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文化的视阈来审视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可以说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并且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如由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齐鲁文学演变》一书,以悠久灿烂的齐鲁文学和深厚雄浑的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视野和大文学观出发,在融通中追求创变的思维和结构模式,整体形式上则是古今贯通、时空交融。在宏大厚重的纵横探究中,使文学与文化的共时性多向互动和文学形态历时性的丰富演变得以多元并呈,体现了独特而鲜明的学术个性。
导论
第一章 关于地域文学史学的普适性研究
第一节 地域文学史学的学术源流与学理观念
第二节 地域文学史学的架构基础与范畴界定
第二章 关于齐鲁文学形态演变与文化内质研究的原理性思考
第一节 齐鲁文学的地域文化渊源
第二节 本课题的逻辑基点与研究目标
第三节 体式要点、方法与结构原则
上篇 齐鲁文学高潮鸟瞰
第一章 从文化元典走来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混沌综融:经世致用理念与经典殿堂之造就
第二节 文学本体的觉醒之路:诸体渐备与抒怀言志传统
第二章 高峰初耸:北宋至南宋前期的齐鲁文学
第一节 社会群体关怀与个体情性的交迭兼纳
第二节 主体意识张扬而及词坛的极盛
第三章 再度辉煌:明中叶至清初的齐鲁文学
第一节 驿路文化与俗文学的泛化升华
第二节 雅文学对经典的追怀与复兴之想望
第三节 文言小说以雅为俗的写心娱怀与戏曲文学似俗实雅的儒道内核
第四节 雅文学的求新变与传统认同
第四章 现代新篇:20世纪五四时期与30年代的齐鲁文学
第一节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价值重构与文学观念变革
第二节 五四新文学的多元开拓与文体创建
第三节 乡土文学涵纳文化对抗与重构:为民族塑魂与文化守成
第五章 激扬华章:20世纪新时期以来的齐鲁文学
第一节 创作主体对齐鲁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审美意识嬗变
第二节 叙事文学的蓬勃发展及其主流形态
中篇 齐鲁文化与文学个案研究
第六章 齐鲁文学文化内质的个案考察
第一节 《鲁颂》与《齐风》的两种文化形态与内质异同及其文学特征
第二节 汉赋中所见有关巡狩、封禅的齐鲁文化考察
第三节 《桃花扇》关于孔子“夷夏之大防”思想的艺术实践
第四节 孔尚任的创作思想与民族意识:《桃花扇》与《出山异数记》的微妙关系
第五节 王渔洋与洪异、孔尚任、蒲松龄的友谊和《聊斋志异》评论
第七章 齐鲁文学形态演变的多元性与多样化表现之一:文学本体喻示与文体风貌特征的双向观照
第一节 李之仪词论词作综论
第二节 晁补之词论词作综论
第三节 李清照词论词作综论
第四节 词体解放与辛弃疾的创作取向
第五节 李攀龙、谢榛的论诗特点及其互补性
第六节 李攀龙、谢榛对其自身诗论的创作实践
第八章 齐鲁文学形态演变的多元性与多样化表现之二:大文化语境与地域色彩的文学
第一节 文化与文学双重观照下的戏曲重镇东平
第二节 基于齐鲁人文之上的“济南诗派”及其诗风创作
第三节 杰出的文坛领袖王渔洋及其重大影响
第四节 《聊斋志异》的语言特色及诗意风韵
第五节 聊斋俚曲的地域文化内涵
第九章 齐鲁文学形态演变的多元性与多样化表现之三:地域视阈下的话语转型与民族、国家叙事
第一节 王统照《山雨》的现实主义成就及其开创性意义
第二节 李广田散文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风貌
第三节 臧克家诗歌的艺术开拓与抒情风格
第四节 冯德英的小说成就与“三花”创作特色
第五节 杨朔散文的艺术成就及其时代局限
第六节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英雄叙事的类型与审美特征
第十章 齐鲁文学形态演变的多元性与多样化表现之四:民间文化形态与文学主流语境的互动与生成
第一节 张炜:现代视野下的文化保守主义人性关怀
第二节 莫言的民间叙事与20世纪中国文学
第三节 李存葆的文学创作与沂蒙山区的历史传统
第四节 新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与创作特色
第五节 王鼎钧怀乡题材的散文
第六节 桑恒昌的诗歌艺术成就
第七节 张宏森影视文学的诗性追求
第八节 赵冬苓的影视编剧美学
下篇 齐鲁文学古今演变研究
第十一章 主题内涵及形式外显
第一节 “思乡”的多元内涵及多样化表述:漫越时空的恒久观照
第二节 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文学主流的时序嬗变与时世意义
第三节 儒家“入世”观念的演变:民族危难之际的南宋文学与抗战文艺
第四节 “水浒”故事溯源及文学形态演变
第十二章 大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本体呈示
第一节 社会文化关系与创作主体改变所体现的文学演变:从《水浒传》到《金瓶梅》
第二节 王渔洋的历代山东诗人作家评论与诗学观念
第三节 儒家伦理观的另类解读:贾凫西的《历代史略鼓词》
第十三章 文学形态与艺术精神“史”的关照
第一节 自复古与新创的演变看李攀龙、谢榛诗歌理论及文学流派的意义
第二节 叙述者的转变及叙事结构的转型:《聊斋志异》对唐传奇的传承与超越
