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司令：艾哈德·劳斯大将东线回忆录_[奥] 艾哈德·劳斯著；指文图书编；[美] 史蒂文·H.牛顿，邓敏译；赵国星校_9787510708626

　　艾哈德·劳斯（1889-1956）是一名奥地利籍德军将领。在苏德战争中他先后担任过第6装甲师师长以及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级别的司令官，率部参加了巴巴罗萨行动、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哈尔科夫、库尔斯克、第聂伯河沿岸、乌克兰西部等诸多地区的战斗。战争末期劳斯作为集团军司令官先后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地区指挥作战，并且成为德国国防军中少数被晋升为大将的奥地利军人之一。1945年劳斯被解职，战争结束以后被美军俘虏，被释放之后他开始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诸多有关苏德战争的书籍和文章。1956年4月，劳斯病逝于维也纳。
　　本书讲述了劳斯从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到1945年春的全部经历。本书囊括了大量的细节，包括第6装甲师在冲向列宁格勒的过程中所受到的考验，苏军在莫斯科周边进行冬季反击期间他的战斗经历，为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解围的战斗过程，以及战争末期在德国境内所做的困兽之斗。
　　本书是对苏德战争的“鲜活纪录”（《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因此“所有对二战感兴趣的人都值得一读”（《选择》Choice）。

　　英译者序:
　　1941年6月22日，艾哈德·劳斯（Erhard Raus）上校卷入苏德战争，这是一场他的士兵和上级都无从预知结局的战争。劳斯出生于奥地利，此前他的战争经验如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作为奥匈帝国军队的第1自行车轻步兵营的一员，参加了5个月的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劳斯主要担任参谋军官及分管训练工作；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劳斯成为德国军队的一员，此后的两年时间中他继续担任参谋工作（最著名的就是在法国战役期间担任第17军参谋长），其中唯一的例外是，临时担任某教导团团长，为期2个月；根据德军总参谋部军官要在参谋机关和一线部队轮流任职的惯例，1940年6月劳斯担任第243步兵团团长，1个月之后调任第4摩托化步兵团团长；1941年5月劳斯被晋升为第6装甲师第6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当时他尚未在团长的职务上指挥过哪怕是一次小战斗。当时根本没有理由预言这个戴眼镜的42岁奥地利军官最后能够被拔擢到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上。
　　在第6装甲师师长弗朗茨·兰德格拉夫（Franz Landgraf）的心里，劳斯给他留下的印象很可能是“缺乏经验”。除了缺乏战场经验之外，劳斯此前的经历基本和装甲部队没有交集，作为第6装甲师下属部队的指挥官这是个特别令人担忧的情况。兰德格拉夫后来才会发现，这位谦逊的奥地利人是位一丝不苟的参谋人员、不知疲倦的训练者，以及一位出色的军官，他的指挥风格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保证自己的所有下属能够尽可能完全理解自己的任务。这是最有闪光点的个性——但是这种个性未必能够指导劳斯应付快节奏的激烈机械化战争。
　　然而在任职之后不久，劳斯就表现出了泰然自若的风范，在战场上就像在参谋机关里那么从容，当第6装甲师逼近俄罗斯北部的列宁格勒郊区的时候，第6旅上下官兵一旦遇到困难，都会说“劳斯能带我们闯过去”。这位奥地利军官对地形的判断相当敏锐，似乎天生就理解诸兵种合成化战争，而且有着巧妙运用非常规战术的天赋，因此可以说是师长兰德格拉夫最合适的继承者。随着冬季的来临，到1942年1月，由于漫长的补给线以及兵力兵器的惨重损失，第6装甲师几乎失去了战斗力，瓦尔特·莫德尔大将（新任第九集团军司令官）表现出卓越的判断力，他将自己的整个后方地域和后勤线都交由劳斯指挥。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劳斯集结施工单位、德国空军地面人员和其他散兵游勇拼凑了一支杂牌部队，用以保卫从瑟乔夫卡到前线的关键铁路线。如果劳斯守不住莫德尔后方交通线的话，那么第九集团军的第23军很可能被苏军歼灭，当时该军被苏军包围在瑟乔夫卡西北方向。到2月中旬，劳斯终于有了足够的兵力，开始着手实施被他称为“蜗牛攻势”的策略，逼迫苏军从关键村镇中撤退，在铁路沿线开辟出一片数英里宽的安全地带。
　　劳斯在苏军冬季反击中的表现，为他赢得了“多谋善断”的评价，巩固了他和莫德尔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两年以后，劳斯在西里西亚作为军长再次隶属莫德尔指挥。第6装甲师被调到法国整补，获得了几个月的闲暇时光，但是1942年12月该师重返苏联，作为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先锋参加了为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团军解围的艰苦战斗。尽管这次匆忙组织的解围行动最终失败了，但是1943年初劳斯还是被晋升为军长，在军长的职务上，劳斯先后参加了多次重大战役：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的指挥下参加反击战；在库尔斯克战役期间作为肯普夫集团军级战役集群的最右翼参战；参加南方集团军群保卫哈尔科夫的战斗；面对苏军压倒性的优势，指挥德军渡过第聂伯河撤退的作战行动。
