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来后，就立即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虽然“一带一路”提出的时间不长，但这个构想是有历史基础和理论支撑的。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如今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而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国际责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就是中国国际责任变化的具体表现，即中国不仅要继续加快内部的发展，同时也要同中国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与世界各国建立一个全球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鉴于此，“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就不是什么“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中国新殖民主义”“中国的新国际主义战略”“中国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战略”等，而是推进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经济共同发展战略。为了与沿线国家共同把这个战略构想付诸行动，中国也加快了外交转型的步伐，使中国的外交战略与“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进行有机对接。一方面在推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更强化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为沿线国家提供发展的新动力，中国不断途径高科技外交，使中国的高科技更好地为中国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
第一章“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背景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来的战略设想，但绝非突发奇想，也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厚的理念渊源的。其中的理念渊源远的历史不说，我们可以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中找到其历史脉络，尤其是其与中俄传统文化和十八大的外交思想还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一节“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理论渊源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改革开放外交实践的最新发展。从理论上来看，它不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直接就是中国当代外交实践的理论抽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中国外交思想的具体化。
一、与“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渊源
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长达75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曾多次发生正面冲突。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正式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1989年11月，中苏双方开始就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问题进行谈判。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中国与苏联的边界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相应地，原先中苏双方一对一的边界谈判转为以中国为一方，俄、哈、吉、塔四国为另一方的五国两方谈判。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五国领导人决定继续保持这一机制，并且由五国两方变为五国五方，讨论更广泛的合作问题。“上海五国”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起来的。
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哈、吉、塔的边界问题谈判非常艰难，但是从1992年3月开始，五国两方延续了1989年11月的中苏两国边境裁军谈判。到1995年12月，五国两方进行了22轮谈判，最后就中国与上述四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达成一致。因此，经五国的共同努力，1996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就是“上海五国”的雏形。根据协定，五国两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情况；彼此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这个协定使中俄、中哈、中吉、中塔边界在成为和平友好边界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97年4月24—25日，五国两方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中国与俄、哈、吉、塔双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公里纵深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边防部队人员和主要种类的武器数量，确定裁减后的最高数额；确定裁减方式和期限；交换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由于五国会晤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五国领导人决定继续保持这一机制，由五国两方变为五国五方，讨论更广泛的合作问题。《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与《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一起，为后来中国与四国在双边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开始边界问题谈判的同时，军事上的互信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当然，这种互信机制首先是在有关各国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俄罗斯独立后，中国作为其最大的邻国立即予以承认，并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国家间关系标准，而是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以及遵守国际法则的基本精神来指导两国间的新型关系。当然，这种政治上的互信也建立在两国友好的历史渊源之上。军事互信机制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更是世界各国的时代主旋律，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求合作、谋发展。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国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都面临着内部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本地区尽管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没有理由不建立新的合作机制。
从1996年开始，“上海五国”元首每年会晤一次，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五国加强打击日益泛滥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实力。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宗教纷争和民族冲突不断，而这一切又与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相联系，从而使该地区各国的极端势力联成一体，形成了一股跨国的恐怖主义势力，严重危害着中亚地区各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一开始就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98年7月，五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第三次会晤，共同签署了《阿拉木图联合声明》。五国一致表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并把“将采取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的原则首次写入会晤的联合公报。1999年8月，五国元首第四次会晤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并发表了《比什凯克联合声明》。声明首次指出：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毒品走私、武器贩运是影响本地区各国稳定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决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遏制三股恶势力以及毒品、武器走私等犯罪活动，并推动五国执法安全部门的合作。这次会议之后，五国执法安全部门领导人和国防部长相继召开了三次实质性会议，讨论了建立军事安全以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机制的具体问题。2000年7月，五国元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第五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晤，各方重申联合打击三股恶势力以及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为此，五国商定，将签署多边合作条约与协定，五国边防、海关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酌情在五国框架内联合举行反恐怖和反暴力活动的演习，就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并就构筑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与和平合作大厦达成广泛的共识。
在这里不得不提哈萨克斯坦。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于1991年12月独立。独立后不到一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就在1992年10月的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倡议，旨在通过各国专家、学者和领导人之间“讨论亚洲或欧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促进亚洲各国间的对话和协商，对地区形势达成一致的认识，消弭相互间的误解、对立与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进而协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在亚洲地区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并建议将这个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定名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英文缩写为CICA）。1993年2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再一次提出了这一构想，同时将推动这一构想实施的方案进一步细化。1992—1995年，亚洲各国专家、学者、外交官进行了广泛研讨，就亚洲地区整体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进行充分酝酿，初步制订了亚洲安全合作的阶段性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亚信”国际会议。1995—1998年，亚洲国家较高级别领导人参加的多边安全合作会议召开，讨论仿照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方式建立全亚洲安全合作机构的可能性。1999年8月，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得到“上海五国”比什凯克元首会晤的认可，其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各方高度重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支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倡议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进程……”这是关于在亚洲建立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倡议。另外，1998年，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提出“丝路外交战略”，倡导把丝绸之路作为欧亚地区各国之间、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桥梁。他的倡议也在比什凯克的“上海五国”元首会议上获得认可，声明指出：“各方支持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关于在当代国际合作中复兴丝绸之路的‘丝路外交’构想，以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加强地区和平与稳定。”
虽然，“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和纳扎尔巴耶夫、阿卡耶夫的倡议不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原因，但是其都主张建立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在这一点上，其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况且，中国在“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中本就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其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体现。所以说，“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上述观念有重要的渊源。正如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特地选择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用创新合作的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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