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儒风绵延久 东至周氏家族文化评传》介绍了安徽东至周氏一家，从周馥开始祖孙四代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周家文风绵延百年之久的文化成因。周馥一生跟随李鸿章辗转南北各地，经历了许多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重要人物。其子周学熙历经政、商两界，为中国现代工业发展贡献良多。周叔瞍是新中国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企业家。周一良则是历史学家，著作丰富。书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周馥、周学熙、周叔弢、周一良等人的主要活动轨迹，分析了他们对国家、社会做出的贡献。另外，作者还介绍了周氏家族其他主要成员，试图从周家长久以来文风不堕的现象入手，探索中国儒家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全面展示周氏家族成长历程、文化特色及其成因。
第一章 一品监生天下步——周馥
一、家学传承
二、“浊流”不浊
三、治理水患
四、参与新政
五、进退有据
六、方面大员
七、不事民国
第二章 两任总长理国财——周学熙
一、科场蹉跎
二、另辟蹊径
三、直隶新政
四、两任财长
五、晚年
第三章 儒商从政藏书家——周叔弢
一、儒学为本
二、实业救国
三、从政为民
四、拯救文化
五、养生有道
第四章 原来毕竟是书生——周一良
一、家塾出身的大学者
二、从东方走到西方
三、蹉跎岁月
四、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客
五、终于找回了自我
第五章 周家代有英才出
一、周馥的其他子女
二、周学熙的儿子们
三、周叔弢的兄弟子侄
四、周一良的弟妹们
五、穆旦——查良铮
第六章 周氏家族文化的特色及其成因
一、士大夫之家
二、徽州理学之家
参考书目
《世代儒风绵延久 东至周氏家族文化评传》：
四、两任财长 1.整饬财政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唐绍仪内阁组建三个月之后，因和袁世凯意见多有分歧，便于六月十五日留下一纸辞呈，不告而别，去了天津。七月，袁世凯任命周学熙为新内阁财政总长，周于八月到任。
九月，周在向国会报告财政方针时，提出“欲谋国库之充裕，必先谋民富之增加”，即整顿财政和发展经济并举。
（1）治标方法——改革税制。周认为当前税制的不合理在于穷人纳税过重，而富人纳税偏少，甚至不纳税。周参照西方和日本的税法，改革这种不合理现象，尽量做到公平。
另外，针对各省经常截留国家税款的弊政，提出合理分配国家和地方税款的办法。由于税法改革的成功，“民国”二年国库增收五百多万元的岁入。
（2）治本方法——发展生产。周学熙认为，改革税制只是做到收税方法的合理化，可是更关键的是增加税源，这才是治本的方法。所以他提出开发、保护产业，即从国家预算中提出十分之一的资金开发矿产、石油、码头、铁路、纺织业，等等。其他，还有发行公债，设立国家银行等提议。
只可惜，没等到他的抱负实现，二次革命爆发，一切计划归为泡影。
2.善后借款 民国甫一成立，继承了清政府的烂摊子——民生凋敝，国库空虚，外债高筑、财源枯竭。不但庚子赔款要照付，且辛亥革命之后各省独立，停止向中央输款，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开始向外国借款。一九一二年二月，经孙中山之手向俄国道胜银行借款两百万。三月，经孙中山、袁世凯手向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北京政府也曾试图发行公债，无奈政府信誉不著，国人响应者少。当时，政府中最难当的就是财政总长——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一九一二年春天，唐绍仪任内阁总理时，即开始与四国银行团（英法德美）商借六千万英镑贷款，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因条件苛刻，谈判未成。三月，熊希龄财长继续谈判，此时日俄两国加入银行团，借款仍无进展。
周学熙接任财长后，清醒地看到，当时积欠外国到期债款已达八百八十万英镑之多，若不及时还清，不但有失信用，而且一旦引发债权纠纷，将会引起破产的严重后果。何况还有需用于赔偿辛亥革命中外国商人的损失款、各省裁军费、中央行政费、军饷，等等。要应付这焦头烂额的局面，除了借债无第二法可想。
当时的有识之士，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认为借款是唯一可行之路。例如，国民党的党魁宋教仁、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苏都督程德全都持这样的看法。甚至孙中山也认为：“并非绝对的谓债之不宜借也。”周学熙经过国务会议商讨，确定了借款的五条基本原则，参议院也认可了这些原则。
于是，十一月份，借款谈判又开始了。本着无论如何要借到款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周学熙面对外国银行提出的苛刻条件，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终于达成二千五百万英镑（折合中国货币为两亿）的高息（五厘）借款。借款条件不但指定了款项的用途，而且以中国盐务收入、关税收入，以及冀鲁豫苏四省的中央税款作为担保；另外附带若干政治条件，如成立盐务稽核所，聘请外国人参与盐务稽核事务等。去除欠款、利息，等到借款到了中国政府手中，只剩下一千万。
