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文库15：说谎（二版）_罗·埃克曼著_9787108053800

　　诚实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就在于谎言是普世现象，从政坛精英到市井小民，从商界巨贾到谍海特工，它成为生活的潜在主线。

　　保罗·埃克曼的这本《说谎》一版再版，被欧美诸多执法机构奉为刑侦学教材。它告诉读者，人们是如何说谎，为何说谎，说谎时何有何表现；如何识破谎言，识破的可能性以及利弊；如何创造和增进识破谎言的机会。

　　对于必须娴熟人际互动，了解嫌疑人性格特质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与警察而言，这是一本强化职能的教材；对于需要洞悉人心，长于沟通的心理医师、社会工作者与咨询专家而言，这是一本很好的人际互动宝典：对于极欲防止被骗的市井百姓而言，这更是一本可以减少上当机会，防范诈术的实用指南。

　　本书的前八章是1985年为第一版所写的，第九章与第十章是1992年为第二版补写的，今日重读这些章节，并未发现什么疏漏，总算松了一口气。在今年（2001年）为第三版所补写的第十一章中，我交代了一些新的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并针对大多数人（甚至专业人员）抓谎能力都不容乐观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明。

　　随着时间的流逝，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对于能否根据一个人的行为线索来勘破谎言，我想我已经不必过于谨慎了。而随着所做的大量教学工作，我们的自信也日益增强起来。过去十五年间，我与执教于罗格斯大学的同事弗兰克（Madk Frank）、执教于旧金山大学的同事奥沙利文（Maureen O’Sullivan）一起使用这本书作为教材，在美国、英国、以色列、香港、加拿大、阿姆斯特丹等地教学，对象大都是执法人员。对学术上的东西，学员们显然缺乏兴趣，但第二天他们运用到工作上，却带给我们很多生动的例子，也进一步证实了本书中所谈到的种种想法。

　　基于我们的研究和从执法人员那儿学到的经验，我坚信，鉴别他人是否在说谎，准确率最高的情况是：

　　·第一次说这个谎言；

　　·过去从未说过同类型的谎言；

　　·说谎的代价很高：最重要的是，面临着严厉惩罚的威胁；

　　·抓谎者不预设立场，不骤下结论；

　　·抓谎者懂得如何鼓励嫌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讲得越多，鉴别的机会就越多）；

　　·抓谎者与嫌疑人的文化背景相同，语言相同；

　　·抓谎者使用本书中所提示的重点，来套取更多的信息，而不是拿来证明谎言；

　　·抓谎者要意识到，如果嫌疑人是诚实无辜的，那么判定起来会有很多困难，正如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谎之为字，很容易让人附会起“右文”之说，认为此乃荒诞不经之言。这种理解不无可取，然而也有偏颇之处，那就是现实中的谎言往往言辞恳切，识破之前看不出半点荒诞，事实上，这种印象往往来自事后诸葛般的英明夸谈。相形之下，反倒是当现实世界令人困惑得摸不着头脑时，那些据实以陈的讲述却因荒诞而被别人归诸谎言。当然，荒诞本身并非不能达成说谎的目的，“真话假说”便是一途，通过故意夸大和扭曲事实，使人虚实莫辨，从而达到了误导他人的目的（例证参见本书第21-22页）。

　　这无非是想说，分析和认知谎言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但好在我们对待谎言的态度还算鲜明。西哲柏拉图认为谎言不仅邪恶，而且会污染说谎者的灵魂，因此他对于说谎绝不妥协，认为生命中只容得下真相；而亚圣孟子则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但是当谎言上升到更高层面，这些知识精英的态度便犹疑起来：柏拉图提出了“高贵的谎言”，告诉民众人分金银铜铁四种，贵贱天定；而孔孟之道的伦理纲常，则不乏“王侯将相有种”的思想，也不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手段。