　　劳斯因为战功被希特勒提拔为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官，1943年12月他在曼施坦因的指挥下参加了基辅地区的反击作战。1945年3月劳斯最终在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上被解职，他先后任职于第四、第一和第三装甲集团军，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东普鲁士转战，最后在波美拉尼亚指挥作战。尽管挂着装甲集团军的招牌，但是这几个兵团下辖的大多数是缺乏训练的国民掷弹兵，而不是装甲师，不过劳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基辅、利沃夫和波罗的海地区，仍有机会证明自己能够像担任师长期间一样，从容的指挥大规模装甲兵作战。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海因茨·古德里安评价劳斯是：“我们最出色的装甲兵将领之一”，并且经常让劳斯担任救火队员。
　　由于劳斯担任集团军司令官的时候，德军已经不可扭转地进入了战略防御状态，他被迫成了一位防御战专家。劳斯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是这位奥地利人从担任装甲师师长开始，就不太倾向于使用比较流行的 “机动”防御或“弹性”防御概念，而是更青睐被他自己称为“局部防御战术”的概念。像赫尔曼·巴尔克（Hermann Balck）或哈索·冯·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这样的将领在应对苏军的突破时，往往会暂时放弃部分地区，然后动用机动部队进行反击，以歼灭苏军的先头坦克部队，从而收复放弃的地区。但劳斯和他们不一样，劳斯面对苏军的进攻往往是坚守现有阵地死战不退。希特勒和莫德尔都很赞赏劳斯的这种作战观念，因为德军军官中很少有人能这样寸步不让的死守阵地。
　　不幸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位奥地利人却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正如大卫·格兰斯和其他历史学家曾经多次注意到的，西方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对苏德战争的研究过分依赖像海因茨·古德里安、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梅林津（Friedrich-Wilhelm von Mellenthin）这样的德国军官回忆录。而所有这些人和劳斯不过是点头之交。古德里安确实在劳斯被希特勒解职的时候为他辩护过，但是古里安的回忆录里也没有详细记载劳斯在东普鲁士比较成功的防御战，而古德里安恰恰曾经激烈反对劳斯的战术观念。曼施坦因对劳斯比较尊敬，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官赫尔曼·霍特被希特勒免职的时候，劳斯是受益者。在梅林津著名的《装甲战》一书中，对劳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虽然很多是不点名的批评），原因是劳斯拒绝在基辅进行反击，或者在利沃夫防御战中实施类似的反击战，而作者本人比较推崇的赫尔曼·巴尔克更青睐的反击战术。当梅林津后来着手编著有关德军著名将领的书时，完全忽略了劳斯。
　　美国陆军历史研究项目却对劳斯非常重视，在苏德战争研究项目中将其所写的回忆录列为诸多著名的专题研究项目之一。在对军事应变、军事风格、小部队战术和其他专题的研究中，劳斯也被列为最主要的作者。这些研究项目持续时间很长，影响力也很大，在陆军部最初出版的一系列小册子、后来少量发行的系列著作以及近年来彼得·楚拉斯（Peter Tsouras）编纂的一套完整修订版中都有这些内容。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以原始风格保存下来，不但完整地保留了德军视角下的苏德战争，而且也让现代读者能够接触到冷战时期的绝密档案，但存在争议的是其中有多少内容是出自劳斯本人的手笔。其中有一些第一手材料甚至连完整记叙了劳斯在苏德战争中经历的作者都没有。
　　如今劳斯回忆录的原稿已经佚失而且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通过搜集已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的片段，结合尚未出版的研究材料，加上劳斯在德语版的《瑞士军事概况》（Allgemaine Schweizerische Militarzeitschrifte）杂志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就能够还原比较完整的内容。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回忆录与一些此前出版物中的内容在语法和翻译方面的差别。那些首次而且是义务翻译这些材料的年轻军官，完全没有意识到专业翻译的标准，对德国国防军的技术术语也非常不熟悉，并且经常忽视德语在语法和语序上的差异。把他们的译文与原始的德文材料对比经常能够有意外的发现，包括译者可能无意中曲解整句或者整段原文的意思。另外，后世的一些作者在出版新的著作时会对这些译文进行浓缩和修饰，与原作者所想表达的内容差别更大，经常是截取整个段落，或者干脆把较长的篇幅切割开，分别插入几本小册子里。
