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以马垃与慕容秋为核心人物，以神皇洲和知识界为主要场域，书写了人和社会的沧桑巨变及“中国往何处去”的重大命题。马垃和慕容秋身上承载着知青上山下乡以来的城乡生活史，具有一种深邃的时间感。《人境》是对《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的继承与重新思考，体现了作者对长篇小说艺术的全新探索，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这部小说接续了自路遥《平凡的世界》以来就中断了的现实主义传统，主要人物马垃、慕容秋以及“缺席的在场者”逯永嘉、马坷携带着属于他们各自出身阶层的血肉与灵魂,面对剧烈变化的城市和乡村所发出的现实追问与历史回声，构成了小说的主旋律；次要人物辜朝阳、丁友鹏、谷雨、赵广富、唐草儿等发出的轻松或沉重、清新或拙朴的声音，构成了小说的副歌。整部作品上下部互文,粗犷与细腻交织，沉重与轻盈伴生，令人嗟叹沉思，是一部富有时代性的现实主义力作。
《人境》以马垃与慕容秋为核心人物，以神皇洲和知识界为主要场域，
书写了人和社会的沧桑巨变及“中国往何处去”的重大命题。马垃和慕容秋身上承载着知青上山下乡以来的城乡生活史，具有一种深邃的时间感。《人境》是对《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的继承与重新思考，体现了作者对长篇小说艺术的全新探索，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
后记
《人境》的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那时，我刚在《上海文学》发表《海底村庄》《前往黄村》等作品，《收获》《钟山》《人民文学》等各大刊物也相继发表了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可谓风头正健。不久，我雄心勃勃地开始了长篇《垄上书》的写作，以我的家乡为背景，描写荆江边一个小村庄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变迁。我很喜欢张明敏唱的那首歌《垄上行》：“我从垄上走过/垄上一片秋色/枝头树叶金黄/风来声瑟瑟……”它让我仿佛看到了儿时的故乡景色，所以我把那个小村庄取名“垄上”；另外，那段时间我正在读英国小说《苏格兰人的书》，这是一部充满诗意和乡土色彩的作品，我把自己的作品取名《垄上书》，也有向这部伟大的英国小说致敬的意思。
但小说只写了十多万字就中断了。导致写作中断的直接原因，是我的家庭生活突然遭遇变故。至爱的亲人罹病去世，使我仿佛从天堂坠入炼狱，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一年多以后，当我试图重新开始长篇的写作时，仿佛面对着一片支离破碎的瓦砾和废墟，完全找不到感觉了。间接原因跟当时的文学环境有关。滥觞于八十年代后期的先锋派此时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新写实”和“新生代”（或“晚生代”）创作思潮以摹写一地鸡毛似的日常琐事和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成为九十年代的写作时尚。它们实际上是先锋派的变种。评论家李洁非认为我的“文化关怀”小说，是“以先锋之名，行古典主义之实”，道出了我与先锋派以及新生代之间“貌合神离”的关系。但我没有料到，自己这么快就跟先锋派和九十年代的写作时潮 “分道扬镳”，而分水岭就是《垄上书》。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部小说无论在叙事方式，还是内容上，不仅与那个时期的文学时尚，而且跟我自己已被读者和评论界所熟悉的写作风格大相异趣；也就是说，这既是对既定文学秩序的挑战，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这显然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能力。遗憾的是，这两种能力我当时都不具备。我毕竟才三十岁出头，如同一个士兵对战役的艰巨性缺少充分的认识就仓促上阵那样，失败是注定的。
第二次动笔是2002年。跟最初的构思相比，这一次几乎是另起炉灶。但无独有偶，我刚写了十来万字，湖北省作协就安排我去三峡挂职，写作只好再一次中断了。挂职期间，我投入到报告文学《梦之坝》的采访和写作，接着是长篇小说《江河湖》，还写了一系列后来被评论家们称为“底层叙事”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思想随笔。生活环境和写作目标的一再偏离，使我的心情和兴趣也不断发生改变。中途好几次，包括2011年旅居新西兰期间，我都曾经想过续写这部小说，但试了几次都难以为继。直到2013年，创刊不到两年的《天下》杂志因故停刊，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解脱，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步的写作了。没想到，这一次拿起笔，比预料的顺利得多。过去了这么多年，无论是我本人，还是中国的现实和文学，都出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变化。当我重新开始写作时，因拥有了新的生活资源和思想动力，便可以摆脱原来构思的限制，以至仿佛是在写一部全新的小说了。
尽管如此，它与那部未完成的小说还是存在一种兄弟般的血缘关系，比如《垄上书》几个主要人物都在《人境》中存活下来了，只不过“马船”变成了“马垃”，“朱老黑”变成了“郭大碗”，“垄上”也变成了“神皇洲”，《垄上书》只打算写一个村庄，《人境》则分成了上下部，上部写马垃出狱后回到神皇洲重新创业，下部以慕容秋为主角写了高校和知识界的生活。包括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楚风集团污染事件和长江机电厂改制等情节，这些伴随着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如果放在十几年和二十多年前，显然都不可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作者跟当代中国不断变化的现实一起共同孕育了这部作品。