　　回到现实层面，事情也远非那么简单，我们不是有过“五十步笑百步”的经历，就是有过“叶公好龙”的想法。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诚实，但却无法面对别人的绝对诚实。我们可以辩称谎言是有差别的，隐瞒和误导比之凭空捏造似乎会让我们心绪稍安，自以为的善意和利他又让我们颇觉高尚，至于能想出“高贵的谎言”来，那心境就只有大任斯人可以描述了。幸而，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还是心怀愧疚的，尽管将说谎视为罪大恶极并用以教人的情况，或许已不多见，但说谎之于人心，总不免产生罪恶感，则是一般的社会教化所为。

　　认知谎言所关涉的是价值，而辨识谎言所关涉的则是事实，前者为哲学家们数千年来所喋喋不休，后者则为科学家们几十年来所突飞猛进。在情绪表达与人际欺骗这一研究领域，倾注了40年心血的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可以说是这些科学家中的翘楚。这位老兄的尊容，我们可以在本书图2到图6的若干表情照片中有幸得睹，一颦一笑，颇多迷人。这些收放由心的展现，也表明了他研究的精到与治学的自信。

　　埃克曼的确精到，也足以自信，他的很多开创性的研究为这一领域注入了生机和前景，很多持续深入的研究使人们得以直面过去的错误观念。科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定量化，埃克曼开创了表情与行为的定量化测量，他提出利用测谎仪勘定具体的情绪而非只是波动，他不断设计和改进实验，进行了大量的测试和数据分析。科学家最显著的特征则是严谨，埃克曼为各种概念的定义反复推敲，为事情之一切可能不断穷举，为测谎的准确度与效度再三辨析，更为抓谎的陷阱与预防措施不厌其烦地叮嘱。

　　这些都写在《说谎》一书中，这本研究专著历经数次修订和不断扩充，一版再版而享誉世界，被欧美诸多执法机构奉为刑侦学的必读教材。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弗兰克（Jerome D.Frank）教授，对此书有一句准确而凝练的评价：“这是一座关于谎言与抓谎的详尽实用的宝库，充满了伦理学上的敏锐分析与中肯评判。”的确，它语言生动，内容翔实，例证丰富，分析缜密，不像是部研究综述，倒像是本老少皆宜的通俗教材，尤其是附录中的实用表格，更突出了这一特质。

　　但更为难能可贵的则是评价的后半句，我们在掩卷喟叹之余，除了要钦佩作者的执著与创意之外，更为尊敬他对于知识与人性的尊重。他反复告诫执法人员，不要固守那些陈旧的经验和成见，也不要误用和滥用新的研究成果，测谎只是一种侦查手段，绝不能取代司法证据。他也反复提醒普通读者，抓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辨识真伪，但无法帮我们解决在人际关系上的抉择。有时候一味地揭露只是一种粗鲁，甚至残忍，使用不当时，甚至可能是侵犯隐私的违法行为。他更反复吁请当政者，不要为自己找出千般理由在国会面前说谎，并引用杰斐逊的名言说：“治理之道，诚信而已。”这不禁也令人想起荀子的话：“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信哉斯言，足为之戒。

　　本书中译本最初由台湾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译者邓伯宸。但是该译本或出于将之改造为通俗畅销书的考虑，将原书整句、整段甚至整节地略去，删削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本着尊重作品完整权的考虑，三联书店决定应该尽可能地还原该作原貌，把选择权留给读者，为此由校者花费大量精力对该书逐字逐句进行了校订和补译，读者手中的此稿即全文译出，甚至包括题献页和书前引文，面貌十分完整，逻辑性也更强。

　　台湾在对西方作品的引进上往往快于大陆，其译本在“达”上也普遍做得比较出色，应用短句较多（尽管有时候拆得过于破碎），生动活泼，语言流畅，值得大陆翻译界学习。这不禁让人感叹海峡对岸的翻译界比我们在汉语的继承上要充分得多，在掌握上要灵活得多。本书的翻译便是一例，我在校对的过程中，收获颇多，不时会心一笑，比起校订大陆译本要令人愉快得多，这也敦促我在补译时尽可能地保持这种风格。

