，好像总敌不过不那么地道的日本加工的制品，只浮在上层。全盘西化，完全照搬，总是不如经过转口加工的来得顺利。好比电压不同，中间总得有个变压器。要不然，接受不了，或则少而慢，反复大。

三

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不但要求变压，还有强烈的选择性。二道手的不地道的佛教传播很广。本来没有什么特殊了不起的阿弥陀佛，只是众佛之一，在中国家喻户晓，名声竟在创教的释迦牟尼佛之上。观世音菩萨也是到中国化为女性才大显神通。玄奘千辛万苦到印度取来真经，在皇帝护法之下，亲自翻译讲解。无奈地道的药材苦口，传一代就断了。连讲义都流落日本，到清末才找了回来。玄奘自己进了《西游记》变为“唐僧”，成了吸引妖精和念紧箍咒的道具，面目全非。对西方文化同样有选择。也许兼容并包，但很快就重点突出，有幸有不幸。就艺术说，越地道越像阳春白雪，甚至孤芳自赏，地位崇高而影响不大。反而次品有时销路大增，供不应求。流行的第一部现代欧洲小说是林纾改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一演再演的欧洲戏剧是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王尔德），都不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变了样。我们中国从秦汉总结春秋战国文化以后，自有发展道路，不喜生吞活剥而爱咀嚼消化。中国菜是层层加工，而不是生烤白煮的，最讲火候。吃的原料范围之广，无以复加，但是蜗牛和蚯蚓恐怕不会成为中国名菜。至少在文化上我们是从来不爱一口整吞下去的。欧美哲学也同古时印度哲学命运相仿。人家自己最为欣赏的，我们除少数专家外，往往格格不入，甚至嗤之以鼻；或则改头换面，以至于脱胎换骨，剩个招牌。有的东西是进不来的，不管怎样大吹大擂，也只能风行一时。有的东西是赶不走的，越是受堵截咒骂，越是会暗地流行。所以，文化的事不可不注意，又不可着急。流行的不都是劣货、次品，直接来不经转口的上等货有的也会畅销，因此大可不必担忧，更无须生气。

我们的文化难题

当前中外文化互相冲击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因为10亿人口大国的文化不能不影响世界。单从中国方面说，就科学和哲学思想的范围内，我们遇到的是什么难题？换句话说，历史给我们出下了什么文化难题？

先得说清楚：科学指的是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以来的近代科学，不是指一般的科学。这一点认识对我们很要紧，因为中国缺的恰恰是近代这一段的发展。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并不弱于欧洲。正在欧洲开始前进的关头，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利玛窦等人带来的还是近代以前的科学，同中国的可以合流。可惜没有合成更没有发展。这正在明清之际。这时和以后的欧洲近代科学直到19世纪后半才打进中国来，而我们自己在这段期间没有和欧洲作同步发展，没有伽利略上斜塔做实验，也没有烧死布鲁诺。一方面，中国的古代科学是不知怎么流出去的。另一方面，欧洲近代科学以前的结尾是和宗教同来的，这以后的发展又是和枪炮同来的。科学的同伴使中国人厌恶。中国科学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仿佛断了气（试看《畴人传》，不是全断，是对欧洲说）。直到20世纪初期，五四运动时提出要科学，还是含含糊糊的，不离其同伴和“富强”二字的，还没有接上气。一边全是欧洲的，一边仍旧是中国老式思想方法，两下不接头，使我们吃了大苦头。

近代科学在欧洲一开头被基督教教会认为有害。当时人还不明白科学和信仰是两回事。宗教改革并不需要科学指导。真正受到科学震动的是哲学传统。神学的破坏不是来自外部的科学而是来自内部的哲学发展。布鲁诺之死主要不是由于天文学而是由于他的怀疑论。哲学冲击了神学又受到科学冲击。科学先名为自然哲学，发展为另一种哲学。开头仿佛相安无事。哲学家康德也研究科学。哲学家照旧自高自大，并没有觉得自从康德的“超越”形而上学开始，就是哲学受科学冲击而变样了。欧洲从此发展出近代哲学。这正是在18世纪，中国的清代前期。中国的哲学本来也是不弱于欧洲的，缺的刚好是欧洲17到18世纪的一群哲学家。那时是明末清初，中国哲学家全忙于政治，讲哲学也是讲政治。同时，欧洲哲学家，培根、洛克、笛卡儿、狄德罗等许多人虽不脱离政治，却开辟了文艺复兴反中世纪以后的近代哲学道路。到19世纪末期，生物学的进化论冲击了整个思想领域，狄尔泰才从哲学上发展了原来解说经典的诠释学，提出“精神科学”，认为人文科学的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同时，从尼采开始又有另一种思想向“形而上学”开火。在近代科学冲击下的欧洲哲学本身的一再大变化中，出现了从古未有的一些问题，成为整个20世纪欧洲思想中种种复杂变化的引子。不幸的是欧洲近代哲学也和近代科学一样在19世纪末期随枪炮、鸦片、机器等洋货一同涌进中国。这比科学进来的情况更麻烦，因为哲学思想没有通用的教科书和数学公式，又不能由人做实验，几乎不可能很快分出青红皂白。这个近代哲学的不接头使我们吃的苦头比科学方面更大，还苦的是自己不大觉得。

在科学和哲学方面，中国从来不缺，也不弱。只是从明朝末叶即17世纪起和欧洲对不上头了。当然这以前彼此也不一样，但难分轩轾，可是这以后中国就有点相形见绌了。这也不要紧。困难在于我们不能像印度和日本那样全部移植而和原有的来个“双轨制”。不论那样是好是坏，中国办不到。中国从周秦以来便是习惯于大一统的。这是从上到下根深蒂固的中国特有的思想，只能枝节修改，很难根本动摇，更谈不到拔除。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不亡之道。

困难还在于我们在20世纪初必须把欧洲从17世纪以来300多年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照19世纪末的样子一下子吃进来消化掉。用从语言学发展出来的术语说，那便好像是要把“历时的”转变为“共时的”。我们既要明白“属内”的、构造性的（emic），又要明白“属外的”、非构造性的（etic）。不同的东西同时来，挤进自己原有的“参照系”，真不容易消化吸收。

1858年印度次大陆全部沦为殖民地，到1947年才独立。1868年日本“维新”以后发展成为“大国”，先是军事的，后是经济的。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对外对内战争连绵不断，文化也走了第三条路，未亡也未兴。这不是因为中国本来弱，而是因为中国本来强。弱比强容易变，不是倒下去，便是站起来。强的变弱了，就倒不下也站不起。要再强起来只有靠自己内部化出新的力量，外力帮不上多少忙。这又是一个难题。

中外文化互相冲击，我们需要关心一下当前世界思潮中的问题，并且参加进去对话。不是只提供情况和资料，不是只说自己的意见，而是对话，以平等的地位，不高也不低，参加到世界思潮中去。这样的对话需要知己知彼，互相沟通。科学大致已经通上气了，可是科学思想却未必。这也就是哲学思想。已经通上气的哲学只限于大学教室中讲述的和少数专门学者研究的范围，也还不全面。至于科学和哲学通气的思想难题，重点不在本体论而在方法论方面，恐怕还需要真正切实沟通一下。例如眼前弥漫于许多学科中的用于方法论的思想，如现象学、诠释学、符号学、格式塔心理学等，我们还注意得很不够，还拘泥于旧的分类分科。若是通了气，不仅科学，连哲学也参加到世界思潮中去，平等相待，不是摇头晃脑的轻视，不是手忙脚乱的引进，那难题也就不难解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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