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文学丛书：龙须糖万岁》为“澳门文学丛书”之一。《龙须糖万岁》作者以诗名世，以翻译为人所欣赏，同时还写有大量的散文和诗歌评论，《澳门文学丛书：龙须糖万岁》即是此类篇目的结集。
《澳门文学丛书：龙须糖万岁》中遴选的一百余篇作品以“镜海”、“你我”、“读诗”分立辑目，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澳门的赤诚、对家乡的眷恋，以及对诗的热爱；有思想，文笔亦好。
澳门众多的写作人，就这样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
从“澳门文学丛书”看，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传统性、开放性、本土性、杂糅性，将古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
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学丛书，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珍视和爱护，必将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就小城而言，这是她回归祖国之后，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从全国来看，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认识澳门文学，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听取物议，汲取营养，提高自信力和创造力。
值此“澳门文学丛书”出版之际，我不由想起1997年3月至2013年4月之间，对澳门的几次造访。在这几次访问中，从街边散步到社团座谈，从文化广场到大学讲堂，我遇见的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越来越多，我置身于其中的文学气氛越来越浓，我被问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澳门文学的建设上来。这让我强烈地感觉到：澳门文学正在走向自觉，一个澳门人自己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
事实确乎如此。包括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在内的“澳门文学丛书”，经过广泛征集、精心筛选，目前收纳了多达四十八部著作，暂分两批出版。这一批数量可观的文本，是文学对当代澳门的真情观照，是老中青三代写作人奋力开拓并自我证明的丰硕成果。由此，我们欣喜地发现，一块与澳门人语言、生命和精神紧密结合的文学高地，正一步一步地隆起。
在澳门，有一群为数不少的写作人，他们不慕荣利，不怕寂寞，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心甘情愿地挤出时间来，从事文学书写。这种纯业余的写作方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热爱，一种诗意追求的精神需要。惟其如此，他们的笔触是自由的，体现着一种充分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思考，也是恳切的，流淌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澳门众多的写作人，就这样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这情形呼应着一个令人振奋的现实：在物欲喧嚣、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在视听信息量极大的网络、多媒体面前，学问、智慧、理念、心胸、情操与文学的全部内涵，并没有被取代，即便是在博彩业特别兴旺发达的澳门小城。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花朵，一个民族的精神史；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品位和素质，一个民族的乃至影响世界的智慧和胸襟。我们写作人要敢于看不起那些空心化、浅薄化、碎片化、一味搞笑、肆意恶搞、咋咋呼呼迎合起哄的所谓“作品”。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苏轼、辛弃疾、陆游、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曹雪芹、蒲松龄；应该有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马尔克斯、艾略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他们才是我们写作人努力学习，并奋力追赶和超越的标杆。澳门文学成长的过程中，正不断地透露出这种勇气和追求，这让我对她的健康发展，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毋庸讳言，澳门文学或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或许还显得有些稚嫩，但正如鲁迅所说，幼稚并不可怕，不腐败就好。澳门的朋友——尤其年轻的朋友要沉得住气，静下心来，默默耕耘，日将月就，在持续的辛劳付出中，去实现走向世界的过程。从“澳门文学丛书”看，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传统性、开放性、本土性、杂糅性，将古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
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学丛书，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珍视和爱护，必将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就小城而言，这是她回归祖国之后，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从全国来看，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认识澳门文学，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听取物议，汲取营养，提高自信力和创造力。真应该感谢“澳门文学丛书”的策划者、编辑者和出版者，他们为澳门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建设，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姚风，男，原名姚京明，诗人，翻译家。生于北京，后移居澳门，任教于澳门大学葡文系，现为澳门文化局副局长。著有中葡文诗集《写在风的翅膀上》（1991）《一条地平线，两种风景》（1997）《瞬间的旅行》（2001）《黑夜与我一起躺下》（2002）《远方之歌》（2006）《当鱼闭上眼睛》（2007）以及译著《葡萄牙现代诗选》（1992）《澳门中葡诗歌选》（1999）《安德拉德诗选》（2005）《中国当代十诗人作品选》等十多部。曾获第十四届“柔刚诗歌奖”和葡萄牙总统颁授“圣地亚哥宝剑勋章”。
第一辑 镜海
镜海中的碎浪与折光
让你忘记归程的地方
黑夜恋曲
澳门之门
从“融和门”所想到的
诗人之城
筹码上的祖国
“中国城”和“基督城
诗人之恋
从目光开始
寻找适合翅膀的地方
抓住生活的闪电
在没有夜莺的夜晚吟唱
让诗歌带来惊讶的效果
第二辑 你我
站在卑微者一边
埃萨的《达官》
思想比生存更好
远处的花艇
皮莱资的北京之旅
诗歌的秘密学徒——罗萨
神州在望
是醒悟还是创伤？
他爱着，却不拥有
让诗比陈词滥调更长寿
