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_[美] 玛丽·布朗·布洛克（Mary Brown Bullock）著；张力军，魏柯玲译_9787567900899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以民国时期的西方医学为背景，考察一个美国慈善基金在共产党的中国（原文如此——译注）成立之前所起的作用。因为仅简单涉及其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农业和乡村改造的支持，所以《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并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全部历史。然而，这些方面的努力，不论是从资金上还是从思想上，都不及它在中国医学领域的投入。同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也不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全部历史，尽管协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仅在中国、也是在亚洲的象征。已有两部作品介绍协和医学院。学院曾经的注册主管福美龄（Mary Ferguson）在其《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书中，对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CMB）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有过权威的描述。约翰·鲍尔斯（John Bowers）的《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一书，则集中阐述学院的教员、尤其是西方教员们的研究和职业生涯。

　　实现权力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从一个机构向另一个机构、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转移，这是个棘手的任务。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这意味着放弃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法律和财务控制。对北京协和医学院来说，则意味着要把行政和教员职位留给中国人。这是整个机构的目标，对此从未有过疑问。洛克菲勒二世在协和揭幕典礼上简洁的言论使之异常清晰。但是，权力的转移却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面临的关键管理问题。
　　这个脱离的过程涉及到许多中间人，既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但没有谁比顾临更有代表性、更具象征意义。顾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了20多年。他曾担任多个职位，包括CMB主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远东地区的副主席、北京协和医学院事实上的院长等。他毕业于哈佛，父母是赴日传教士，在汉口担任美国总领事时，通过时任基金会秘书的弟弟杰罗姆（Jerome Greene）与基金会相遇。1914年，顾临受邀作为第一个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团的成员访华。虽然他刚过30岁，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们对其印象极好，礼聘为CMB在中国的常驻代表（Resident Director）。为受聘该职，顾临谢绝了国务院将他晋升为远东区总领事的职位。①
　　由于顾临没有医学背景，所以他在接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第一个职务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观察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管理。在中国任职的整个过程中，他积极推广CMB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工作，还因为写了很多文章介绍基金会的工作和中国对科学医学的需求而在全中国广为人知。②源于他的外交经历，顾临也积极参与了许多与协和医学院无关的事情。或许从担任中华基金会（China Foundation）和平教运动的顾问之中，他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比洛克菲勒基金会其他官员更多的了解。
　　尽管顾临忠诚能干，他与洛克菲勒基金会颇具争议的关系却因1934年他突遭解聘而结束。“解聘”是比较婉转的说法：事实上是洛克菲勒二世把他开除了。如果顾临与洛克菲勒之间的瓜葛仅限于个人事件，那它就不会有深远的影响。非常重要的是，这里所涉之事——财务，宗教，CMB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关系，洛克菲勒家族的干预——代表着纽约和北京之间30年的冲突。直接也好，间接也罢，其中每个问题都指向终极的难题——把权力从纽约转到北京。
　　福梅龄已经非常详细地阐述洛克菲勒基金会、CMB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行政管理史。而我们此处的焦点是纽约和北京之间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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