　　但是不少台译本略嫌粗糙（可能包括编辑上的失误），在“信”上还有待加强。本书译文中便存在一些低级错误和似是而非的现象。很多句子看似通顺，但一核对原文便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就要细细品味，不可想当然的囫囵过去，否则会对原书的理解造成负面影响。为此在校读中我花费大量工夫来理顺逻辑，尽可能透彻贯通后再最终敲定，限于篇幅，姑不举例。对于有些译名（包括人名地名），此台译本并没有错，但我均按大陆习惯进行了修订，一些词语用法也是如此，如“破功”改为“功败垂成”，“老神在在”改为“气定神闲”。但是另一些译名，甚至很多重要的译名，台译本还是存在不少欠妥之处的。比如讲到身体动作的几大类型，将其中的“illustrator”和“manipulator”都译为大而无当的“肢体语言”，于是在相关的叙述中就一片混乱，让人不知所云。其实前者应该译为肢体比画（手势比画是其特例），后者应该译为零碎动作（譬如抓耳挠腮等）。再有，将第八章的题目“lie checking”译为“验谎”，这就造成严重的歧义，很容易让读者以为是识别谎言之后验证其真假，而书中原意是指按照38个要点check谎言和说谎双方，并综合分析说谎成功与被识破的可能性，因此应该译为“估谎”更合情理。此外，将一种重要的破绽“tirade”译为“发牢骚”的话，便体现不出强烈情绪化的特质，所指也甚为狭窄，不如直译为“言辞激烈”更符合原意。

　　此外，校者还补译了每章结尾参考资料中有价值的叙述性文字，并添加了少量校者注，对大陆读者费解的背景加以说明，如帕特里夏绑架案、美国巡回上诉法院的体制等。对于台译本第69页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Sonnet 138），因此译长短参差也不押韵（排版上也没有分段处理），故校者选择了著名翻译家屠岸老先生的译作（见本书第55-56页）来代替，后者语言韵脚及音步的把握均属上乘，在此谨示感谢。

　　最后，应该说明，虽然校者认真竭力地为读者着想，尽可能以最好的面貌呈现给读者，但是限于水平，仍有可能存在着相当的错误和欠妥之处有待读者慧眼披砂。如果本书您尚觉清晰好读，收获不小的话，首先要感谢译者邓伯宸，他流畅生动的表达为校者提供了锦上添花的基础，其次，还要感谢那些为校者雪中送炭的人，如《科学时报·书评周刊》的钟华主编通读了校样，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第一章导言

　　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者所宣称的那样多。

　　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轻率地以为，受骗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

　　1938年9月15日，一场最龌龊、最恐怖的骗局揭开了序幕。这一天，德国总理希特勒（Adolf Hitler）与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首度会晤，全世界都在观望，这也许是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希望。（六个月前，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入侵奥地利，将之并入德国版图，英、法两国除了抗议之外，根本束手无策。）9月12日，即与张伯伦会晤的三天前，希特勒提出由德国兼并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土地的要求，并计划在其境内煽动暴乱，同时秘密调动德军，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发动攻击的部署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能够让捷克斯洛伐克再拖延几个星期部署防御，他就可以发动闪电攻击；为争取准备的时间，希特勒一面秘密调动部队，一面承诺张伯伦，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同意他的要求，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证。张伯伦信以为真，说服捷克斯洛伐克暂时停止调动部队，准备与希特勒展开谈判。与希特勒会晤之后，张伯伦在写给其妹妹的信中说：“在他的脸上，尽管我看到了冷酷与无情，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人会信守承诺……”五天之后，张伯伦在国会发表演说，面对他人质疑希特勒的承诺，他依旧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说他与希特勒亲身接触的结果，让他觉得希特勒是个“言出必践的人”。

　　15年前，当我刚开始研究说谎时，我绝不会想到我的工作会与以上这种可怕的谎言有关。只有在从事与精神疾病患者有关的工作时，我才偶尔想到，它或许有用得上的地方。我最初开始研究谎言，是在指导治疗医师的场合，谈的大多是我的研究心得：面部表情普世皆同，手势则因文化而各异。当时有学员提问，从病人的非口语行为上，是否能够知道他是在说谎？。一般来说，这本不是问题，但是，当一个病人因自杀而住进医院，表示自己已经没事时，问题就来了，患者一旦出院，缺少医院的看护，每个医生都会担心，病人说自己没事，会不会只是在欺骗他们？医生这种在业务上的疑虑，引发了人类交流中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即使心绪极度不宁，人们是否还能神色自若地说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可以从非口语行为上找到破绽，揭露言辞背后隐瞒的心思？

