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战略视野开始投向全球，致力于成为世界领导者。为此，它制定了遏制战略，欲将苏联置之死地而后快。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构建遏制中国的战略态势，同时又力图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意在重塑世界，维护其领导地位。由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要实现其战略意图，将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与挑战。
蔡华堂，1964年生，籍贯安徽，大校军衔。1987年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获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国防大学，获军事学博士学位
美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非同凡响，既受人羡慕，又遭人愤恨。它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国家，因而没有传统的禁锢；它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国家，因而富有创新的精神；它是一个充斥移民的国家，因而具有多元的文化；它是一个强调实力的国家，因而存在扩张的动因；它是一个极其自负的国家，因而总是抱有挑战的欲望；它是一个资本操控的国家，因而有着精于算计的本能；它还是一个怀有梦想的国家，因而带有履行“使命”的意识。
正是由于这些特质，美国从偏居北美一隅的小国，仅仅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就崛起为20世纪的世界巨人，而且还延续到21世纪。美国之所以能登上世界首要强国的地位，并成功地塑造了战后的世界，“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第一节面向世界的战略视野美国虽然远离欧亚大陆，但其战略视野却投向整个世界。随着国力的提高，特别是贸易的扩大，对于居于世界政治与经济中心地位的欧亚大陆的关切不断上升。
为了避强就弱，它曾将主要战略关注点集中于太平洋方向，对欧洲大陆的事务基本上采取“孤立主义”的态度。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它才出兵欧洲，为其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寻求战略支点开辟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从战争全局考虑，决定把战略重心移向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美国的战略视野进一步拓展，已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筹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美国认识到，欧洲大陆战略力量不平衡可能危及其长远的国家安全利益，因而应准备在大洋彼岸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与英国联合控制大西洋，进而形成美洲和欧洲联结在一起的战略架构。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派遣地面部队赴欧洲作战，远远超出了早先一直在美军事战略中占主导地位的本土防御思想。然而，由于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又将战略计划的制定恢复到了只重视防御美国本土和在太平洋上利益的历史状况。
为了应对可能的威胁，美国制定了互不关联的本土防御战略、加勒比海战略和太平洋战略。同时，各军种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各自负责的地区制定了各种彩色计划。所有这些计划的战略设想都是依靠美自身力量来保卫美国本土及国家利益，而且仅把日本作为假想敌，根本未考虑与德国作战的可能。
因此，这些战略计划根本不具有全球战争或总体战争的特征。然而，随着欧洲各国之间矛盾的加剧，另一场大战来临之际，美国开始重新审定其战略计划。美国逐渐认识到来自外部的危险，开始从全球和联盟作战的角度思考问题。美国参战前夕，将彩色计划变为彩虹计划，纳入了联盟作战的内容；由大陆防御作战变为半球作战，扩展了安全战略的空间范围；采用欧洲第一的原则，突出了战略重心的转移。参战以后，美国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对待全球战争和全球战略的方法，在战略上已基本摆脱了欧洲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不得不与协约国早已确定的战略保持一致，其所采取的行动都遵循着协约国的战略框架。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况则发生了逆转，欧洲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略的制定上必须考虑美国的因素，而在太平洋方向，盟国不得不按美国的战略行事。战争期间及战后，美国已经开始并习惯在世界范围的大棋盘上与他国对弈。在战争期间，美国提出了重建世界的蓝图。战后，它又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制定了遏制苏联的战略。并依据这一战略，利用在战争中获得的军事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兵力，建立各种军事政治联盟，着力在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世界。第二节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视野宽广，着眼长远是美国战略谋划的主要特色。
无论是国家治理方式的确立，还是对外战略的制定，美国的决策者们往往都力图广采众长，跨越时空，做出最优的选择。美国的缔造者们在既无先例可循，又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依靠他们对人性本质的认知、对欧洲历史的借鉴和对未来国家治理的理解，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发展前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多年来，美国历届领导者遵循规则，有序地进行权力交接，从未发生腥风血雨式的颠覆政权的事变，即使出现了类似于2005年小布什与克里竞选时票决的困境，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美国建国者们所绘织的蓝图，对于美国崛起为世界性强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内发生的叛乱和分裂行为，美国既采取严厉的打击手段，又注重怀柔的安抚措施。