　　当然，译者在书中还是尽量以德文原件为依据，并且尽可能还原劳斯原有的风格和感觉。另外，我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考据某些特殊部队的名称以及指挥官的姓名、战场地名。并且为了便于阅读将劳斯在战争末期的一些经历进行重新排序，劳斯回忆录中这一部分的原稿时至今日都无法还原，译文中也无从寻觅，而在这一部分中可能记载着劳斯所指挥的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的经历。劳斯在1941年11-12月担任第6装甲师师长，率部参加德军向莫斯科进攻的最后阶段的这一段经历虽然也没有原稿，但是借助第6装甲师的作战日志填补了这一空白。1942年时第6装甲师撤离苏联到法国进行为期6个月的整补，其回忆录中关于这段时间的内容虽然也找不到了，但是对整本书的完整性并无多少影响。
　　从一本历史著作的眼光和价值来看，劳斯回忆录足以和古德里安、曼施坦因、梅林津等人的著作相比肩。艾哈德·劳斯用轻松愉快的笔触与敏锐的战术眼光相结合——相比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劳斯的回忆录更具可读性，而且没那么多自吹自擂。劳斯的著作是典型的冷战时期的产物，书中的德军经历苦战但又不失高贵风范，抵挡着残忍的苏联野蛮人（然而，劳斯也承认德军会杀害苏军政工军官，并且暗示这种行为是依照上级命令进行的，这一命令至少传达到了师级单位）。书中间或许也有一些谬误，其中对一些事件、任务和部队的记载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劳斯回忆录仍然是一部颇具历史价值的著作。
　　本书最主要的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优点——是其中对苏德战争战术层面的描写可谓是独一无二的。书中有不少细节的人物描写或详细分析，而这些内容在曼施坦因、莫德尔相关的书籍，或“全景式”描写战争进程的著作中对其他战区的概要综述里是看不到的。许多基层军官在许多不知名的俄国村庄中，经历过无数小规模而又激烈的战斗，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村庄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们经历的战斗。因此书中对小部队战斗的描写（甚至是在劳斯担任集团军司令官之后）、对德军中诸兵种战术的深刻洞察，是任何英语或德语著作无法比拟的。因此，这本回忆录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财富，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评判，也不失为一本出色的读物。
　　史蒂文·H.牛顿

　　1941年的红军
　　军事历史本来应该为人们提供有关苏军战斗力的很有价值的信息。回望历史，检讨成败，总是不会太晚。俄罗斯军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了许多传统，并且在当下的军事行动中展现出了同样的威力。1807年，拿破仑军队席卷欧洲的常胜之师第一次在俄罗斯士兵面前吃了败仗——俄军的表现几乎可以被
　　称为史诗。低估俄罗斯士兵和红军的战斗力是德军指挥部门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尽管俄罗斯士兵本身还是红军的编制，都完全不适合现代化战争，并且也没有适当的军事训练。
　　一战时期的沙俄军队即使是与德军入侵初期的红军对比，差别也是相当大的。在一战期间，俄军的表现或多或少更像一盘散沙，墨守成规而且缺乏个性化，然而共产主义推动下的民族觉醒已经在1941年展现了出来。相比1914年到1917年的战争，苏军士兵的文盲率大大减少，军队整体正在迅速展现其个性化的特质，尽管苏军中优秀的士官还是太少，大量的军人还没有克服他们的惰性。带来这种变化的力量正是共产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权国家唤醒了大众的灵魂。俄罗斯人本质上说对政治是不关心的，至少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是这样，而农民是苏联军队的主要兵源。一个俄罗斯士兵可能并不是积极的共产党员，也不是狂热的政治信徒，但是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也就是值得注意的最重大的变化——自己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而战，而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而战。
　　苏联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这使红军得以征集到一批完全掌握专业技能的工人参军。这些受过技术科目训练的士兵被精心分配到各个级别，教导那些出身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指挥员，告诉他们一些最基本的入门知识。一战期间，电话对于一般的俄军来说仍然是“不可思议的魔术”，而到了二战时期，结构复杂的无线电在苏军内部被视为非常普通的工具。