　　我调出对精神病患者的访谈影片，看看能否找到说谎的案例。拍摄这些影片本来另有他用，即要从病人的表情与动作，诊断精神失调症患者的病情与类型。当我把目标转移到说谎的情况时，发现许多影片真的透露着说谎的迹象，问题是，如何才能予以确认？幸运的是，其中有个个案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访谈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说明了一切：玛丽，四十二岁，家庭主妇。三次企图自杀，最后一次非常严重，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只是经人意外发现而送医，才把她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她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年妇女抑郁症，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她，丈夫则忙于事业，使她生活顿失重心，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刚住进医院那段日子，她无法料理家务，又睡不好觉，几乎整天独自以泪洗面，经过最初的三个星期药物治疗与群体治疗，她看起来恢复得不错，精神开朗起来，也不再谈起自杀的事情。在那次访谈的影片中，她告诉医生，觉得自己好多了，请求放一个周末的假。就在医生同意准假之前，她却突然承认自己在说谎，事实上她仍然很想就此了断。玛丽又住了三个月之后，病情大有改善，虽然一年后又复发过一次，但整体来说，没再住过院，维持正常多达数年。

　　玛丽接受访谈的影片，播放给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学家看，结果大部分人都被骗了，其中甚至不乏经验丰富的老手。。这段影片，我们研究了几百个小时，放了一遍又一遍，用慢镜头检视每个动作与表情，想要找出其中任何可能的说谎线索。在一个片段中，医生问她未来有什么计划，回答问题前，她迟疑了片刻，脸上闪过一丝绝望的表情，但由于太短暂，在前几次的检视中都被忽略了。在这种非常短暂的微表情中，可能隐瞒着某种情绪，一旦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便继续寻找，果然找到更多，基本上都是一闪即逝掩藏在浅笑中。我们也发现一种碎动作，当她告诉医生自己把问题处理得多好多好时，不时出现轻微的耸肩——不是完整的动作，而只是动作的一部分。只有一只手有动作，旋转一下，或者双手是静止的，而肩膀微微抬起一下。

　　我们还看出了其他非口语的说谎线索，但却无法确定究竟真的是有所发现，或者只是出于想象。如果确实知道某人说谎，某些完全无辜的动作似乎就是可疑的，但是，只有客观的评估，即在不受对方是否说谎这一信息影响的条件下，才能检验我们的发现；此外还必须确定，说谎线索并非研究对象的习惯动作。如果每个人泄露出的说谎线索都一样，对抓谎者来说就省事了，但问题是，说谎线索总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以玛丽的谎言为模型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研究对象极力去隐瞒在说谎时感受到的强烈的负面情绪。当观看一个非常消极的影片时，譬如展现了血淋淋的外科场景，我们的研究对象们不得不隐瞒他们的悲伤感、痛楚感和厌恶感，并且使研究者认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影片，而是欣赏了一片美丽花丛的影片（我们的发现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有所描述）。

　　一年过去了，我们的说谎实验仍在起步阶段，此时另外一批对其他类型的谎言感兴趣的人找上门来，想知道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看看是否可以用来抓出涉嫌间谍案的美国人？过去几年间，针对医患之间说谎的行为线索，我们所做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因此，相关的征询也不断找到我们：是否能够训练内阁官员的侍卫，从步态与举止上识破恐怖分子的暗杀倾向？是否能够指导联邦调查局如何训练探员，以便更有效地识破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到后来，甚至有人问我，是否可以协助政府高层的谈判代表，识破对手的谎言？或者问我是否能从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参与银行抢劫的照片分辨出她当时是否自愿？诸如此类的询问，我已习以为常。在过去五年当中，这方面的研究更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两个美国的友邦国家派代表跟我接触；而当我在苏联演讲的时候，自称是负责问案的某个“电气学院”的官员也找上门来。