1786年，丹尼尔·谢司领导农民起义，有15000余人参加。美国政府派军残酷镇压之后，对于包括谢司在内的13名起义者判处死刑。但是，政府后来又把对他们的判决改为终身监禁。佛蒙特州长还特赦了谢司。美国内战以后，决策者对南方的分裂集团也没有采取“秋后算账”的做法，而是着眼于推进政治融合，废除奴隶制，解放生产力，使国家迅速走出战争的阴影，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它参战的目的，但却乘势跻身欧洲，促使欧洲进一步分裂，为未来控制欧洲铺平了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推行“先欧后亚”战略，在控制了欧洲的局势以后，才对日本开战，为战后大西洋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日本投降后，美国虽然单独占领了日本，但并未急于缔结和平条约，而是耐心等待远东地区“尘埃落定”。当它看到以中国为其远东战略支柱的希望化为泡影后，才与日本媾和，并与其结成联盟，正式确立了亚洲战略的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便着手按自己意愿塑造世界。它清楚地认识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得强大的苏联是其塑造世界的主要障碍，因而必须全力应对。既要遵守战时达成的雅尔塔协定，又要对苏联进行全面的遏制。于是，遏制战略就成了美国塑造世界的主要手段。为了推行这一战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编织了一张围堵苏联及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网络。在欧洲，组建北约；在亚洲，与日、韩、菲、中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结盟，构筑“岛链”防线，同时又纠集一些区内外的国家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南太平洋，缔结澳新美联盟；在中东地区建立中央条约组织等。由于苏联及其麾下的华约集团是其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把大西洋联盟视为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其战略重心自然也放在欧洲。
1954年，美国国家委员会制定了NSC∕68号系列文件，对于遏制战略的内涵及运用做了详尽的规划，意在通过坚定而又灵活的手段，塑造对己有利的战略环境，削弱和瓦解苏联集团。从杜鲁门到老布什，遏制与威慑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主旋律，虽然历届政府也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了一定的补充与调整。冷战结束后，美国又利用它所取得的战略优势，重新构建世界秩序。20个世纪90年代初，冷战甫一结束，美国的学者福山写了一部轰动世界的名著，叫做《历史的终结》。在他看来，美国已赢得了冷战，从而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成为人类社会最合理的制度，今后的世界只能按照这一模式发展，没有其他更好的路径可供选择。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有关国家制度的创造已走向终结。既然如此，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也将长期延续。然而，美国并没有沉浸在冷战后的胜利中，克林顿就任总统后，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通过“接触与扩展”，着力在世界上尚未出现一个强大的挑战者之前，构建一个由其能够长期主导的世界。但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指导方向。
小布什政府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将国家的战略重点放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上。因此，克林顿和小布什在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上，虽然做了一些探索，但并未产生持久影响的战略构想。第三节注重谋势的战略运用布局造势，持续获益是美国战略运用的主要方式。与历史上其他大国扩展势力的做法不同，美国对于领土的兼并似乎比较理性。自将夏威夷纳入其版图以来，尽管美国赢得了许多规模大小不等的战争，却从未利用战争扩展领土。它所着重的是，通过推广价值理念，赢得有利的战略态势，不断地对世界进行塑造，为获取利益的可持续性创造条件，既得到有形的经济利益，又取得无形的政治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抛出“十四点计划”，企图主导欧洲事务。失败之后，美国又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瓦解英日同盟，与英国在海军力量发展上取得平起平坐的权利，并通过《九国公约》确立其在中国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为了在远东地区打入“楔子”，以便将来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北上进攻苏联的行为，美国采取了绥靖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谋取战略优势，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西欧，建立北约稳固西欧，制定“第四点计划”，赢得“贫困”国家的支持，从而对苏联形成围堵之势。这样，美国通过战争击溃了德、意、日三个帝国，又运用遏制与和平演变的方式，将苏联推向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无论是克林顿的“参与和扩展”战略，还是小布什的“先法制人”战略，都着眼于在世界上创造有利于美国的战略态势。所以有人认为，自从美国登上国际舞台以来，凡是与其敌对的国家，不是被打败，就是被拖垮，或者是变色，而美国自己却从中持续获益。纵横捭阖，灵活反应是美国战略指导的重要法宝。在美国的战略指导实践中，攻守转换、敌友易位、灵活多变是司空见惯的。灵活反应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使对手难以准确地判断美国将要采取何种行动，从而使自己在应对措施方面难以做出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图操控欧洲事务的尝试失败后，便知难而退，重新把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地区。同时为了牵制英法等老牌帝国，美国实施“道威斯计划”，向德国输出资金，使其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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