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非口语论》集中围绕“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是否古人口语这一问题，展开密集论述。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以丰富的文献依据和繁密论证，依次指出汉魏六朝至宋元明清时期古人口语中并不使用“之乎者也”这样的虚词。第二章，通过历史的考察，指出文言虚词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爆发”与其后迅速“消失”等现象，并分析其内在原因。第三章，分析指出了“辞”的本质就是非口语。第四章考察文言“虚词”的产生过程及成因。第五章，分析指出 “辞”的繁荣与“言外”观念之消亡的过程。第六章，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综合分析，指出 “辞”的加减与替换的情况。第七章，综合揭示了“修辞”乃古人为文之法的这一结论。全书语言凝练，结构得当，论述严谨，观点鲜明，令人印象深刻。
“之乎者也”一类文言虚词是古人口语，这几乎是文化人最基本的常识。本书作者却提出这个与传统看法完全相左的观点。作者对汉语史上的材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分析，逆向考察了元明清时期、唐宋时期、汉魏南北朝时期直至先秦时期文言语气词与口语的关系。作者指出，古代书面语与口语既不对立，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整个文言虚词系统都是吕叔湘先生所谓“人为的东西”。汉语书面语无论古今，都是口语与非口语两部分的组合，非口语成分多，文言程度就高，就难懂；相反，口语成分多，白话程度就高，就易懂。作者特别强调，诸如“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文言是古人口语”之类的结论，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出现的，是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下的产物。这些结论根本是未经任何证明的假命题。
孟昭连，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艺术的研究，出版《白话小说生成史》《中国小说艺术史》等。近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古代言文关系问题，先后发表《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论“辞”——文言语气词非口语再说》《再论“辞”——“辞”的产生及“言外”观念之消亡》等多篇论文，在语言学界引起反响。
序 一
李剑国
昭连兄关于“之乎者也”和“辞”的两篇论文发表后，我听到不少人表示赞同。比如明史专家南炳文先生，南开大学出版社原总编张格先生，都认为这个观点很有创见。有意味的是，他们都不是专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者大抵不以为然，甚至持不屑的鄙视态度。孟文发表后，语言学一片沉寂，不知是否也是这个原因。也是，老孟你一个门外汉，就像孙猴子大闹蟠桃会，搅乱人家好端端的语言学盛宴，不遭白眼才怪呢！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虽是语言学的“门外汉”，但也说了一辈子汉语，读了一辈子古书，品味了从商周到近世的无数文言文，作为一个汉语的“当事人”，毕竟也有自己的感悟和思考。我就常想，难道几千年前的古人会说话就之乎者也吗？这些见于书面文献的之乎者也矣焉哉，是不是只为文化人书写时所用，来表达什么特殊意思呢？读了老孟的论文我给归纳一下，就是这些许慎等人叫做“辞”的词（现代语言学归之于代词、助词、连词、介词、语气词等），其实只是书面语词汇，是从实词假借过来表达语气、停顿和断句的，并承担着某些特别的语法功能。
老孟的论文虽然表面上避开理论，但实际上背后有着一个清醒的理论认识，就是对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亦即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的明确定位。我上大学时就听老师讲，文字是语言的记录。那时就怀疑，古人写的话是和说的话是不是一回事？汉语史好几千年了，可是成为一门语言学却是近代的事，而且从《马氏文通》开始就是套用西人的语言学理论（顺便说，套用洋人理论研究本土问题一直是国人的一大弊病）。所谓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就来自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话：“文字是口语的符号。”（《解释篇》）对于西语表音文字来说，这话可能是对的，但对汉语表意文字来说就大成问题。德国17世纪哲学家威廉·莱布尼茨早就说过：“语言是通过发音提供思想符号。文字是通过纸上的永久笔划提供思想符号。后者不必与发音相联系。从汉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转引自郑也夫《文字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莱布尼茨曾醉心于研究中国和汉字，他的结论——文字不必与发音相联系，无疑是深刻的。