　　我并不为这些关切感到愉快，我担心这些研究成果受到滥用，受到不加批判的、迫不及待的应用。大部分犯罪、政治或外交的谎言，未必可以找到非口语的说谎线索，有时纯粹靠直觉，真要问我，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定得讲出个名堂的话，就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人在说谎时，为什么一定会犯错？并非所有的谎言都会穿帮，有些谎言天衣无缝，面部的表情太僵、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声音突然变调……这些说谎的行为线索全都不会出现。但我确知，只要是说谎，就一定有破绽，哪怕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照样会被他自己的行为给出卖。要想知道什么时候说谎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如何辨识谎言的线索，以及什么时候根本不值得说谎，你必须要了解谎言与谎言之间、说谎者与说谎者之间以及抓谎者与抓谎者之间的千差万别。

　　希特勒对张伯伦说的以及玛丽对她的医生说的，都是致命的谎言，是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的，两个人都把未来的安排藏在心底，也都装出某种并没有感受到的情绪作为谎言的核心，但是两个人的谎言之间却有巨大的差异。希特勒是我后来将谈到的天生说谎家的典型，比起玛丽来，除了天赋的技巧外，他在骗人方面的实践经验可说是不知要丰富多少倍。

　　希特勒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所欺骗的那个人甘愿受到误导。希特勒谎称没有战争计划，只要按照他的要求重划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即可。张伯伦不仅相信，而且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地盲信，因为，如果他不相信，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绥靖政策失败，而且英国的利益受损。政治学者沃尔施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分析军备竞赛的骗局，所持的就是这一观点，谈到德国违反1936年的英德海军协议时，她说：

　　施骗方与受骗方都在赌，使得错误持续地发展下去，双方都抱有幻想，以为对方不会违反协议。希特勒操弄英国害怕军备竞赛的心理，成功达成一项海军协议，已经使英国（在未与法、意等国磋商的情况下）默认了《凡尔赛和约》的改写；当新的协议又受到破坏时．这种害怕军备竞赛的态度，使英国再度乡愿地不去面对违反协议。

　　在许多骗局当中，对于说谎者的破绽，受害者总是故意不去面对，一厢情愿地往好的方面设想，害怕谎言一旦拆穿，可怕的后果将难以收拾，于是成了骗局得以持续下去的帮凶。丈夫故意不去面对妻子的外遇，至少可以暂时免掉戴绿帽子的羞辱以及离婚的结果；对妻子不忠的行为，即使心里有数，却不予拆穿，为的只是避免一旦摊牌，事情就失去转圜的余地，只要什么都不说，即使希望十分渺小，依然可以抱着一线希望——或许只是自己错怪她，她根本就没有外遇。

　　并非每个受骗者都因为一厢情愿，有时对谎言的线索视若无睹或予以纵容，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有的人抓谎，只是为了抓谎而抓谎，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唯一可能的损失就是被骗，跟承办贷款的银行职员一样，对他们来说，揭穿骗局与厘清事实都只是善尽职责而已。误信谎言或予以拆穿，被骗的一方通常有所得，但也有所失，只不过所得与所失往往是不相称的。玛丽的医生相信她的谎言，所冒的风险并不大，如果她真的好了，不再抑郁，医生可能因此而得到某种声誉；万一她并未真正好转，医生的损失也不大。与张伯伦不同，医生的整个职业生涯并没有风险，因为他并没有对患者被治愈了的判断作出公开保证，毕竟一旦发现患者说谎，该判断就会被证明是错的。那样的话，他受到欺骗时的损失将远大于患者诚实时他所得到的收获。而对于张伯伦来说，1938年的一切显然都太迟了，如果希特勒所言不实，如果除了战争，无法阻止他的侵略，那么张伯伦的政治生涯将就此告终，而他自以为可以阻止的战争也将就此爆发。