　　除了精神上的觉醒之外，政治委员还为红军带来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无条件地服从。政委的系统化训练，让人们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俄罗斯士兵的天性是不服管束，而政治委员手中掌握着对下级进行惩处的权力，这是让军人无条件服从命令的基础。政委可能是红军中最有争议的一类人，甚至是苏联方面对政委的用处、职务和职责都争议颇多。政委是红军的推动力，用狡猾而冷血的方式管理军队。
　　所谓苏军士兵仅仅是因为恐惧政委而投入战斗的说法根本不实。苏军士兵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根本不是仅靠恐惧就能激发出来的。实际上，一般苏军士兵对政委的态度，不只是惧怕他手中的权力，同时政委往往还要以身作则为士兵做出表率。政治委员对士兵切身利益的关注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和士兵关系的好坏。因此可以说，苏军士兵即使在绝望的境地下仍能顽强奋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委的表率作用。而且德军也并没有严格执行“政治委员令”，将所有被俘的政委都马上移交党卫队保安局做“特殊处理”，实际上被处决的往往是带领士兵做决死抵抗的政委。如此坚决抵抗的动力，根本不是盲目的狂热，更应该是军人的英勇品质，以及为了苏联取得胜利而奋战下去的责任感。
　　红军的高层指挥人员在战争初期就展示出了其能力：灵活性、充满主动精神并且颇为活跃。但是他们却无法鼓舞大多数俄罗斯士兵。和平岁月里苏军的大多数指挥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提拔到了较高的岗位上，尽管其中还有一些年纪较大的指挥员。红军指挥人员的成分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普通工人到研究蒙古语言和文化的大学教授。在指挥人员的选拔中，革命的功绩是个重要因素，但是个人性格、对军事方面的理解和智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纯粹负责党务的将军则仅仅是靠威望才能取得现有的职务。
　　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清洗，苏军的高级指挥层出现了较大的空缺。但不能说高级指挥人员的水平必然会出现退化。因为军事教育学的重大进步，即使是在战争初期，苏军的高层指挥员也是称职的。在战略理论范畴的诸多进步，使得人们不时会对这些苏军将领的能力产生怀疑，而他们要想得到公正的评价，就得先通过考验。在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认为苏军失败的观点广被接受，但是战争中苏军的表现很难说没有战略欺诈的成分在。苏芬战争的时机是恰当的，而其拥有巨大优势的进攻一方也迅速的达到了自己的企图。
　　尽管德军在入侵苏联之初立竿见影的取得了战术和战役层面的胜利，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前述观点是错误的。在战线的中部和波罗的海地区，我军兵临第聂伯河和卢加河之前，苏军仿佛还在迷惑战争是否已经真的开始了。我军通过缴获铁木辛哥元帅的战略想定，发现战争最初几周的战局进展与苏军的战前预测基本一致。特别是中央集团军群在布格河沿线的进攻，最初仅仅遇到了边防军的抵抗，几天之后才遭遇苏正规军的微弱抵抗。最终我们在第聂伯河—别列津纳河之间的三角形地带和对方展开了大规模战斗，自此战事才真正进入白热化状态。虽然我们不断接到大批苏军正在调动的情报，但是直到巴巴罗萨战役最初阶段过去之后，苏军才开始有大规模动作并出现在第聂伯河彼岸。从苏联的战略观点来看，这无疑是战争爆发之后紧急调来的部队。然而东线外军处（德军的军事情报机构）却一直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就是从1940年春开始苏军就一直在向苏德边境调动部队，总数约130个师。
　　苏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级别指挥员在指挥上的灵活性，在中下级指挥员身上却看不到。红军中的师级以下指挥人员和大多数中级指挥员（普遍来说是师级）在战斗中往往犹豫不决，不敢担负责任。过分僵化的训练和死板的条令，把中下级指挥人员限制在现有的条条框框之内，其结果只能是一片死气沉沉，很少有谁能够主动申请去执行任务，独立的做出决策。苏军部队往往会在突破我军阵地之后数天，却不懂得如何利用他们的有利态势。苏军小部队指挥人员害怕犯错误，还往往因为惧怕被追究责任而不敢利用有利的条件主动行动。
　　苏军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指挥官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战术训练，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抓住战术条令的精髓，只是按照固定套路去指挥战斗，不会因势应变。而且平民在生活中被严格管制，苏军人员表现出明显的盲目服从的倾向。僵化教条和不敢承担责任是红军最为严重的缺点，在战争初期其完全掩盖了苏联军人的许多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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