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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 高秉涵回忆录 
定 价：3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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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本书主人公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少年离家，一世乡愁。乱世游离尝尽世间疾苦，漂落台湾夜校苦读学习改变命运。作为军中法官，荣获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颁发“忠勤勋章”；作为执业律师，马英九亲自为其颁发“杰出律师服务奖”。年近花甲开始奔波两岸运送老兵骨灰回家，当选“2012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情系乡梓，心系家国，曾身穿律师袍站在“倒扁”前台，携妻子儿孙返乡认祖寻根，公开发声反对“台独”。他就是台湾老兵高秉涵，让我们听他讲述自己的别样人生。
乡愁七十年，老兵高秉涵的一生传奇 “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 中央电视台《看见》《面对面》专访人物 “没有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著名媒体人柴静作序推荐 序：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柴?静 一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数万人在厦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他十三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一年多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二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的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的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命他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9月石榴刚熟，姥姥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七十七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三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过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两千多公里，七个省。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片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在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四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因为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半工半读，完成了六年中学教育。后来，他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五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陆海空军刑法”第九十七条，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在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被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等慢慢平静下来了，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六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三十五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道：“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双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当年为他做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七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十五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上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何止七杯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二十八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八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前就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拄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你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既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希望他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次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而他的体重只有四十四公斤，一次最多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有的骨灰一时运不回去，他就放在办公室；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九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逝者亲人认领。