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对老树说_邓加荣_9787020116355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邓加荣是一个勤奋的多产作家，这是他自选的一本散文集。散文内容包含生活温情、家乡风物、山水纪行、名人记述等等，笔端流溢着对生命对世界的热爱。

　　编后：诉衷肠的话

　　本书所收集的，都是多少年来发表在全国各家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是我呕心沥血、直面惨淡人生的阅历。其中，有的篇章被收入到大学语文教科书（如《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孙冶方》被收入到江西财经大学《语文教科书》，近又被收入到沪教版二期课改初中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定名为《孙冶方印象》）；有的被收入到几种中学语文课余辅导材料之中（如《北戴河记游》《西湖夜色》）；有的被收入到《中学生新读写丛书（名家推荐100篇）》和《影响你一生的经典美文》（如《寻找尘封的轨迹》）；有的被收入到《新华文摘》（如《昆明石林》《新凤霞写书》《李谷一与乡恋》《寻找尘封的轨迹》等）。

　　这些文章，都是我在漫长的生命之旅中，凝聚起全部生命的热忱与渴望，燃烧起生命中最炽烈的激情火花写作出来的，因此在此次集结成篇时，我打乱了从前的编排，完全按照哲理的方位和我人生历程的时空顺序进行排列的，期图脉络分明地镂刻出一条清晰可辨的生命规迹。编成之后，我又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忽地发现，它已从一本散文集，变成了我的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带着无限深情地回忆着，娓娓而谈地述说着我的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毫不掩饰地吐露着的心灵的历程，无怨无悔地倾述着那春蚕吐丝的无情岁月。

　　使我伤情的是，至今为止，我仍然是《飞鸟对老树说》中那棵村外路旁、面对黄昏喁喁独语的老榆树，虽然用我不断向上伸长的枝桠将多少只俊秀的黄鹂鸟都托起来了，托向了星光灿烂、彩霞满天的长空，靓丽得差不多就像银河中的一颗颗闪光的星辰，但是我，那一棵村外路旁的老榆树，却仍然只能是寂寞地在凄凉月光下踯躅荒原，在朦胧的夜色里暗自絮聒。不过，最近我倒是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知道我的一些学生正在网上举行互联互通，讨论我的那篇《飞鸟对老树说》，还将我当年讲课时的照片也传发到网上，大家共同追忆那往昔的岁月。

　　我平生没有什么夙愿，更不要说什么宏伟的志向了，只是一片痴情地期盼着，期盼着有人，期盼有更多的人，不论是我熟悉的人，还是与我素昧平生的人，都能够顾盼与怜悯一下村外路边的这棵老榆树，能够与它产生心灵上的沟通，感情上的共鸣。

　　2015年冬月之夜

　　母亲肚子里的民间文学

　　母亲的性格，是很豁达开朗、乐观向上的。无论生活怎样困难，她总是能冲破那阴霾冷雾的氛围，努力地去寻找与追求生活上的一点点情趣。而且，她也总是要把自己的这种乐观开朗的精神和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传导给、感染给周围的人。她希望人们不论逢到了什么样磨扇压住了手的事儿，都能带着一副笑脸走向生活，走向明天。母亲最看不惯那些一天到晚总是愁眉苦脸的人，她常说：“亏他还是个男子汉呢，心眼竟比针鼻儿还小，总是两眉扣一眉地出来进去，弄得他自己心里不好受，也平白无故地给这响晴天空抹上一片乌云！”前两天，女儿帮助我回忆往事时，讲了一件事也很能开人心窍的事。她说，她有一次碰见了一件难心的事，总是犯愁，奶奶便劝她说：“有啥过不去的火熖山？堂堂正正地往前走就是了，脑袋掉了，也不过是碗大的一个疤瘌！”