我的写作起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正是思想解放和新时期文学方兴未艾的年代，我从一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了进去。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我的激情时代》的随笔中描述过这种昂奋的心情。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也是如此，在历经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新潮流的冲刷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任何花哨迷乱的外衣都无法遮住文学内部的苍白和危机。新时期之初，我们曾迷恋过尼采的那句名言“重估一切价值”，当下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学，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出发和新一轮的释放。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同一个人那样，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对作家来说，每部作品都是他的孩子，浸透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感悟和思考、赞美和批判、流连和告别。作为一部陪伴我从青年时代走到今天这样漫长旅途的小说，更是如此。
写完《人境》，我像一个跑到终点的马拉松运动员，心里充满喜悦和幸福。我想，我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作者
2016年3月28日武昌喻家山
刘继明，1963年农历10月生于湖北石首，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剧，《海南法制报》编辑记者，《长江文艺》杂志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等职。
19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前往黄村》《海底村庄》《启蒙》，长篇小说《仿生人》《一诺千金》《江河湖》，随笔和文论《我们怎样叙述底层》《用作品构筑我们的道德》，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以及《刘继明诗选》等。
在中国文坛，刘继明被视为“少有的具有思想能力和知识分子气质”、“能够对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的当代作家之一。曾获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及《上海文学》《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部分小说和随笔被译介到国外。
上?部
第一章 2
第二章 8
第三章 29
第四章 37
第五章 44
第六章 55
第七章 63
第八章 83
第九章 97
第十章 101
第十一章 112
第十二章 115
第十三章 120
第十四章 127
第十五章 132
第十六章 141
第十七章 151
第十八章 156
第十九章 160
第二十章 168
第二十一章 179
第二十二章 190
第二十三章 197
第二十四章 206
第二十五章 211
第二十六章 218
第二十七章 232
第二十八章 242
第二十九章 252
第三十章 261
第三十一章 271
第三十二章 274
第三十三章 275
第三十四章 281
第三十五章 286
第三十六章 295
下?部
第一章 302
第三章 316
第四章 322
第五章 331
第六章 337
第七章 347
第八章 352
第九章 360
第十章 366
······
第二十一章 446
第二十二章 454
第二十三章 465
第二十四章 469
第二十五章 482
后记 489
第一章
他的鼻梁和嘴唇的线条因此格外分明，看上去像一幅木刻……
大约是2000年秋，距中元节还有几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
河口镇上行人寥落，沿街的店铺冷冷清清，看不到几个顾客；由于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天空灰蒙蒙的，凹凸不平的马路上这儿一窝水，那儿一层泥，人一踩上去，溅起满身的泥浆，稍不小心还会重重地摔一跤；过往的车辆也不得不放慢速度，像甲壳虫一样，歪歪扭扭、小心翼翼地行驶着。
天上还在飘着细麻般的雨丝，斜斜的，绵绵的，像蚕儿吐丝那样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从白天到晚上，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就这样，那份耐心和执着，简直像一个熟谙慢工出细活的勤勉的农民。可照这个架势，它哪里像个农民呢？它完全像是在故意跟靠老天爷吃饭的农民作对，要把整个河口镇和四周的乡村都泡在水里才罢休。
