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为清学“开山祖师”，“清代六大宗师”之一。本书讲述了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顾炎武“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教训，重新审视传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其远见卓识，建构民族复兴的蓝图的历程。分析了他在哲学、史学、道德伦理、经济政治、文学诸方面所作出的新的理论建树。
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著有《李贽评传》《王夫之评传》《顾炎武评传》《李光地评传》《戴震与中国文化》《朴学与长江文化》《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等，主要论文合编为《许苏民集》。
书摘一：
顾炎武虽然逃过了博学鸿词科的牢笼，却遭到了清廷的更为严密的监视。在这期间，不断有当局派人来找他，以聘请为名，实际上是想把他管制起来。康熙十七年冬，甘肃提督、靖逆侯赠少师兼太子太师张勇之子张云翼奉其父之命请他去兰州，遭到拒绝。不久，又有川督周某要请他去西安，陕西的潼商道大员、理学家胡戴仁要聘请他去官署，他都坚辞未往。最后是华阴县令迟维城亲自来请他，亦被他婉拒。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时任大理寺卿的张云翼突然深夜造访。时值数九寒冬，月黑风高，沉睡中的顾炎武不得不起来接待这些不速之客。显然，访问是假，侦探、搜查是真。这种极其卑劣下流的行径令顾炎武十分愤怒。过后，他写了一份《复张廷尉书》，信中道破了张云翼充当清廷特务和鹰犬的真实面目。
康熙二十年八月，由于清廷的监视和迫害加剧，顾炎武不得不离开他特别钟情的陕西华阴，东渡黄河，前往山西曲沃。在曲沃，他住在一个名叫“宜园”的处所。十月，清军攻入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服毒自尽，而昆明军民则遭到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至此，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反清斗争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顾炎武也彻底失望了。他在此后写的《酬李子德二十四韵》的五言古体长诗中，悲凉地发出了“一身长飘落，四海竟沦胥”的哀叹。这首诗竟成了他的绝笔诗。明朝“沦胥以亡”了，反抗清朝军事贵族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也被完全镇压下去，孑然一身的顾炎武亦将从此“长飘落”而去，这是何等执着的民族情结啊！
就在顾炎武发出“一身长飘落，四海竟沦胥”的悲叹以后，没过几天，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正月初八，他在上马时失足坠地，遂卧病不起。第二天，这位终身为民族复兴奋斗不息的伟大的爱国志士便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九岁。
同年三月，顾炎武的五弟顾纾从江南来到山西曲沃，与顾炎武的嗣子顾衍生一起，扶灵柩南归，葬于昆山顾氏家族的祖坟旁边。至此，北游二十五年的顾炎武总算回到了江南故里。
书摘二：
浇薄之性。他看到了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即拉帮结派来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唯利是图，对于国家和民族不讲任何感情和责任；对于小圈子之外的人，也不讲任何感情和道义，形成了一种普遍浇薄的社会氛围。他说，山东本是孔子的故乡，但到了汉朝末年，山东的读书人已经成了唯禄利是图的小人，而不再有可以临危受命之人了。到了明末清初，山东的风俗竟以逃税、劫杀和讦奏而著称于世了。江南也一样，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江南”部分也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浇薄至极，必至于残忍：“河北之人，斗狠劫杀，安、史诸凶之余化也。”而在这方面，南方也不逊色。
游惰之性。顾炎武批评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批评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这是中国读书人的游惰之性在北方和南方的不同表现。但游惰之性远不止此，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嗜赌博。赌博之风虽然在士农工商四民中无不盛行，但最盛行于士大夫阶层之中，他们不仅不以赌博为耻，反以不善赌博为耻。二是竞奢淫。“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三是佞仙佛。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这些士大夫也和普通民众一样，其相信宗教并不是出于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而是出于狭隘的利己之心。
书摘三：
顾炎武的器识论，比刘挚所讲的器识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刘挚认为，只有“性忠实而才识有余”者方能称得上有器识，颇近于今日之所谓“德才兼备”的意味。顾炎武则对器识的内涵作了多方面的具体规定。首先是经学素养。他认为读书人应该精研“六经”，否则，其才华就会像地面上的小水坑一样容易干涸。其次是史学素养。他认为读书人应该博通古今，否则就会像牛马穿上了一件人的衣服一样。再次是使命感、责任感和实践能力。不能只会写文章，而应关心社会，关心时事政治，善于审视和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只有合乎上述标准才算是有器识。从“士当以器识为先”的观点出发，他强调读书人一定要有思想、有血性、有骨气。他说：“苟其人性无血，心无窍，身无骨，此尸行而肉走者矣。”
他认为读书人应该有“救民于水火之心”，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指导社会实践，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他说学者虽然不能像政治家那样直接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但却可以像孔子一样，以自己的思想和学说来指导政治家的社会实践，让政治跟着学术走。他继承了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以明道”的传统，主张以文章来“明道教人”，以政治家为教导的对象，以发挥其指导社会实践的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于直面社会现实，对“当世之所通患”进行揭露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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