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也有过精彩的论述，修辞学家陈望道说：“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1925）文字学家唐兰说：“口上说的语言，笔下写的文字，两者显然是不同的。因为西方人的语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研究语言也就研究了文字。……反之，中国文字是注音的（引者按：此指认汉字不经注音是读不出来的，古人常用反切法注音），语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时期就已经不一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中国文字学》，1949）老孟也引用过黎锦熙、高名凯等学者的话，他们说得更透彻，直接涉及到这些书面虚词的性质，这里不赘述。
我所以引用这几段中外的相关论述，意在说明文字书写的书面语并非口语的直接记录。但这不是在重复书面语较之口语简洁准确等习惯看法，而是说研究古汉语中的之乎者也之类时，必须破除它就是口语记录这一惯性思维，必须好好想想它们是怎么来的，究竟在语言表达中起着什么作用，是不是因为书面语中有就能证明口语中也有。
古人口语中肯定有表语气的词，大概如“兮”“猗”“些”之类，是古楚语中的语气词；郑玄也说“居”是齐鲁语助。但它们没有成为通用词汇，在书面语中通用的乃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之类。而这些通用的词汇大多有本义，比如“焉”字依《说文》的解释是江淮的一种黄色鸟类，“耳”的本义为“耳，主听也。”它们是被假借过来用以弥补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时的语气缺失，用以表示各种语气并兼作断句提示（即老孟说的标点符号），这当然只是文人笔下的产物，是文人间的“约定俗成”，并代代相传下来，在文言文的写作实践中不断被规范化。由于这些“辞”的加入和被有效使用，从而形成文言文这一独立语体，它和口语并存。文人说话是一回事，书写是另一回事。书写要遵循传统，要雅化、避俗，口语中有的他们不见得用，口语中没有他们反而会创造出来。几千年下来，说归说写归写，就这么回事。自然二者也有相互渗透的现象，但大面貌是不变的。只要将现代的书面语与口语相对照，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写专业论文，不会用家乡的方言土语，只能用书面语，而通用的书面词汇又有很多是自己的口语中所没有的。所以我们虽然来自各种不同的方言区，但写出的论文看不出有方言的区别，古代书面语也应该如此。
老孟在论证观点时引用了大量文献记载和语言资料，不但相当充分，而且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严谨的分析与解释，并作出合理推断，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证据链。有人对老孟说你这是文学的方法，不是语言学的方法。我不晓得什么叫文学的方法，莫非是说靠的是想象、夸张吗？那么语言学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其实文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靠事实说话。老孟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绝非是抛开历史和事实的想入非非，更不是有人说的有意制造什么“人咬狗”的轰动效应。如果新闻媒体报道他的观点是猎奇，那么发表孟文的两家高校学报也只是“人咬狗”式的猎奇而不是学术行为吗？我听说发在《南开学报》上的《论“辞”》一文，外审专家表示这是他审过的最有创见的文章，而且被学报推荐为2015年度两篇优秀论文之一。人家一直是踏踏实实的，秉持着严谨的精神做学问，不是为了争“眼球”。当然，他对材料的使用和论证也许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修正，但批评的态度不应只抓鸡毛蒜皮，不应纠缠细枝末节，而应直奔主脑才是。在我看来问题其实很简单：人家举出那么多的事例来说明“之乎者也”非口语，有材料，有分析，有结论。你反对可以，但也应当举出大量的反证，说明“之乎者也”是口语。只要你的分析到位，说的更有道理，比老孟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他的观点自然会倒掉。
这几年昭连兄研究“之乎者也”可谓朝思暮想废寝忘食，到了痴迷的地步。2013年我曾写过《戏赠昭连兄》一律送给他，不妨引在这里：
世系孟轲孙，乡邦刘季地。
虽无隆准颜，亦有浩然气。
蟋蟀岂微虫，葫芦乃大器。
耽研语助词，思苦人憔悴。
虽语含戏谑，但对他的执着精神着实钦佩。如今他将多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出版，诚为学界幸事。借用时下一句时兴话，对他的可贵精神和可喜成就也点个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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