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一边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萱，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菏，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只小狗，来了一个新家，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只狗他要去它原来的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十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风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八十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高秉涵，1935年出生于山东菏泽。1949年，辗转流落台湾。经十年寒窗，于1963年大学法律系毕业，旋即通过考试，入伍任职法官。十年后退伍，通过律师考试，即转任执业律师，服务法律界逾五十年。二十几年以来，他陆续将一百多位台湾老兵的遗骨运回大陆原籍，并为家乡募捐赞助文教事业。被央视评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央视《看见》《面对面》、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都做过专题，国内众多媒体报道。
张慧敏，女，祖籍山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1993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发表文学作品多部，有作品获“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武警文艺奖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回家》等。多部小说转让影视改编版权。 孔立文，男，祖籍河北，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硕士，新疆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秋水长天》、中短篇集《守望天山》。曾荣获“吴承恩文学艺术奖”、2007年度军旅优秀文学作品奖、“武警文艺奖”、“伊犁文艺奖”等。电影剧本《天山不了情》获第七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
序：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柴静）
第一章?我的家世 一、姥爷与姥姥 二、爷爷和奶奶 三、父亲和母亲 四、姨妈和姨父 五、二姐和四姐 六、两位共产党姐姐 第二章?离家南下 一、最后的晚餐 二、一口糯米白糖饭 三、在父亲的坟前 四、母亲的最后叮咛 五、181旅541团 六、与共产党的一面之交 七、让人失望的边营小学 八、生病的学生们 九、渡向瓜洲 十、被大胡子医生救了一命 十一、一件难忘的小棉袄 十二、我们被国军抛弃了 第三章?逃亡路上 一、181师的学兵 二、溃散长江边 三、冥冥中的天意 四、医官的生离死别 五、生命在“哗啦”声中消失 六、土地庙惊魂 七、石陂的奶奶 八、溪水中消逝的杨医官 九、建瓯桥上的犹豫 十、两条腿被烫伤了 十一、戴红五星的解放军卫生员 十二、白土镇的阿娟妈妈 十三、难忘的田头村 十四、厦门滩头 十五、海上惊魂 第四章?初到台湾 一、我是一个小逃兵 二、从高雄到台北 三、以垃圾为食的日子 四、救我于苦难的孔伯伯 五、改变命运的一次邂逅 六、我又当兵了 七、我的台湾小朋友 八、那些温暖的瞬间 九、苦读中的“大插曲” 第五章?成家立业 一、考上军法学校 二、在金门当法官 三、终生愧疚的一次宣判 四、在太武山中央坑道 五、违背长官意志 六、避免一起军中冤案 七、粉红色的军法审判 八、我在台湾有了一个家 九、走上律师生涯 十、一桩“冤案”引起的佳话 十一、为一位逆子作辩护 十二、可怜天下父母心 十三、三个孩子的不同成长之路 十四、出席世界法学大会 十五、站在“倒扁”最前台 第六章?游子回家 一、来自故乡的泥土 二、我的第一封家书 三、四十八年后姐弟重聚 四、为了回家我们走上街头 五、四十三年后游子回家 六、组建菏泽旅台同乡会 七、首次组团返乡 八、五十年后的同学聚会 九、父母合葬 十、心系家乡教育 十一、母校百年校庆 十二、捐建家乡小学 十三、接待访台乡亲 第七章?送“老兵”回家 一、我与老兵结缘 二、走上送“老兵”回家的长路 三、孤守一夜风雨 四、骨灰坛的几次历险 五、在地愿结连理枝 六、九十一岁母亲等到的“儿子” 七、等待返乡中离世的老兵 八、从新疆伊犁回来的儿子 九、七份公证书 十、撒在他钟情的土地上 十一、把悲伤留给自己的老兵 十二、湮没在茫茫岁月里 十三、有一种情怀叫乡愁 十四、谁人能懂游子心 第八章?荣耀祖国 一、我成了小说的主人公 二、在呼和浩特路遇“熟人” 三、接受柴静采访 四、成了“感动中国人物” 五、参加中央电视台颁奖 六、清明节的祭奠 七、把奖杯捐给档案馆 八、两首思乡曲 九、做真实的自我 十、许个心愿 十一、寻根消“独”之旅 后?记 附录：高秉涵年谱简编
建瓯桥上的犹豫