　　我切身地感觉到，母亲的这种乐观豁达精神，感染人们最深之处，莫过于逢年过节的时候了。每当到了大年根底下时，她总是早于其他的人，张罗着筹办过年的事。人们一见到她从一大早起来就乐哈哈的那股忙活劲儿，无不受到传染，感受到日近一日、时近一时地扑面而来的过年气氛。人们虽然受苦受累一年了，甚至是忍饥挨饿地度过一年了，可是这个大年却总得要过好，总要过得有滋有味的。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这个大年，给我们的苦和累带来一点安慰和补尝。而更主要的是为着来年，为着能够给来年种下一片希望，一片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争取得到的美好希望。

　　母亲常是这样地对人们说，便也总是这样带着头儿去做。一到腊月二十几儿，她便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褥子都迭好，把屋子归弄得整整齐齐之后（不管怎么穷，她总是喜欢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便风风火火地张罗着怎样地糊窗户，怎样地糊墙。窗户纸是要崭新的，糊墙的纸要雪白的，这些东西她是早就预备下来了，是她靠卖废品积攒下来的钱买的。由于她那么热心，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和做子女的子女的人们，便不管怎么忙也得赶上前去帮助她一起来干。因为她是小脚，那登高爬上爬下的事，便只能由别人着手去干。她便站在地当间作为总指挥，指点着人们这一张纸要往哪儿糊，那一张纸又应当是要稍高或稍低一些。缝儿没对整齐的，有露边露角的地方，她一定要你揭下来重粘，质量关她从来都是把得严严的。邻人们过来看了看，都说：“看人家邓奶奶，窗户像窗户，墙像墙，弄得满屋子里都亮堂堂的，这才像个过年的样子！”

　　母亲听了，心中自然更是高兴。于是，接下来就按照儿歌中所数落的那一套，什么“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糊香斗；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杀只鸡”等等，一样一样地来置办年货。虽然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限，不能够都置办到，但她总也要想尽办法应个景儿。割年肉，还好办，尽量地在二十六那天排着长队，把早已积攒下来的肉票拿出来去割年肉。可是二十七杀只鸡，就不好办了，到哪儿去弄那只鸡呢？可是母亲偏能想出办法，她用面捏出几个小鸡来，蒸馒头时放在锅里一起蒸。晚饭时候，大家会惊喜地看到有几只小面鸡摆在自己的面前。

　　她对过年期间的各种民风民俗，更是比谁都清楚，当时的许多讲究，许多礼数，她不仅都能够一一地给你指点出来，而且还常编有一套喀儿。邻居有不明白的地方，都过来问她：“邓奶奶，这事儿应当怎么办？”“这事当是怎么样个礼数？”母亲听了，便兴致勃勃地给人讲了一套又一套，有时还要走过去帮你着手去办。

　　母亲的手很巧，不仅是针线活儿样样都拿得出手，而尤工于苇席编织。不论是屋子里铺的炕席，还是店铺里用的踅子，她都能编，而且编得又快又好。那些三、六尺长的小席子，她一天能编两个；丈二尺长的大炕席，稍微贪点黑儿也能织出一领来。伪满期间，父亲为了躲避鬼子抓劳工，多年逃亡在外，一家人全靠母亲编席子度过那艰难的岁月。好在母亲织的席子好，逢到有结婚办喜事的人家，她还会格外用心地给织出一些吉祥如意的花纹来。再加上她的人缘又好，喜欢联系人，因之人们都愿意过来买她的席子。她编出来的席子从来没有压过手，一出来就为左邻右舍的人家买去。就是住得远一些的人，听人讲说有个邓大娘的席子织得好，也会大老远跑过来预付下订金，要求她在什么日子里给织出个什么尺寸、什么花纹的席子来。

　　母亲的这种豁达开朗、乐观向上的精神，都是从她自小就喜好的说唱戏曲和通俗民间文学中汲取来的。母亲没念过书，连一个字也不识，如果有人若问，她肚子里的那些民间文学和为这民间文学所支撑起来的乐观向上精神，都是从哪里来的？说起来可能有人不大相信，她肚子里的那些东西，都来之于她天生的秉赋——好记性！

