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精编：顾炎武集·二曲集·唱经堂才子书_李敖编_9787552804652

“李敖主编国学精要10”选录了顾炎武的《顾炎武集》、李颙的《二曲全集》、金圣叹的《唱经堂才子书》和颜元、李塨的《颜李丛书》。《顾炎武集》主张经世致用，重视调查研究，批评君主专制与科举制度，均为炎武学术思想的一部分。《二曲集》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名著，有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唱经堂才子书》是金圣叹作品集，他的作品批点文字“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颜李丛书》反对程朱的守静与虚学，提倡实用主义。

北岳辨

古之帝王，其立五岳之祭，不必皆于山之巅，其祭四渎，不必皆于其水之源也。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恒山于上曲阳，皆于其山下之邑。然四岳不疑而北岳疑之者，恒山之绵亘几三百里，而曲阳之邑于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请也。河之入中国也，自积石而祠之临晋；江出于岷山而祠之江都；济出于王屋而祠之临邑，先王制礼，因地之宜而弗变也。考之《虞书》：“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周礼》：“并州其山镇曰恒。”《尔雅》：“恒山为北岳。”注并指为上曲阳。三代以上虽无其迹，而《史记》云：“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汉书》云：“常山之祠于上曲阳。”应劭《风俗通》云：“庙在中山上曲阳县。”《后汉书》：“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于上曲阳。”《郡国志》：“中山国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则其来旧矣。《水经注》乃谓此为恒山下庙，汉末丧乱，山道不通，而祭之于此。则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诏太常，非汉末也。《魏书》：“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东巡，遣使祭恒岳。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邺。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车驾至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径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过恒岳，礼其神而反。明年，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恒岳。”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于曲阳，遵古先之命祀而不变者，犹之周都丰镐，汉都长安，而东祭于华山，仍谓之西岳也。故吴宽以为帝王之都邑无常，而五岳有定。历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岳。太史公所谓“秦称帝都咸阳，而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者也。《隋书》：“大业四年，秋八月辛酉，帝亲祠恒岳。”《唐书》定州曲阳县：“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镇岳，有岳祠。”又言：“张嘉贞为定州刺史，于恒岳庙中立颂。”予尝亲至其庙，则嘉贞碑故在。又有唐郑子春、韦虚心、李荃、刘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题名各一，而碑阴及两旁刻大历、贞元、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会昌、大中、天祐年号某月某日祭，初献、亚献、终献某官姓名，凡百数十行。宋初，庙为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尝毁。至宋之醮文碑记尤多，不胜录也。自唐以上征于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于碑者如此，于是知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于山川，不登其巅也，望而祭之，故五岳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觐诸侯，考正风俗，是亦必于大山之阳，平易广衍之地，而不在险远旷绝之区也明甚。且一岁之中，巡狩四岳，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势有所不能。故《尔雅》诸书并以霍山为南岳，而汉人亦祭于灊。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近灊之地也。《水经注》曰：“上曲阳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衰，巡狩礼废，邑郭仍存。秦以立县，县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而文升乃谓宋失云中，始祭恒山于此，岂不谬哉！五镇惟医无闾最远，自唐于柳城郡东置祠遥礼，而宋则附祭于北岳之祠。然则宋人之遥祭者，北镇也，非北岳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况与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为礼部尚书，已不从文升议，而万历中，沈鲤驳大同抚臣胡来贡之请，又申言之，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阳，后登浑源，而书所见以告后之人，无惑乎俗书之所传焉。

马文升疏曰：“《虞书》：肇十有二州，盖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为镇，而恒山为北岳，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历秦、汉、隋、唐俱于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据，宋承石晋割赂之后，以白沟为界，遂祭恒山于真定府曲阳县，文之曰：地有飞来石，不经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为其北边，是亦不得已权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视真定为远，因循未曾厘正。文皇帝迁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当时礼官不能建明，尚循旧陋，礼官罪也。夫《周礼》曰：恒山为并州镇，在正北。《一统志》曰：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又浑源庙址犹存，故老传说，的的不虚，乞行礼部再加详考。如臣言是，即令山西并大同巡抚官员斟酌工费，于浑源州恒山庙旧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岳。撰文勒石，昭示将来。”浑源之说始于此。自成化以前，初无此语。端肃似未曾见十七史者，道听途说，一至于此。浑源之庙并无古迹，不知作于何时。如泰山、华山之上亦各有宫，而大庙俱在其下，特曲阳相距稍远，而今制又分直隶、山西二辖，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传说”，正足见其不出于史书，而得诸野人之口。后人知其不通，乃更为之说云：舜北狩，大雪，止于曲阳。有石飞来，因而望祀。不知此谁见之而谁传之？盖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辨

革除之说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即其年改元矣。不急于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称建文四年者，历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诏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并未尝有革除字样，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未尝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终，洪武有三十五年，而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实录》之载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书四年，庚午以后特书洪武三十五年，此当时据实而书者也。第儒臣浅陋，不能上窥圣心，而嫌于载建文之号于成祖之《录》，于是创一无号之元年以书之史。使后之读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说自此起矣。夫建文无《实录》，因成祖之事不容阙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纪。使成祖果革建文为洪武，则于建文之元，当书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纪洪武，而但革建文，亦当如《太祖实录》之例书己卯矣。今则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书于成祖之《录》者，犁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号于元年之上，而但一见于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书，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则皆臣下奉行之过也。且《实录》中每书必称建文君，成祖即位后与世子书，亦称建文君，而后之人至目为革除君。夫建文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无辩。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矣，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于古，后汉高祖之即位也，仍称天福十二年，其前则出帝之开运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无九、十、十一年，是则成祖之仍称洪武，岂不暗合者哉？

