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论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尤其是内圣的方法。先秦儒者们提出了“克己复礼”“慎独”“浩然之气”“虚一而静”以及大小六艺等培养道德主体、完成道德实践、提升人格境界以及习得外王技艺的丰富方法。本书探讨在儒家思想及实践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工夫论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对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不仅具有推动儒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推动道德教育实践的现实意义。
王正，1983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文学与哲学双学士，山东大学哲学硕士（师从颜炳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师从李存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合作导师杜维明教授）。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动态》编辑部。曾注释张伯驹先生《素月楼联语》（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
第三章孔门弟子的工夫论
孔子的工夫论博大精深，但因为他对自身的成学过程没有太多记述，所以使得我们现在的分析无法太过明确和深入。但是，文献中对孔子对其弟子的教育以及孔门弟子的成学过程记录极多，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孔子的工夫论大有帮助。同时，孔门弟子作为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者，他们自身的成德、成学过程既离不开孔子的悉心教育，同时又因着每个人才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工夫入手处和得力处也各自不同，因而他们最终达到的人格层次也不尽相同。不过也正因着这种差异性和丰富性，将儒家工夫论的诸多面向为我们展示出来，这非常有助于我们摆脱以往被宋明理学家所限制住的工夫论范畴。所以，本章将对孔门的四科十哲以及其他多位记录较多并影响较大的弟子进行分析，希望能通过对他们的成德、成学过程之解析，探索出他们各自工夫论的独特之处，以还原儒家思想的丰富性和工夫论的多样性。
第一节?颜回之仁?闵子骞、冉雍、冉伯牛之德行
孔门四科十哲的第一科就是孔子最重视的德行，而德行科的四位弟子都是孔子十分喜欢和器重的。他们虽然有入门先后和成就大小之区别，但都将孔子的仁道以真实的工夫实践于现实当中，从而成就了他们的君子甚至是仁者人格。他们的工夫论是孔子工夫论的正脉，也是儒学工夫论中最核心的部分。
一、颜子之好学与愚
颜回是孔门四科十哲中的第一位，也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孟子称他是孔子的“具体而微”（《孟子?公孙丑上》），后世尊他为“复圣”。足见他是能全面学习孔子之道，并将之贯注于自己的生命之中，而最终成就了自身德行学问的圣贤。颜回在孔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以师门中大弟子的形象出现的，所以其他弟子对他都非常尊重和推崇。他的思想对后世儒者影响极大。
颜回在孔门中之所以能列到第一位，是与他的好学分不开的。孔子曾多次赞美颜回的好学，认为他是门人中唯一真正好学的。“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应当说，孔门弟子大都是好学善问的，但孔子却仅仅将好学之名许以颜回，这与他对好学的定义有关。在孔子看来，好学并不只是对大小六艺的认真学习和经常向老师提问，而在于能在日常生活中把所学、所得实实在在地践履下去，从而真正地让所学对生活产生意义。这才是学的最终目的，这样的学也才称得上好学。
不过有趣的是，颜回虽然在孔门中好学第一，但却以一种愚的状态示人。孔子曾形容他：“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这种不言不语的状态令人很难想象他竟是一个最好学、最善学的人，但是孔子“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即孔子私下来考察颜回的行为言语，发现他真是对老师的教诲领悟得十分透彻、并且能在现实中给予贯彻。这说明，颜回在愚的表象背后有着极深的工夫。作为同学的子贡显然对此有深刻认识，他曾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可见颜回在表面上显示愚的同时，内心中已经把所学的知识、所领悟的道理进行了触类旁通和广泛推扩。所以他的学问能够不断地进步，孔子就赞叹他：“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可以说，颜回正是由表面的“木讷”而日渐趋近仁道。
也正因为颜回对孔子之道学习得最好，所以他最能阐发孔子的学问、人格和教育方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颜回一方面认识到孔子学问的博大精深和孔子之道的卓然超拔，另一方面又点明了孔子工夫论的要点在于——“博文约礼”，同时还指出孔子善于教育人、启发人。在这里，可以看出颜回对孔子学说的全盘认可和对孔子人格的高度推崇。所以，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这里的“助我”，当是质疑问难之意。不过孔子在这里实际上是寓赞于贬，即认可颜回能全盘认可和继承自己的学问与仁道。
二、颜子之仁与乐
孔子之道是仁道，所以颜回所学的也是仁道。而颜回工夫论的核心，自然也就是如何发现仁、实现仁。就此，他曾向孔子问仁。孔子知道这位德行科的大弟子最关心的是德行的养成和实践问题，所以便将为仁的方法告诉了他。这就是“克己复礼”。颜回听到后很敏锐地向孔子进一步询问具体的名目，孔子告诉他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当下领悟，答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由此，颜回的修养工夫就集中于此：一方面，他内在地克制自己的私欲、物欲；另一方面，他努力按照礼乐文明的规范来进行生活实践。
正是通过长期“克己复礼”的工夫，颜回能把自己的私欲、私意克制殆尽。因此，当孔子问他的志向时，他回答“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这虽然与孔子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基本上消除了自我中心的障碍，而能以一颗仁心去对待他人。在“复礼”方面，颜回认真刻苦地下工夫去学习古代的礼乐文明。据《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载子贡的话说：“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称言不苟，是颜渊之行也。”可见颜回对礼的学习是多么认真刻苦。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回答时，实际上不仅是以德行工夫相教授，更是以外王实践相期许。因为，孔子认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对颜回的期许不仅是道德修养和学问传承的，更是以政治实践相期待的。所以当他和颜回讨论政治时，就不仅是为政的具体事务之道，而是为邦的弘大政治之道。“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孔子在这里给颜回所讲的，是立法改制的政治大方针、大政策。颜子既然那么地好学，那么想来在外王学方面也是颇有建树的。
正是因着长期的“克己复礼”工夫，颜回能“其心三月不违仁”。这远远超过了他的同门，因为他们大都只是“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正因为颜回已经能深入地领悟仁道，并将仁道与自己的生活相融合，所以他能做到安贫乐道。
颜回的家庭条件是很差的，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气馁志颓，反而呈现出一派怡然自得的快乐。所以，孔子赞叹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与孔子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里仁》）正相映照。颜回和孔子之乐绝非是自甘贫贱的、无可奈何的乐，而是更高层次的、超越了物质得失的乐。他们的乐，一是义理之乐，即因自身能真正实践道德修养而获得的乐；二是得道之乐，即他们通过大六艺体悟到古圣先贤之道后的乐。这两种乐，一偏于内圣，一偏于外王，但都是超越了一般世俗的物质利益的。所以，他们能不为恶劣的物质条件所拘束，自由自在地感受到快乐。
颜回通过仁心的修养和仁道的获得，可以说在内圣外王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所以，孔子对他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若上天能给予机会，就可以推行仁道于天下；若上天不给机会，就甘于自我道德的完善。孔子认为能同时做到这两点的，只有自己与颜回。
可见，颜回的工夫真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通过“克己复礼”的工夫论，一方面把克伐怨欲、意必固我等自我中心的毛病克除净尽；一方面将礼乐文明的核心——仁道融入心中。从而内在的可以有得道之乐，外在的可以有行道之方。所以，他的成就在孔门弟子中的确是最高的。当颜回不幸早死后，孔子为他哭得十分沉痛：“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当其他人劝孔子不要这样时，孔子答道：“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把颜回看作自己学问的真正继承人。而且，正如梁启超先生指出的：“《论语》称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为儒家后来讲心的起点。仁为儒家旧说，心为后起之说，心仁合一，颜子实开端绪。” 先秦儒家此后大讲心性之学，的确可以溯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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