　　姥姥的家里很穷，母亲姊妹五个，还有两个哥哥，全都没有念过书，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可是她，却偏能靠着一个好记性，记下了多少文人从纸面上才能得到的东西。我从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听到她为我背诵那一大段、一大段的戏剧和曲文，听她为我背诵至少有多半本的《三字经》和《百家姓》。她还着意地告诉我说，我们姓邓的那个“邓”字，是《百家姓》到了小半本时才出现的那句“丁宣贲邓”之中。为了帮助我记忆，她还在念出的每一句《百家姓》的句子后面，还要加上一个古人名字，这样一来念起来更是好听，而且又便于记忆。例如：“赵钱孙李李存孝，周王郑王王彦章。冯陈禇魏魏老将，姜沈韩杨杨六郎。朱秦尤许许小姐，何吕施张张子房”，等等。

　　对于她来说，无所谓什么背诵和读诵，因为她一个大字也不认识，你给她把书拿来，她也念不出来。那么，她的那半本《三字经》和《百家姓》是从哪里来的呢？告诉你一个窍门，全是偷听来的，然后暗暗记住在心里头。那时候，姥姥家住在学堂的旁边，母亲五六岁的时候，当别的小姑娘都手牵手地在野地里玩耍时，她却偷偷地躲在学堂屋外的某个背阴角落里，偷听学生们一遍遍的读书声。她自己好像也没有特别用心地去记，但却能跟着那些读书的孩子一起，把课文给记住了。记住了还不算，因为觉得好玩，她便不时地念给那些在野地里闲跑的小伙伴们听。大家听着也觉得新鲜好玩，有的人也跟着她一句句地背诵。背诵完了过后，便是一阵天真无邪的伢妹子们的咯咯笑声。

　　她背诵了那一本本的书，并不知道那书里说的是什么个意思，更不用说那里面含寓有什么文学性和思想性了！只是因为那些句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读起来好听；而且，还常会因此而得到大人们的夸奖。而她真正能够明白那些词语里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是在她略长大一些时候之后，在她每年庙会里所看到的社戏里面知道的。庙会里演的戏，也叫“野台子戏”，完全同于鲁迅所写的《社戏》一般。不过，在我们那里不叫社戏，而是叫庙会。因为选定的日子，大都是在阴历四月初八和四月十八，传说这是祭奠关老爷和送子娘娘的日子，所以也称作“关帝庙会”和“娘娘庙会”。此外，也有祭奠龙王爷和火神爷的，但都不如关帝庙会和娘娘庙会那样红火。

　　姥姥住的地方是个较大的集镇，在远近村落里边颇有点名气。每到庙会期间，各个村子都在争着举办这种庙会，但是有的村子小，没钱单独举办；有的虽然有钱能够举办，但因为没有这里力量大，请不来好的戏班子。从而，都不如姥姥这里的戏演的好，演的时间长。一般地来说，每年都要搭台演唱个十天半月的。所以逢到庙会期间，远近各村的人都起早贪黑地赶过来看戏，凡是有嫁出去的女子，都要坐着小驴车子赶回来住娘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就为着看这野台子戏。母亲便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不论是在她嫁出去之前，还是在她嫁出去之后，都必定要天天赶到戏台子底下，从头到尾地看个不停。

　　听母亲讲，各村镇为了争办这种社戏，还时常引起纠纷来。她说有一年，有一个村子的会首（即当时的村长或镇长）为着争办社戏而吵翻了天。有个村子的会首一睹气，朝着火神庙上了大供，祷告说：“我们不是不给你老人家演戏，只是咱们村子的会首没有人家大高坎村的会首硬，戏班子被人家霸占过去了，咱们想请也请不到呀！你火神爷要是真有灵验的话，你就烧他们一把天火，从东头烧到西头！”后来，姥姥住的那个大高坎村，就真地着了天火，从东头一直烧到西头。有个挑担子的人，幸灾乐祸地从街上走过，说：“烧吧，烧吧！我是灶王爷贴到腿肚子上的，人走家搬。看你的那把天火，能烧着我什么鸡巴毛！”那人还正在得意呢，不提防他自己的裤裆外边真就叫火星子给崩上，很快地冒出火苗子来。