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想起刚过去不久的那场特大洪水来。河口镇紧挨着荆江，在那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中，由于江堤决口，包括神皇洲在内的好几个垸子和洲子，一夜之间沦为了泽国，连曾经是镇上最高建筑的河口人民广场也被淹得只露出半截旗杆，街巷里都可以划船捕鱼了。现在，洪水过后曾经维修一新的镇中心十字街口的老式三层楼房，倒是一动不动地在雨幕之中伫立着，但它也被绵绵秋雨浸泡得蔫头耷脑，变成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若在往常，十字街口熙熙攘攘、车来人往，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开往省城武汉和宜昌、沙市、岳阳等城市的长途车上下客都在十字街口，再加上那些专跑附近乡镇和县城的短途班车也都停靠在这儿，候车和下车的人总是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每隔一会儿，就有一辆甚至几辆车从镇子外面开进来，或者从这儿开出去。碰上人多，因上车下车拥挤发生争吵和打架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镇上几个整天守候在十字街口、以扒手为职业的二流子见机会来了，乘机浑水摸鱼，偷了谁的钱包。被偷的也许是附近乡村的农民，也许是从外地来办事或走亲戚的人，但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发现自己的钱被偷了，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哭天抢地，而当他（她）发现了那个尚未来得及溜走的可疑的扒手之后，自然会想方设法要回没准是自己干了大半年苦力活儿挣来的那点儿血汗钱。于是，一场本来就难解难分的纠纷便有可能演化升级为更大的、令人揪心的冲突，闹不好还会惊动镇上的派出所。警察处理这类事情显然是轻车熟路了，将肇事者扭送进派出所，暴打一顿，然后罚一笔款了事，有的甚至既不打又不罚款，那多半因为他们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了，彼此间有了某种微妙的默契，之所以“扭送”，纯粹是当众走走过场，以防被人告“不作为”嘛，但一转身就把人放出来了。而过不了几天，相似的情景，像学生温习功课或者电视上播放的那些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一样，在十字街口再一次重演……
但是在这个秋雨连绵的日子，扒手们是找不到他们的用武之地了。一眼望去，十字街口看不到几个人。晴天时密密麻麻地摆满街头的小吃摊子和杂货摊点，仿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卷得无影无踪，整个十字街口看上去像秋后收割完庄稼的禾场，空荡荡的。过往的客车和等车的人也比以往少了许多，常常是等好长一段时间，才有一辆浑身溅满泥浆的客车开过来。几个开出租车的人因为生意冷清，把车子扔在马路边挨风吹雨淋，自己则躲到街边的小酒馆里喝茶抽烟、打牌聊天，消磨时间。
约莫下午三点多钟，雨下得小了点儿，但仍然没有转晴的迹象。有那么一小会儿，阴霾密布的天空倒是裂出过一道细小的缝隙，可眨眼间又合上了。这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眼下不过是老天爷下雨下累了，歇一口气，用不了多久，雨又会下个不停的。
那辆从武汉开往沿河县城的长途客车，就是在这时候驶进河口镇的。像这样的长途过路车，通常是很少有旅客在镇上下车的，今天也不例外，车停稳后，只下来了一名旅客。车门贴着那位旅客的屁股，几乎像驱赶似的砰的一声关上，将他孤零零地撂在湿漉漉的马路上，然后迫不及待地开走了。
那个人下车后，目送着客车远去，才弯腰提起一只带滑轮的黑色皮箱；但他并没有马上走开，而是仰起脸望了望天空，大概想看看是不是还在下雨，然后有些迟疑地环顾着四周，似乎不知道往哪儿去才好。这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个头不算高，却挺结实匀称，他的脸有点儿瘦，给人一种紧绷绷的感觉，他的鼻梁和嘴唇的线条因此格外分明，看上去像一幅木刻，惹人注意的是他的瞳仁，居然是栗木色的，这使他的目光显得有些捉摸不定，让人很难轻易探究出其中的底蕴，故不得不加倍认真地对待。他的装扮是十足的外地人模样，大概由于经过了漫长的旅途奔波，有些疲倦。他的神情有几分落寞，神情举止都跟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看上去，像从托马斯·哈代笔下走出来的某个人物……
在河口镇，来来往往的外地人近些年倒是不少，但大都是一些形形色色、虚与委蛇的推销员，眼下的这个人显然不会是那类角色，瞧他那略带茫然的神色，倒有点儿像那种四处漫游的旅人，但河口镇这样偏僻的平原小镇，既没有名胜古迹，又没出过什么可供拜谒的历史人物的旧居，他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更奇怪的是，他没有像初到此地的外地人那样，进镇子去寻找投宿的旅馆，而是踌躇了片刻之后，向镇外走去。
他的这一举动，提醒了那几个百无聊赖地守在小酒馆门口的麻母（一种运营的机动三轮车）司机，他们意识到生意来了。
一位蹲在小酒馆门口抽烟的小伙子，动作特别快，没等别的麻母司机反应过来，他便扔掉嘴边的烟蒂，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向那个人跑去，一边跑一边挥手，用蹩脚的普通话大声招呼：“先生！您去哪儿？”
那个人停下脚步，打量着跑到他面前的小伙子。小伙子长着一副俊秀的面孔，额头上有块显眼的马蹄形伤疤，看上去一点儿不像个乡下后生。这大概让他有些惊异，所以目光在小伙子脸上多停留了一会儿。
“去哪儿？”他这么反问了一句，似乎对小伙子的问话感到奇怪，“我哪儿也不去，”他面无表情地说，“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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