以茶之名
诗人少少
以最合适方式走近洛尔迦
——《梦游人谣》中译本对比评析
让骆驼拥有沙漠
从内心最柔软的部位出发
杜拉斯与中国情人
那一年，这一年
秋天在我们心中开始
比遗忘更长
诗人柯添文
巴西当代小说概述
巴西作家特雷维桑
这粮食喂不饱的饥饿
《澳门文学丛书：龙须糖万岁》：
这种浪漫还表现在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上。在大三巴牌坊前地，葡萄牙艺术家使用中国式的象征符号建起一座名为“东方与西方相遇”的雕塑，它以东方主义的话语模式表现了一位身穿旗袍的中国女子正在向一个葡萄牙青年男子敬献莲花的情景，他们的背景是一个红色的圆框，一只仙鹤沿着圆框展翅飞翔。雕塑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男子代表西方，女子代表东方；莲花既是纯洁的象征同时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花；仙鹤象征着吉祥与长寿，而圆则寓意生生不息的循环，它们暗示着中葡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艺术家用心良苦，却遭到中国人的批评，“雕像所勾勒的图景是轻佻的行为，因为一个端庄的中国女子给一个外国人献花是有调情意味的。”①
浪漫不仅仅是文学和艺术的虚构和想象，很多时候会成为历史绚丽的装饰。贾梅士，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与中国姑娘“狄娜梅”（Dinamene）在澳门相恋的故事从未得到证实，却被人们津津乐道。更有甚者，贾梅士本人是否到过澳门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然而，贾梅士到过澳门，在此担任死亡验证官，在一个石洞里写下史诗《葡国魂》的部分章节，并与狄娜梅相恋的传说穿越时间的剥蚀，被各种媒介不停地宣传和渲染，几乎成为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集体记忆。②贾梅士的神话已成为确认葡萄牙在澳门存在的最具诗意的象征，也是彰显葡萄牙人的价值观和民族性的最佳载体。而各种媒介，包括官方仪式③、雕塑、纸币④、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而邮票也是其中之一，方寸之间，不仅折射政治与历史的变化，也是话语权的一种体现。
对浪漫与爱情的演绎，土生葡人作家飞历奇的《大辫子的诱惑》无疑提供了一个令人皆大欢喜的文本，可以说这本已被译成中文并被中国导演拍摄成电影的小说是“澳门制造”的小说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土生葡人青年和一个来自社会下层的中国担水妹在爱情的感召下，跨越文化、种族以及等级的障碍，喜结连理，这样的结局不具有普遍性，但毕竟是人们乐意看到的，它代表着作者对理想化族群关系的一种企盼。而在飞历奇创作的其他爱情故事里，结局往往并非如此美满。在《疍家女阿珍》中，阿珍被描写得面目丑陋、且毫无个性，她对与葡萄牙海员曼努埃尔的不期而遇抱有天真的爱情幻想，但对他的“始乱终弃”却丝毫没有怨言，只是默默地接受和忍受。而曼努埃尔呢，对抛弃阿珍仅仅感受到失去了一件不可估量的不可替代的“coisa”①。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主义文本，符合西方描写东方女性的固定模式：东方女性是柔弱的、逆来顺受的，甚至常常被物化。这样的男女关系根本不是平等的爱情关系，甚至缺乏起码的尊重。有评论者说作者“热情赞美了这个疍家女勤劳、朴实、坚强的性格和内在的心灵美”②。这样的解读不免失之肤浅。
如果展开历史的想象，我们可以看到，当初许多单身的“曼努埃尔”从葡萄牙远涉重洋来到澳门，与一个个“阿珍”相遇。不可否认，从眼神的交汇，到身体的接近，最后进入灵与肉的纠缠，一定会碰撞出电光石火般的爱情，但也不乏其他因素的驱动：因为性的饥渴，或仅仅因为生存的需要，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为澳门的文学创造提供了丰饶的矿脉。
澳门虽然是一个弹丸之地，但这里有文学，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澳门有殖民地文学吗？如果澳门确实曾经是殖民地的话，那么它也不同于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这些前葡属殖民地，有学者认为：“从文化及文明的层面分析，澳门从未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①事实上，尽管葡萄牙统治澳门逾四百年，但澳门的文化主体依旧是中国文化，葡萄牙语虽然是官方语言，但从来没有普及到普罗大众当中去。葡萄牙人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也使之成为澳门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澳门仍然较好地保持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它仍然是澳门文化的主体，虽然葡萄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依靠政治和行政手段成为主导文化，但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和行政管理层面，它始终没有能够统御中国文化。福建学者刘登翰把这种“共处”的文化生态比喻为一种“鸡尾酒”现象：“从表面上看，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如鸡尾酒一样因不同品种的相互勾兑而色彩斑斓；但深入细察，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对立，又如鸡尾酒一样层次分明，而不互相混合或化合。”②澳门从来就并存着两个世界：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虽然鸡犬相闻，但彼此并没有灵魂深处的交流，诚如曾经对18、19世纪生活在澳门的族群进行过研究的潘日明神父所描写的：“葡萄牙和中国两个社会隔墙相望，和睦共存。”③两个族群、两种文化只是“和谐共存”而已，但鲜有激烈的碰撞和深度的交流，也没有相互促进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不可否认，澳门作为被占领的身份成为制约这种交流的主要因素。长期以来，澳门的华人以冷漠，甚至抗拒的态度对待葡萄牙文化，他们很少关注遥远的葡萄牙所发生的一切，对同居一城的葡萄牙人也是漠然处之，因此记述有关他们的文字屈指可数。与之相反，许多来到或没有来过澳门的葡萄牙人，常常把澳门当作异托邦的载体，或者对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产生了兴趣，留下了不少以澳门和中国内地为主题或背景的文本。尽管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感时常在这些文本中流露，但也不乏倾慕中国文化或从人道主义角度关心中国人命运的作品，比如玛丽亚·布拉嘉的某些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总而言之，澳门不是一般定义上的殖民地，因此很难用“殖民地文学”和“后殖民地文学”的概念套用在澳门文学的身上，至少不适用于每一位作家，况且这里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地作家，也有来自中国内地、葡萄牙、巴西、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作家，他们使用的语言可能是中文、葡语，也可能是土生葡语（patúa）、英文或者法文，甚至是广东话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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