　　这也许是那一带人编制出来的传说故事吧，实际上未必当真就有此事；或者是虽有，但也未必就如同传说中所讲的那样神气。

　　母亲得天独厚地生在大高坎那个集镇里，能有机会看到那么多的社戏。她酷爱那些戏曲，准确一点地来说，凡是民间文学的东西她都十分酷爱，因此逢到庙会的时候，她便特别地兴奋，不吃饭不睡觉也要盯在那野戏台子下面，一场也不肯落下。这时候，又到了能够发挥她那记性好的特长时候了，她每看过一出戏，不仅能把故事情节一铺一节地给你讲述出来，而且戏中的一些好的唱词儿，她也能够给你一句不落地背诵出来。所以，她每次看过戏回来之后，便能对家里边的人和周围邻居中没有过去看戏的人们，从头到尾地讲说一遍，甚至还念出那些主要段子的唱词来。以后过了多少日子，乃至于过了多少年，她还能依然如故地把这些戏讲给人们听。所以时间长了，家里的人和邻居们都推她出来做“戏作表”，大家有不能去的，或者是一时间不愿意去的，都可以放心地去干自己的营生，回来之后找“戏代表”再给他们补上这一课。

　　除了戏曲之外，她也爱听评书、大鼓、相声和莲花落子，也爱听人讲故事和说笑话。听了，她就能记得住。那些小故事、小段子不用说了，就是成本大套的评书，诸如《三国》《水浒》和《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什么的，她也都能够记下来。只要有了适当的机会，她就会很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别人听。

　　后来，她熬到了我能读书识字的时候，便真正地感到了解放，因为从此之后，她便得到了一个来之容易、随手可得的汲取源头——可以由我来给她阅读那些通俗演义小说了。那时候，我们总是不惜余力地四处去收罗寻觅，只要能够找得到的书都想尽办法掏换过来。那真是无书不读呀！什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杨文广征南》《罗通扫北》《呼延庆打擂》《十粒金丹》《瓦岗寨》《济公传》《飞龙传》等等，几乎是现在人们听到过的和没有听到过名字的书，我们都看过了。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正是家境最为困难的时候。母亲白天织席子养家糊口，一天忙到晚已经累得够呛了，但是一到了晚上，她却偏有浓厚的兴趣让我给她读那刚刚从邻居家里借到的一本《薛丁山征西》。大家都知道，东北的冬天是很冷的，我们家里因为没钱升炉子，屋子里冷得如同冰窖一般。坐着读不行，只能全家都躺在被窝里听我来念。念的时间长了，我伸在被窝外拿着书本的手冻僵了，抗不住劲了，便由母亲接过书来举着让我念。她举的时间长了也抗不住了，便由睡在我身旁另一侧的二姐接过来捧着。冬日里天黑得早，我们这种被窝里捧着读书的接力棒，有时甚至一直传递两三个小时。

　　最近，我看到台湾作家唐翼明回忆母亲给他写的信中说：“明儿，妈妈有了你，就比当皇帝还富有。”听起这话来真叫我惭愧，因为，我从来没有使母亲富有过。解放前，我跟着她过的是穷困的生活；解放后，她跟着我过得也不富裕，除了精神上还有点慰藉之外。我对于母亲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安慰与回报，除了小时候给她读了许多章回小说让她开心之外，其他的事情一无所有，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孝顺儿子能够做到的事情，都没有做到。虽然，自从打我懂事的时候起，她就曾指着过年时贴着的年画，一次又一次地给我讲那《二十四孝》的故事，还有什么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的传说。而让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母亲有一次在与邻居老太太带着儿子过来吃茶的时候，她感情非常真挚对邻家老太太说：“只要听到别人说儿子一句好，我就比吃了蜜糖还要甜。”我听了这话，心灵大受震颤，难过得差不多要流出眼泪来。因为非常遗憾，我一生里很少听到有人真挚地称赞我一句好，特别是当着母亲的面（当然，那些客套的、敷衍门面的、有意奉承的除外）。我十分难过，我没有什么值得母亲骄傲的地方。至于说到反哺，那更是让我感到愧疚，母亲病重的时候，我知道她很喜欢花，但却只买了一小盆皱皱巴巴的矢车菊放到她的床头。但就是这样一盆花，她看到了还是满脸带笑，不断地用手爱护着那不甚展颜的小花杂。早知她将要不久于人世，为什么不为她买一盆高贵的名花，诸如米兰、郁金香和君子兰呢？何况，我还是以一篇《君子兰之谜》的文章弄得小有一点的名气呢？