一九一三年初，正当借款谈判紧张进行时，却发生宋教仁被刺一案，引起政治动荡。借款合同签字的当天，宋教仁案凶手的证据也被公布出来，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把因宋案引发的怒火，发泄到借款谈判上面，指责此次借款是“丧权辱国”。矛头虽然是对着袁世凯的，但周学熙却成了替罪羊。国民党以革命和爱国为诉求，指斥财长卖国，是汉奸——许多原来赞成借款的人也反对起来。这些反对意见不是针对借款是否有必要，而是用来作为政治争斗的借口。他只好于五月十四日借病辞职，去青岛侍奉老父。算起来，他只做了九个月的财政总长，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宋案的发生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袁世凯政府刚好用借得的款项作为军费，这更给了国民党方面攻击“大借款”的口实，说借款就是为了消灭敌对党的，使得周学熙有口难辩。明明国会已经通过，却偏偏说它“不合法”。周学熙连着递了十几次辞呈，直到九月十四日，袁世凯才批准他辞职。
3.第二次上台 经过“赣宁之役”，国民党被赶得烟消云散，老袁暂时获得军事上的胜利。接着，他又解散国会，驱逐国民党议员，各省行政逐渐走上轨道，中央的权威稍有提高。但是，国库又被战争掏空了，国家、地方税款分收、分支的计划也没施行，总之还是一个“穷”字——袁世凯又想起用周学熙来为自己筹钱。周有过一次经验，知道这财长不是好当的，遂和袁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周馥、周学熙父子过生日，袁早早派杨士琦把寿礼送来，顺便要周学熙进京就职。吓得周学熙连夜出逃，先到唐山察看启新、滦矿的生产，再到山海关、葫芦岛转了一圈，半个多月才回家。他前脚进门，后脚袁大总统的差人就到了，百般推脱不掉，只好同意任个财政部顾问。一九一五年二月，周学熙奉父命赴京答谢总统祝寿之美意，正好被抓个正着。三月，周学熙再度出任财长兼盐务署督办。
周学熙曾费尽心力地整理田赋、整顿盐务、实行烟酒公卖等措施以增加政府收入。田赋、盐税都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同时为了通融资财，振兴农工业，周于一九一五年在北京通县开办“通县农工银行”，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向个体农民的银行，通过向小农发放小额贷款，不但鼓励了农业生产，也救济了许多处于困境中的农户。
周学熙任财长期间，由于欧战正酣，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致使价格攀升。由此他看到了在华北地区发展纺织业的机会。于是由周学熙的亲族们联合集资，开办了华新纱厂。尽管周学熙利用其职务之便、特权、关系网，享受了诸多的优惠，但毕竟是开创了民族工商业的先河。
周学熙长年经办企业，所以对于理财的确有一套办法。民国三、四两年，政府财政明显有所好转。表现在中央财税显著增加，各省恢复向中央输送税款，又通过改革税制、实行烟酒公卖、厉行政府紧缩政策、编制财政预算等措施，使得两年间国库有所盈余。
周学熙也赢得“中国一流理财高手”的美誉。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眼看逐渐上轨道的经济形势毁于混乱之中。
本来，袁世凯身边的幕僚中，就有皖派和粤派之争。粤派又称交通系，以梁士诒、朱启钤为首。皖派周学熙虽因勇于任事而被目为首领，实则中心人物却是杨士琦。而且皖系徒有虚名，内部既无组织，政见又不统一。粤派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加紧鼓吹帝制。杨士琦为了谋求个人出路，也一味襄赞之。周学熙却完全不同意帝制，但他的副手、任财政次长的张弧（岱杉）是倾向梁士诒的，曾暗中高价收买周学熙的字纸篓，以侦其机密。周学熙知道后，先发制人参劾张弧，将他发往四川陈宦处效力。北京报纸讥讽日：“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踟躇。”周学熙曾力劝袁不要违背民意，一意孤行，“与其搞帝制而失败，曷若以‘终身总统’而谋中国富强”。此时，袁已经钻进死胡同，听不进忠言相劝，周学熙只好避居北海“濠濮问”，不与任何人来往，以明心迹。
一九一六年四月，帝制撤销后，周学熙才得以回到天津家里。六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周终于彻底离开政坛，专心自己的事业。
一九一八年，徐世昌任大总统，打算再次邀请周学熙出山主管财政，但是周经过洪宪帝制的变故，誓言永不为官——虽然他是个旧官僚，但还是有信念、有操守的君子。但此时他正当壮年，不愿就此沉沦，为了发展中国的棉纺织工业，以解决民生“衣食住行”的首选之需，他接受了徐世昌的委任，担任“全国棉业督办”。
任棉业督办期问，周学熙从统筹改良棉田、种植棉花、收购棉花、开办纺织厂、培养纺织工业急需的人才等方面入手，大力发展纺织业。正当周学熙大展抱负之时，北洋政局又起变化。徐世昌下台，直奉战争开打。周学熙不得已于一九二二年辞职，心中的理想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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