原姓

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践土之盟，其载书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称齐环，卫太子之称郑胜、晋午是也。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公子彄、公子益师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然则氏之所由兴，其在于卿大夫乎？故曰：诸侯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若谥、若邑、若官为氏。氏焉者，类族也，贵贵也。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女子则称姓。古者男女异长，在室也称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类是也；已嫁也，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江芊、息妫之类是也；于大夫则称姓，冠以大夫之氏，赵姬、卢蒲姜之类是也。在彼国之人称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国若氏，骊姬、梁嬴之于晋，颜懿姬、鬷声姬之于齐是也；既卒也，称姓，冠之以谥，成风、敬嬴之类是也；亦有无谥而仍其在室之称，仲子、少姜之类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士会之帑处秦者为刘氏，夫概王奔楚为堂溪氏，伍员属其子于齐为王孙氏，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故曰：氏可变也。孟孙氏小宗之别为子服氏，为南宫氏；叔孙氏小宗之别为叔仲氏。季孙氏之支子曰季公鸟、季公亥、季寤，称季不称孙，故曰贵贵也。鲁昭公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东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与东郭氏，异昭公之与夷昧，代远，然同姓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变也。是故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作原姓。窃谓秦以后以氏为别，同氏者婚姻不通，以族望为类族，贵贵周制之遗意故在也。锡恭识。

郡县论九篇

郡县论一

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盖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

郡县论二

其说曰：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任是职者，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其初曰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益禄，任之终身。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听；既代去，处其县为祭酒，禄之终身。所举之人复为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如上法。每三四县若五六县为郡，郡设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诏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抚司道悉罢。令以下设一丞，吏部选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补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驿丞、曰司仓、曰游徼、曰啬夫之属，备设之，毋裁。其人听令自择，报名于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为之。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则流，大则杀；其称职者，既家于县，则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为县令者，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不职者流，贪以败官者杀。夫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

郡县论三

何谓称职？曰：土地辟，田野治，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廪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夫养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马牛者一人，司刍豆者复一人，又使纪纲之仆监之，升斗之计必闻之于其主人，而马牛之瘠也日甚。吾则不然。择一圉人之勤干者，委之以马牛，给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于所养，而视其肥息者赏之，否则挞之。然则其为主人者，必乌氏也，必桥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办，而为是纷纷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监仆，甚者并监仆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乱矣。于是爱马牛之心，常不胜其吝刍粟之计，而畜产耗矣。故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乐。

郡县论四

或曰：无监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无乃专乎？千里以内之人，不私其亲故乎？夫吏职之所以多为亲故挠者，以其远也。使并处一城之内，则虽欲挠之而有不可者。自汉以来，守乡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鲜以贪酷败者，非孔氏之子独贤，其势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虑其专，蕞尔之县，其能称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举旁县之兵以讨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县者肯舍其可传子弟之官而从乱乎？不见播州之杨传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无监司不可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达于六部乎？且今之州县，官无定守，民无定奉，是以常有盗贼戎翟之祸，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不此之图，而虑令长之擅，此之谓不知类也。

郡县论五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则说，信则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几，而况乎汉、唐之盛，不难致也。

郡县论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用吾之说，则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马言之：天下驿递往来，以及州县上计京师，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递送文书，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马，一岁无虑百万匹，其行无虑万万里。今则十减六七，而西北之马骡不可胜用矣。以文册言之：一事必报数衙门，往复驳勘必数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贺之用，其纸料之费率诸民者，岁不下巨万。今则十减七八，而东南之竹箭不可胜用矣。他物之称是者，不可悉数。且使为令者得以省耕敛，教树畜，而田功之获，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当倍益。从是而山泽之利亦可开也。夫采矿之役，自元以前，岁以为常，先朝所以闭之而不发者，以其召乱也。譬之有窖金焉，发于五达之衢，则市人聚而争之；发于堂室之内，则唯主人有之，门外者不得而争也。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金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策也。

郡县论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东州之饷，而给西边之兵，以南郡之粮，而济北方之驿。今则一切归于其县，量其冲僻，衡其繁简，使一县之用，常宽然有余。又留一县之官之禄，亦必使之溢于常数，而其余者然后定为解京之类。其先必则壤定赋，取田之上中下，列为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县令收之。其解京曰贡、曰赋：其非时之办，则于额赋支销，若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然后以他县之赋益之，名为协济。此则天子之财，不可以为常额。然而行此十年，必无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者也。

郡县论八

善乎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内之人，习其民事，而又终其身任之，则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简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余，吏无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将一旦而尽去，治天下之愉快，孰过于此！

郡县论九

取士之制，其荐之也，略用古人乡举里选之意；其试之也，略用唐人身言书判之法。县举贤能之士，间岁一人试于部。上者为郎，无定员，郎之高第得出而补令；次者为丞，于其近郡用之；又次者归其本县，署为簿尉之属。而学校之设，听令与其邑之士自聘之，谓之师不谓之官，不隶名于吏部。而在京，则公卿以上仿汉人三府辟召之法，参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愿仕者，则为人师；有学术才能而思自见于世者，其县令得而举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无失士矣。或曰：间岁一人，功名之路无乃狭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颜渊不仕，闵子辞官，漆雕未能，曾皙异撰，亦何必于功名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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