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通史（元代--明代卷）_王岗_9787516181409

《北京文化通史：元代-明代卷》的时间跨度为元代与明代，向前延伸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并攻占金中都，前后约430年。本卷合计20章，元代9章（包括概述1章），明代1章（包括结语1章），从大文化的角度对这个时期的北京历史文化加以梳理。如在元代的大都，多元文化、民族冲突与融合、宗教冲突与融合、市民文化的兴起等方面的内容，都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而明代的北京，在再次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后，表现出与元代差异极大的都城文化特色。如农耕文化的复兴、宦官专权现象的猖獗、城市园林文化的迅速发展、皇家陵寝的大规模建造等等，从而展现出了一个与元大都完全不同的都市文化。

《北京文化通史：元代-明代卷》：
　　在宋元时期，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一次大融合，也就是被称为“三教”的儒教、佛教和道教之间的大融合。这种大融合，是基于唐代和唐代以前的三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之后才产生的大融合。三教之间的冲突，虽然在短时期内对某一个教派造成严重的损害，却并没有导致其教派的衰亡，而是由衰复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元代以前，儒教的政治地位最为稳固，作为中原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从汉武帝开始，把儒家政治学说作为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从而确立了独尊的地位。而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也很快就认识到儒家政治学说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和稳定统治的作用，因此，往往采取尊崇儒术的政策，即是其逐渐“汉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佛教在刚刚传人中国之时，本是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社会中所能够产生的作用还很小，因此，经常受到政治局势变动，特别是统治者宗教信仰变动的影响，而时盛时衰。兴盛之时，佛寺遍野，僧众万计；衰微之时，佛寺被毁，僧徒寥寥。直到唐代，佛教在完成了中国化的改造之后，才开始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崇拜，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如此，仍然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统治者“灭佛”运动，使其遭到严重损害。但是，自宋元时期以来，这种大规模的“灭佛”活动就很少见到了。
　　道教是唯一产生自中国本土的宗教，自从产生之后，其发展也处于一种时盛时衰的状态中。在许多方面，道教所起到的社会作用与佛教是大致相同的。因此，使得众多的百姓并不会去认真区分二者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即使是在道教与佛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十分激烈的时候，百姓也不会去主动支持一方，诋毁另一方，而仍然是见神就拜，不分佛道。
　　不论是儒教、佛教，还是道教，也不论是政治思想，还是宗教思想，在其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自身的哲学内涵，在儒教方面，这种哲学内涵表现得十分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人们有较深刻的、直接的感受。而在佛教和道教方面，这种哲学内涵往往隐藏在宗教的外衣之内，使人们很难有明显的、直接的感受。但是，不论是直接的感受，还是间接的感受，其所起到的社会作用都是相同的。
　　从唐代以后，三教鼎立的格局基本形成，其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也难分高下，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的任何一个教派都无法忽视其他两个教派的存在及其影响。而作为个人而言，这种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些著名的儒学家在钻研儒学的同时，也会去钻研佛学和道学；同样，许多著名的僧侣和道士，或者原来就曾是儒学家，由于种种原因而改变信仰，归人空门；或者是兼修儒学。
　　除此之外，在社会交往中，也普遍出现了儒学家与僧侣和道士结交为朋友的情况，而不是以前普遍存在的双方激烈排斥的情况。在双方友好的交往中，相互之间的抵触情绪消失了，从而有利于学习对方的精华之处。这种友好交往和相互学习，往往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佳话”，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种由三教之间的相互贬抑到相互之间的褒扬，正是三教哲学内涵合流的坚实基础。
　　到了元代，三教之间在哲学内涵方面的合流，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展开的，也就是说，是在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一统天下的环境下展开的。在这种环境下，三教之间原有的政治排位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其在合流的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变化也不同于此前各个历史时期的状况。而这种独特的合流进程，又是以大都城为其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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