第三节 山东英雄叙事的传统与变迁
第四节 孔孚对古代山水诗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参考文献
《当代齐鲁文库·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
北宋到南宋前期,是三千年齐鲁文学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与当时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相契合,此阶段的主流文体,或者说主导性的文学形态依然是雅文学的诗与散文——尽管正统的诗歌吸纳、融入了音乐元素,并且接受流行的娱乐观念,从而衍生出一种新兴样式,甚至迅速发展为时代文学之标志,即被称为“诗馀”“曲子词”的词,但也不能改变其基本类型分属——在思想内容方面,它们依然强烈认同传统儒家的文学观念、理论意识,同时也兼及旁涉老庄禅释,只不过是各时期各有侧重而已。如这时期的王禹傅、辛弃疾等代表作家,均拥具身当君国军政大事的使命感,和社会群体关怀的责任意识。表现于其作品里,值平常时节,则是系心民瘼,感叹民生疾苦,抒解民困;一旦国家有事,外侮入侵,便痛慨民族危亡、神州陆沉,志在光复故土,虽历艰难仍至死不渝。而当遭朝廷排拒、忠贞见疑,人生陷于低谷时际,便会寄情山水田园以求随缘自适,张扬个性以得生命之本真,实现个体情性的抒发和彰显。这里固然有着老庄自然、自我思想观念的浓重影响与明确导引,方才能够旷达超远,从而补充了先秦时代唯儒学为单边的不足;但同时也仍旧包含有孔孟的进退之说在内——总之是兼纳并备诸家而融合交迭一体于我丁,这正是齐鲁文学深厚丰富的文化内质之双翼,共生并存互为消长。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为一代文学之极盛的宋词,一向与唐诗、元曲并称,共同被称扬为时代文学与文体的顶峰。其实,它也是齐鲁文学的最高成绩所在。一般说来,充溢着感性的创作实践催生出理性思考,而思考结果的文学理论又反向升华,去影响着创作实践,二者的互动,便推动了文学繁荣发展局面的出现。在这里,从词家的理性思考反溯,论析齐鲁词坛因成熟自觉的本体意识而体现于文学形态,即为词作风格面貌的绚丽多彩和题材内容的多样化。齐鲁词家堪称巨星煌煌而间杂众星灼灼衬映,是有宋一代词坛艺术成就最卓著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地域之一。
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北上抵挡契丹和北汉入侵的途中,于陈桥驿站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后回师京城,迫使周恭帝退位,登基称帝,建立宋朝,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宋太祖赵匡胤先后消灭了荆湘、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势力,除北汉之外,十国基本统一。后宋太宗赵炅又收复北汉,彻底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干戈扰攘、兵连祸结的分裂混战局面。
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即位之初,就尽罢节镇统辖支郡,实行分路而治,“自是而后,边防、盗贼、刑讼、金毂、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又节次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矣。”(《文献通考·卷六十一·职官考十五》)后至“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三……东南际海,西尽巴焚,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宁四年,复置京畿路。大观元年,别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广西,以广西黔南为名。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宋史·地理志》)无论全国划分了多少路,今山东地区基本上一直隶属京东路,只有部分归属河北路,其中青州以东的地区大致隶属于京东东路,而济南以西的地区则隶属于京东西路。之所以称之为京东路,顾名思义,则是因为它在都城汴京的东面。北宋末年,经历了靖康之耻,神州陆沉,衣冠南渡,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位于长江北部的山东地区则沦于金朝女真族的铁蹄之下,因此进入南宋后,除了南宋前期尚有由北入南的山东作家,至南宋中后期,南宋文坛上基本没有了山东作家的踪迹。那些祖籍山东,但却流寓南方,从未踏上过齐鲁大地的作家,诸如周密等人,算不得真正的山东作家。由于朝代地域疆土的局限,此时的山东作家则多汇聚在北方的金朝。
随着宋朝定都汴京,国家政治中心东移,全国的文化中心必然也随之发生调整。由于今山东地区临近宋京都汴京,因而这一时期山东地区首先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获得文化上的大发展,并形成了山东作家辈出、山东文学大放异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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