我又继续着一个人的逃难。在连月来的逃难过程中，我已经总结出一个经验，要想找到国军，就要跟着枪声走，甚至是跟着尸体走，哪里有枪声哪里有尸体，哪里就离国军不远了。我还总结出一个经验，解放军追击的方向就是国军逃跑的方向。只要找到解放军，也就离国军不远了。 一天，途经福建阳东时，看到东奔而来的最后一支国军队伍。当这支国军队伍通过建溪上的建瓯桥时，我追上了他们。 此时，已经是黄昏时刻，走了一天路的我双脚疼痛，走路一瘸一拐。走在我前边的国军由于担心被解放军追赶上，不一会就过了桥。 后面的解放军眼看就追了上来，我被夹在了中间。而已经过了桥的国军又担心被解放军追上，于是打算炸桥。 解放军已经接近桥头，霎时间，桥的两端枪声四起。啾啾的子弹声从我耳边不停穿过。我弯着腰，扶着桥上栏杆的石柱，不知如何是好。 大概两边的军队都发现了我，枪声竟然停了。 桥东头的国军冲我喊，“桥上的小朋友赶快跑过来！” 只见一个人还冲我招手，示意我赶紧过去。 桥西侧的解放军也冲我喊，“小兄弟，不要害怕，桥上危险，快到我们这边来！” 接着，他们又冲着桥东侧的国军喊，“弟兄们！快放下武器投降吧！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桥上的我还在犹豫，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我再次想起了母亲“一定要跟着国军走”的嘱咐，于是，我一点点向桥东侧移动。 我连滚带爬到了桥东头，两位国军士兵把我拖到低洼处。这时，枪声再起，手榴弹也爆炸个不停。之后，突然一声巨响，我抬头看到长长的建瓯桥被拦腰炸断。 桥西侧的解放军一时无法通过，国军顺势逃走。 后来，我才听一个国军士兵说，为了顾全我的性命，负责炸桥的士兵故意延迟了炸桥时间。 后来每每想起这个细节，我都感觉自己真是命大。 再后来，我就觉得，不是我自己命大，因为不论是解放军还是国军都不想伤到我这个孩子。 厦门滩头 在解放军的强势攻势下，1949年10月17日凌晨，国民党军退守到厦门东南方向的海滩，等待着台湾运兵船的来临。 我跟随屈尚仁司药在海滩和管玉成、王光明等相遇。但是，随即一股人浪袭来，我被挤出老远。起初，我还能听到屈先生呼唤我的声音，后来就被闹哄哄的人声淹没了。我慌忙地四处张望，那几张熟悉的面孔都不见了。 涌往海滩的除撤退的国民党军外，还有军眷和难民，据后来报道说足有数万人之多。人们惊恐地传说着解放军在澳头海滩登陆的消息，翘首祈盼着由台湾海峡驶来的最后两艘军舰快些到达。 国民党军军队已经彻底失去指挥，海滩上乱成一团。 黎明时分，远远地看见103号及109号两艘可载万人的登陆艇缓缓停泊在海边。 登陆艇刚停下，数万名的军人和军眷，像潮水般地涌向船艇。 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是来厦门接国民党军的最后两艘登陆艇，人们都想搭上这趟末班船。稍不注意，前边的人就会被后边涌上来的人浪挤倒，一旦倒下去很快就会被踩到脚下，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可能。倒下去的人越来越多，军舰旁涨潮的海水被染成了红色，而那些浮在水面上的尸体又成了人们的浮桥。 我踩着湿漉漉的浮尸，终于被挤近登陆艇的舷梯跟前。这时，我右脚的鞋子被踩掉了，整个人快被挤扁了，一点也喘不过气来。 这时，我身后一个兵疯了一般嚎叫着往前冲。顿时我感到自己站立不稳，整个身子向前倾斜，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我知道倒下去的严重后果，就拼命支撑着。 不料，那个兵又爆发出一阵嚎叫，把枪托生生地横在了我的肩上，一只脚也已经踏在我的肩上，打算踩着我的肩膀登上登陆艇。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忽然感到有人“啪”的一声把横在我肩上的那杆枪打掉了。紧接着，一只有力的大手拉着我的后衣领把我倾斜的身子拉了起来。 我顾不上回头，就听他说，“快上去！” 等上了登陆艇，我才发现救自己一命的人原来是541团的李庆绅排长。看着李排长，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才好。 刚在军舰上站稳，我就看到李排长缩在一边扶着舰舷在哭。我还以为是他哪里受了伤，赶忙上前询问。不料，李排长却告诉我，他妻子和他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被挤丢了。 李排长哭得很伤心，他猜测着妻子和女儿八成是没有挤上登陆艇。 我替李排长感到难过，同时，我也替屈司药和管玉成几个朋友担忧，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顺利上了登陆艇。 军舰下方的海水里漂浮着一具具尸体。另外还有一些被挤下去的人，在海水里苦苦挣扎，不停地冲登陆艇上的人招手求救。我不忍再看，流着泪把头扭了过去。 登陆艇上的人越来越多。大副冲过来，高声嚷嚷着说已经严重超载，令人收了通往海滩的舷梯。岸上的人眼见没了上舰的指望，拥挤哭嚎成一片。 哭嚎声中，军舰缓缓驶离海岸。我不敢再向海里看，用双手把脸捂住了。 军舰离开海岸几十米远的时候，岸上的国民党军由绝望变成愤怒，他们拿起枪来不停地冲着登陆艇开枪。登陆艇上的人一个个倒下去，甲板上一片血肉横飞。 正混乱着，就见海滩远处一队队拿着枪的解放军从远处迅速围拢上来，海滩上响起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 上不了军舰的国民党军刚停止了对军舰的射击，追击而来的解放军又开始向军舰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扫射。军舰上又有一些人在射击中栽倒。我吓得趴在甲板上，久久不敢抬起头来。 两艘登陆艇在枪炮的追击声中，越来越快地向大海深处驶去。 终生愧疚的一次宣判 “金门逃兵”案是我审理的第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让我背了差不多一辈子的十字架。 这个士兵姓郑，叫郑凤生，他家就在金门的对岸厦门，距离不足三千米。据他讲，如果天气晴好，站在海滩上能看到自己家的房顶。 他原本是个渔民，1949年被强抓入伍到了台湾。十五年过后，部队轮到金门驻防，他觉得这个回家机会千载难逢，明知道有风险，但也豁出去了。 他偷偷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着夜里值岗时，抱着轮胎下了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终于上岸了。