　　除了张伯伦的一厢情愿之外，希特勒的谎言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在于他不需要掩饰任何强烈的情绪。大多数谎言之所以穿帮是因为压抑的情绪泄了密，和谎言有关的情绪越强烈，情绪的类型越多，就越容易出现某种形式的行为线索。希特勒毫无罪恶感，罪恶感这种情绪使谎言倍加脆弱，不仅它本身能泄露形迹，而且会使人因内心不安而犯错，以致被人识破。在希特勒的有生之年，英国曾让德国饱受战败的耻辱，面对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他当然一点罪恶感都没有。与玛丽不同，希特勒既没有与对方共享重大的价值观，也没有任何尊敬或

　　钦佩对方的感情负担。玛丽必须掩饰强烈的情绪，一则是她想要自杀的绝望与焦虑，二则是对医生说谎，她有一万个理由产生罪恶感，因为她喜欢并尊敬他们，深知他们只是要帮助她而已。

　　正因为如此，面对有自杀倾向者或不忠的配偶，想要找出说谎的行为线索，远较面对外交人员或双面间谍来得容易。但是，并非所有的外交人员、罪犯或谍报人员的谎言都无懈可击，有时候犯错在所难免。按照我的分析去做，人们可以评估出，发现说谎线索或者因没发现而被误导的可能性各有多大。对于那些想要识破政治谎言或犯罪谎言的人，我的忠告是：关键不在于是否忽略了行为线索，而在于保持高度的警惕，知晓风险并抓住机会。

　　虽然关于说谎的行为线索已有一些证据，但仍不十分成熟。针对说谎方式、说谎原因以及谎言的瑕疵，我所做的分析都是根据相关的谎言实验，以及史实或小说所进行的，但是这些理论仍有待进一步的实验和批评意见来检验。现在之所以不待一切最终确定就付梓成书，实在是因为抓谎者不能再等了，为失误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抓出说谎者的非口语线索已经刻不容缓。“专家”不熟悉采证与诘问技巧，就仓促披挂上阵参加陪审团和求职面试，其间的风险不问可知。有些使用测谎仪的警察与专业测谎人员，虽然学过说谎的非口语线索，但据我所见，他们所用的训练教材有半数信息都不正确。海关官员都要上一门课，讲授如何辨识走私的非口语线索，据称就是拿我的研究作为教材，虽然我一再要求过目，所得到的回答却一成不变，每次都是“我们会马上回复您”。至于谍报人员的情况则不得而知，因为他们从事的都是秘密工作。六年前我曾受国防部之邀，讲解抓谎的机会与风险，知道他们对于此类问题甚感兴趣，但自那次以后，虽然风闻有关工作已进行，我也曾致函相关人员，然而结果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无可奉告。我所担心的是，“专家”闭门造车，而学界则吹毛求疵，本书应可为他们厘清抓谎的机会与风险问题。

　　另一方面，撰写本书的目的并非仅仅针对重大谎言，我深信，检视说谎或说实话的方式与时机，将有助于理解很多人际之间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中，与谎言无涉的机会极少，生活中总是难免会说谎，譬如父母亲跟孩子谈到性，认为孩子不宜知道的，往往以谎言打发。反过来说，由于父母的排斥，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性方面的冒险，也总是能瞒就瞒。此外，在朋友（甚至最好的朋友）、师生、医患、夫妻、律师与委托人、业务员与客户等关系中，谎言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谎言之于生活是如此普遍，它几乎涉及人类的一切事务，所以多予理解实属必要。这种论调或许有人嗤之以鼻，认为凡是说谎就应该受到谴责，对此我不敢苟同。要求人们在任何人际关系中都不得说谎，未免简单粗暴；要求对于任何谎言都应予以拆穿，也未免会欺人太甚。专栏咨询家兰德斯（Anne LaJlders）有一句话说得好：“真相同样可以拿来伤人，甚至使人痛不欲生。”尽管谎言也伤人，但并非全都如此，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者所宣称的那样多。某些社会关系，全因彼此保守秘密而得以相安无事。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该轻率地以为，任何受骗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某些谎言是无害的，甚至是人道的，揭穿某些谎言，可能对受骗者或第三方造成羞辱。但这一切都要仔细地加以考虑，并且事前需要讨论很多其他问题。下一章我们将从谎言的定义开始，讨论谎言的两种基本形式和说谎线索的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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