　　反过来说，我从母亲那里吸吮过来的，又岂止是她那哺乳我幼小生命的乳汁呢？她那让我怎样做人做事的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而尤为让我特别得到滋养的，是她那一肚子里的民间文学。我从呀呀学语时起就跟着她一句句地背诵《三字经》，直到跟着她一起热衷地迷恋于那些《杨家将》《呼家将》等的章回演义小说。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以后写文章和进行文学创作的天生养料。而特别是我从她那里听到来的许多生动鲜活、维妙维肖、不加任何修饰而情趣自会油然涌现的土语方言（随便地举几个例子，例如“不管子午卯酉”，“别听他那套三千鬼画符”，“什么花三五、四五六的”，“弄得茅连草肆”“云苫雾罩”的，等等），亳不夸张地说，这都是我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渊源。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听从我的任课老师巴乌巴托夫斯基（苏联作家、《金蔷薇》作者）的指导，尽量地去追逐卢梭、屠格涅夫等人那种激情奔放的、用一连串优美动听的修饰语组成的欧式散文体语句。写到后来我改变了主意，觉得应当要反朴归真，决心返回到母亲的怀抱，还是用土里土气的家乡俚语来写作为好，因为这样更能使人产生一种亲切感、真实感和乡土味。而且，这更便于读者阅读，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这个信息传媒非常发达的年代里，谁有功夫咬文嚼字地去品味你那扁担长句子里边的文字美呢？

　　母亲讲的故事和笑话，更是妙趣天成，富含很深的人生哲理。记得前年我曾给儿子讲了一个母亲在我小时候说的故事。儿子听了直拍大腿，感慨万千地说：“奶奶的这个故事说得真是太好了，她说的那个人跟我一样，简直就是我，我就是那个穷神爷有意相帮，财神爷却相助无力的人。怪不得这些年来，我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把一切发财的机会都让我闭着眼睛给放过去了！爸爸，奶奶这么好的故事，你怎么不早给我说呢？”我说：“其实，奶奶说的这个故事的含意，在英国大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论人生》中也早已说过了。他说，命运之神（也就是机会）是很公平的，会均等地出现在每个人的面前，不过有人会抓住他，有的人却眼睁睁地把他放过。命运之神初次从地心里冒出来时还是满头的乌发，你一把就能将他揪住。可是，你错过了时机，他的头发就变得花白，再过几天已经是秃顶了，这时你再想伸手去抓住他，把他从地心里抓出来，那已经是比登天还难了！当然，像这类哲理故事，在古希腊神话中也还有一些！”儿子听了大不以为然地说：“我不管西方那些哲人是怎么说的，反正我感到我奶奶说的那个故事太亲切了，太生动了，也太能够帮助我把这把生锈的锁打开。你若早把奶奶讲的这个穷神爷和财神爷打赌争辩的故事说给我听，我也不至于在人生中走了这么多的弯路！”

　　说过这后，他还非常遗憾地在裤子上搓搓着一双手。

　　母亲给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母亲是我真正的老师，她给我的东西，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是无尽无休的，都是永远也诉说不完的。我今天还能够写出几本稍为一些人能够称道几句的作品来，都是得之于母亲的滋养传授和潜移默化，特别是她传导给我的母体语言和口头的民间文学。当我写到这感情深沉，心情也为之而冲动的时候，灵感突然叫我总结出来这样一句话，我的母亲，我永远忘记不了的母亲，她应当是：

　　“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也是我永生永世的一个启蒙老师。”

　　（原载《北京文学》2014年第9期，

　　《博览群书》2014年第11期、第12期，后选入作家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我们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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