他以为自己到了厦门，举起双手对着走过来持枪的人大喊，不要杀我，我是从小金门逃来的，没带武器，我是回来看我妈的！ 可是他不知道，他到的不是厦门，而是金门。因为迷失了方向，加上海水回流，他又被潮汐冲了回来。就这样，他被抓捕了。 而我，就是他的主审法官。 按照当时台湾地区“陆海空军法”第九十七条及战法军律，他的判决无疑就是死刑。加上当时金门战区已经把这个案子报告给了“国防部”，“国防部”的答复就八个字：“严惩不贷，杀一儆百”。也就是说上面已经定了死刑的调子，审判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且，上边的意思还要从快结案，时间不要超过一周。 在法庭上，郑凤生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我问他，“你知道你这次逃跑的后果吗？” 他说，“我知道。” 我又问他，“知道后果严重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他回答说，“这么做至少有一半的可能见到妈妈，即便不成功我也认了。如果活着见不到妈妈，那我宁肯去死。我希望你们能早一点枪毙我，我的肉体已经没办法见到妈妈了，但我希望我的灵魂能够尽快地见到妈妈。” 没有任何分歧，由我和另外两位军官组成的合议庭，给他下了死刑判决。就这样，我觉得自己变成了杀死一个回家探母的人的刽子手了。 临枪毙之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一盘菜和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 他说，“我吃不下。” 我就拍拍他的头，示意他把酒喝了。 他看看我，仰起头咕咚咕咚猛喝了几大口。喝完之后宪兵示意请我离开，看来马上要枪毙了。 我说，“等一下。”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劲还没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就会醉的。我希望“等一下”使他大醉后再行枪决，以减少痛苦。我没有什么可以帮他，只能为他做这些了。 可是枪决时还是出现了状况。 执行枪决任务的是一个姓张的宪兵。不知道是不是不忍下手，或是心神不定，抑或枪法欠准，竟未能一枪毙命。据说郑凤生死前面目挣扎，痛苦异常。最后还是由监所警卫班班长吴君朋补了一枪，郑凤生才彻底死去。 吴君朋班长到我办公室面报时，竟大声号哭，不能自已。 我拍拍吴班长的肩，说，“你的泪流在脸上，我的泪流在心里。” 随后，我们二人相拥而泣，无语凝噎。 两岸开放后我回大陆，专门抽出几天时间去了趟厦门。我要找寻郑凤生的母亲，我想替他行孝。我找遍了几个靠近金门的渔村，可是，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甚至，没有人知道郑凤生这个名字。 我知道，经过四十多年，这个失去儿子且瘫痪在床的老人应该早就不在人世了。如果有天堂，郑凤生应该早就见到她妈妈了吧。 记得那一天，我对着金门的方向，一个人站在海滩上，站了很久，很久。 有一种情怀叫乡愁 桑顺义是菏泽城西大桑庄人，也是1949年来台。我是在台北火车站流浪中遇到他的。他是陪我在台北车站东南角的垃圾场和狗猫抢食吃的第一位乡亲。因为没有文化，后来他前往参加开发台湾横贯公路的大工程，在艰苦的工地里，他认识了一位同时参与做工的阿里山姑娘郑月娥。因长时间在烈日之下做苦工，混生活，1983年，在即将和郑月娥办理结婚的前夕，他竟患上了皮肤癌卧病不起。他是住在台中“荣民医院”病故的，在他卧病期间，都是未婚妻在一旁陪伴。桑顺义在弥留之际，拉着未婚妻的手说：“我想回家，回老家，叶落归根……” 他是一位寡言善感的老大哥，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据悉他的一点辛苦钱，也都给了他的未婚妻。在他的告别式中，大哭不止的只有他的未婚妻郑月娥小姐。 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后，郑小姐虽已嫁人生子，另立家庭，但对桑大哥的一段情却是念念不忘。后来知道我回乡的事情后，她把桑顺义的骨灰交给我，拜托我一定完成他的心愿。 我于1995年怀抱桑大哥的骨灰上飞机时，郑小姐还亲来桃园机场送行，并泪拥桑大哥的骨灰坛，久久不肯离去，这也许正是这位老兵桑大哥的宿命吧。 朱一凡先生是菏泽城西朱楼人，抗战胜利后，张文光先生出任菏泽县长期间，朱先生为张县长的贴身警卫。1949年，他跟随第八兵团55军来到台湾。 我是1952年春节拜年时，在张县长家和朱先生相识的。因我的外祖母朱敬范和朱先生既同宗又同村，所以一见如故，颇感亲切。他的文化水平不高，自1952年，我就读台北“建国中学”夜校时，他即在建中夜校担任工友工作，为人忠厚，终生未娶。两岸开放后，他曾数度返乡探亲，虽因家乡已无亲近家属，但他返乡意念未减，家国意识甚浓。1987年，他也参加了呼吁当局开放探亲活动，我们都在高呼口号的行列，尤其他对两岸统一信心十足。 因他是在台湾的孤独老兵，一直都住在台北的“荣民之家”。当局对老兵的照顾还算周到，生活医疗无虞。他住在台北，身心健康尚佳，所以每次同乡聚会，他都赶来参加。 每次见到我，他都再三交待，如果我病故了，请务必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菏泽，纵然朱楼已没有家属，也请把我的骨灰撒在朱楼村四周，好帮我叶落归根。 2009年，他年满九十岁时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但口齿头脑都很清楚。2014年4月20日，我应北京电视台之邀，前往北京录像，行前曾特去台北医院探视他。我说，朱老哥，我明天要去北京录像，三天就回来了，你想吃些什么？我可以为你带回来。 他说，你这次去北京能否见到胡锦涛啊？ 我说，大陆的领导人换班了，现在的新领导人是习近平，是我们菏泽的女婿。 他接着说，那太好了，你一定要告诉习先生，要他把两岸统一的步伐加快一点，否则，我就看不到了。 我笑笑说，朱大哥，如果能见到习先生，你的美意我一定会转达。 2014年4月25日，在我返台的第二天，朱一凡就撒手西归了，享年九十五岁。 我也信守承诺，将他的骨灰撒在朱楼的土地上，以完成他叶落归根的遗愿。 “胡马嘶北风，狐死向首丘。”世间有一种情怀，叫乡愁，血浓于水，刻骨断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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