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_[美] 弗里茨·斯特恩著；方在庆，文亚等译_9787542857729

　　无论从哪方面讲，1900年前后的德国，都是一个欧洲强国。得益于两者——犹太人的解放运动以及始终存在的对犹太人的偏见——之间的张力，许多德国犹太人脱颖而出，成为社会上令人瞩目的人物。斯特恩在这本《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中探索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社会中种种充满矛盾的情景，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科学与文化极其恐怖的衰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恢复，以及两德重新统一后面临的国内外矛盾。斯特恩巧妙地将历史与传记结合在一起，别出心裁地描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如埃尔利希、普朗克、爱因斯坦、哈伯）与德国文化之间纠缠不清的一生，以及一些政治人物（如拉特瑙、魏茨曼）曲折的人生道路。其中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成为一条主线。《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第三章是全书的重头戏，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章。作者采取比较手法，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爱因斯坦与哈伯这两位完全不同类型的犹太天才在急剧变化的德国世界中的命运。作者弗里茨·斯特恩对备受争议的哈伯尤其充满了同情。

　　当全世界都在庆祝“爱因斯坦年”（Einstein-Year），庆祝他为科学作出突出贡献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翻译出版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及其德国背景的书是多么恰逢其时啊！我由衷地感谢译者，正是从他给我提出的一些我从未想到的问题中，我能够得知，他是多么认真地从事着这项任务。
　　我有幸在1981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客人访问过中国，并在许多大学和城市进行过演讲。那时人们对德国历史的兴趣就非常大——现在也许会更大。在爱因斯坦所处的时代，德国发展得极不平衡：从经济角度看，德国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有望在欧洲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在科学上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不能对一个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它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由于国内矛盾的困扰，德意志帝国执行了草率的对外政策，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从爱因斯坦身上可以看到德国好坏两个方面——伟大的科学建制（在全世界可能也是首屈一指）以及政治上的落后——所造成的影响。终其一生，他都在与后者进行不懈的抗争。他痛恨经济上的不平等、军国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胁迫，他认识到学术和政治上的进步有赖于言论上的自由，因此他充满激情地捍卫人权。希特勒政权将他视为主要敌人，他被迫流亡他乡，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几年是在美国度过的。即使在美国，他对任何形式的胁迫也同样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
　　如果爱因斯坦的思想和希望能够给正处于经济急速增长的中国以任何启示，让她的公民有机会生活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中，以实现自己孜孜以求的梦想，那将是对爱因斯坦最大的纪念。在这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得到繁荣，而且中国在21世纪的伟大希望也将能够实现。
　　弗里茨·斯特恩

　　普朗克的科学精神气质也决定了他对人评价的标准。在他眼中，聪明和正派（decency）是决定性的条件。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他从不以种族和宗教信仰作为标准。尽管他对允许女孩上大学感到怀疑，但仍然在1912年任命迈特纳作为他的助手，这是普朗克对她的创造性天赋的承认。
　　同时，他也认为与外国同行保持稳定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获得国外科学院的院士称号使他感到高兴。美国在全球科学界中占有重要地位。1909年，普朗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为“相对性原理进行宣传”。此前不久，埃尔利希也曾做客哥伦比亚大学。事实上，很多其他的德国科学家也曾造访过这个同样富有活力、快速发展的伟大国家。很多年轻的美国人也来到德国。哈那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曾说：“在文明国家中，对我们而言，美国是地理上距离我们最远的国家，但是在知识上和精神上，却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和最相似的。”他的这段话大致是不差的。世纪之末我们回首世纪初的这种评价，它还同样正确吗？
　　假如政治一历史世界能够保持一种确定的连续性，普朗克的一生可能早几十年就决定了。关于人生那不可言传的假定本质上并未受到挑战。在科学中，他是一位不情愿的革命者，作为一位公民，他忠于国家和君主，他的基本观念是保守的。对于普朗克那个时候是否曾思考过政治，我感到怀疑。就如同当时的很多教授一样，他大概认为自己是与政治无关的（unpolitical），是超越党派冲突的。但是这样一种非政治的姿态却产生了政治结果——当时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普朗克也许并不理解拉德勃鲁赫（GustavRadbralch）——魏玛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法理学家——的观察：“非党派”只是独裁政府“存在式的谎言”（existentiallie）。普朗克的使命是科学，是以互惠利益和稳定张力与国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普朗克熟悉而稳定的生活世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打碎了。一开始，爱国主义规定了政治的必然态度，但是怀疑、恐惧和新的责任随之而来。这时，他必须面对政治。他的声音在公众中出现了，而且在各个委员会忙碌的活动中，政治争论也变得不可避免了。
　　一次偶然事件迫使普朗克立即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态度。1914年8月3日，他被安排在大学传统的创立者日纪念庆典上演讲，他以评论这一天的重大事件展开了自己的学术演讲：“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感觉到，我们的人民将几乎马上会面对某些重大和恐怖的事情，我们的家园和生命，还有祖国的荣誉，甚或祖国的存亡都将岌岌可危。但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式下，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和感受到国家所有的精神和物质力量都被融合在一起，在神圣的愤怒之火中一发冲天。”
　　普朗克的演讲是1914年精神的一个最初的自然表达，是大战刚爆发时产生的一种狂热，同时也注入了在这一时刻可以理解的悲悯。对普朗克而言，这是内心情感和精神的直接爆发。在整个战争期间，他的所有公开演说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悲悯，只在私下才流露出他的疑虑和哀伤。
　　1914年8月，这种崇高的团结和乐于准备牺牲的感情进发揭开了一场政治戏剧的序幕。尤其是在学术界和上流阶层，那些最初认为自己是非政治或不关心政治的人，现在都认为自己必须担当政治上的爱国领袖，正如盟国中的学者们所做的那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深深地陷入了狂躁的沙文主义之中，相当多的人发出了令人心烦的非理性之声。人们一下子明白：政治将会形成和主宰个人的生活。但是这场带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无处不在的沙文主义的战争成了一本可怜的政治教育的入门书。
　　几天前或几周前还在被全世界广泛称颂的那些伟大的德国科学家，当他们听到对德国的尖锐指责时，决定开始反击。其结果便是“九十三人宣言”的出笼，这个宣言否认了德国对战争爆发所应承担的责任，为打破比利时的中立而辩护，将人们指控德军犯下的残暴罪行说成是凭空捏造，还辩称德军的军事主义同德国文化是一致的。普朗克和哈那克、哈伯和埃尔利希等其他重要人物签署了这项声明。这一举措在国外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在后来的时间里，它一直成为敌方手中的道德把柄。
　　普朗克经历了战争的可怕狂潮，慢慢地，在他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产生了某种裂痕。他的演讲仍然保持着尖锐的语气，但是其真正的目的是想缓和各方面的仇恨。因此他仍与战前欧洲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莱顿的洛伦兹（HendrickAntoonLorentz）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努力让洛伦兹相信：自己和哈那克虽然签署了“九十三人宣言”，但是直到它公布之后，他们才知道具体内容，而声明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对的，关于战争责任的最终判断尚需时日。在普鲁士科学院内部，他成功地阻止了将协约国的成员开除出去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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