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编辑其父文稿三十余年，精选点评印象特深、一读再读、不忍释卷之四十篇。回忆人生历程，出自亲历者之手的文字，自然有可一读之处；思亲忆旧的文字读来更能展现梁漱溟先生的深思与省悟。文末的几篇读书所得，每篇字数虽都不多，但均可见出作者的识见和体悟有他人所不及之处。
成功与失败
没有志气的人，没有成败可说；有志气的人，没有经过二三十年奋斗不懈的阅历，也不会懂得成功与失败是怎么一回事。成功是什么呢？成功是巧，是天，不是我。失败是什么呢？失败是我，是我的错误，我有缺漏。
一事之成，都需要若干方面若干条件的凑合。百分之九十九都凑合了，一分凑不齐，便不成。在这百分中，有若干是需要自己努力的；有若干是自己努力不来，而有待于外的。而细审之，没有哪一点不需要自己精神贯注，亦没有哪一点不有待于外面机会（非自己力所能及）。然而一个人（或一伙人，或一个团体），怎能没有错误呢？没有缺漏呢？聪明而晓事的人，早晓得自己大小错误多得很，缺漏到处皆是。凡自以为我无过者，都是昏庸蠢劣之极。天下固无无过之事也。说“我无过”者，正已是从头错到底，更不消同他论什么过不过。错误了，而居然不从这里出岔子，而混得过去，岂非天乎！一次混过去，二次又混过去；这里没出岔子，那里又没出岔子，岂非天之又天乎！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巧而已，是侥幸而已。古往今来，于事业有成功者，而其人又聪明晓事，吾知其于成功之时必有此叹也。而失败了呢？则不得怨人。一切失败，自然都是各面不凑合，什么事本非自己所能包办的。然而失败之由，总在自己差失处，精神不照处，或是更大的错误，根本错误。像是楚霸王的“天亡我也”，虽在某时亦确有此叹；不过，若因此将自己许多错误缺漏都不算，那还是蠢劣，自己不要强。所以说失败是我，我值其咎。古往今来，一切失败者，而其人又自己真要强，吾知其于努力失败时必如此负责也。
成功的事和失败的事相比较，其当事者内里所有疏漏孰多孰少，亦许差不多；不过一则因其成功而见不出，一则因其失败而不可掩耳。古人云：“不可以成败论人”，旨哉言乎！其理盖如此。
欲望与志气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在这时代，有一个大的欺骗他，或耽误他，容易让他误会，或让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这样的用功，自然不得其方。也许他很卖力气，因为背后存个贪的心，不能不如此。可是他这样卖力气，却很不自然，很苦，且难以长进。虽有时也会起一个大的反动，觉得我这样是干什么？甚或会完全不干，也许勉强干。但当自己勉强自己时，读书做事均难入，无法全副精神放在事情上。甚且会自己搪塞自己。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应在哪个地方搁下那个心。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的人，老是搁不在当下，老往远处跑，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的固不用说，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仿佛他期望自己能有成就，要成功怎么个样子，这样不很好吗？无奈在这里常藏着不合适的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越不宽松，越不能耐，病就越大。所以前人讲学，志气欲望之辨很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张横渠先生颇反对欲望，谓民胞物与之心，时刻不能离的。自西洋风气进来，反对欲望的话没人讲，不似从前的严格；殊不知正在这些地方，是自己骗自己害自己。
纪念先妻黄靖贤
【编者导言】此文写成于一九七七年，今收入本书为首次发表。自写成至发表，前后竟有四十年矣。此文中说夫人一九三五年病故后曾有悼亡之文，今查明此悼亡文题为《悼亡室黄靖贤夫人》，写成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并于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中央日报》（上海版）发表，后又收入《梁漱溟全集》（卷五）。
先妻黄氏靖贤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病故于邹平，我曾有悼亡之文，今不存。但记得我于靖贤之为人尝以刚爽二字表出之，盖纪实也。据闻其年少之时，身体健壮，气概一如男儿，绝无女儿羞怯态，有“小山东”之称（距今七十年前，北京市民都饮用井水，率由山东壮汉担送来家。——作者注）。又尝闻靖贤自言，平素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其姿势直至次晨睡起一无改动，从未有辗转反侧之事。是殆其胸襟坦荡，无系着，无扰动之证乎。又言对于男女婚姻问题虽自己年齿加长，从未萦心在念，唯临到二十八岁那一年忽尔映现脑际，而即于是年与我结婚云。
我们结婚之年，靖贤廿八岁，我廿九岁，伍庸伯先生实为媒介。一九二一年夏，我应山东教育厅之邀，为暑期讲演于济南，讲题即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毕回京写完讲稿准备付印，正在闭户孜孜而伍先生忽往顾我家，愿以其妻妹介绍于我，征询我的要求条件如何。我答：我殆无条件之可言，一则不从相貌如何上计较；二则不从年龄大小上计较；三则不从学历如何上计较，虽不识字者亦且无妨；四则更不需要核对年庚八字（旧俗议婚两方互换庚帖，庚帖上载有生辰八字。——作者注）。当然，亦非尽人可妻。我心目中悬想得一宽厚和平之人；但其人或宽厚和平矣，而无超俗之意趣，抑何足取？必意趣超俗者乃与我合得来。意趣超俗矣，而魄力不足以副之，势将与流俗扞格而自苦；故尔要有魄力才行。我设想以求者如是如是。伍先生笑曰，你原说无条件，你这样的条件又太高了。然而我要为你介绍之人却约略有些相近。其实我一心在完成手中著作，未暇谈婚事；且询知伍先生娶于旗籍人家，虽属汉军旗而袭染满洲人习俗，我夙所不喜，当下辞谢其介绍之好意。
其后既卒于订婚而成婚，成婚之夜我为靖贤谈及上面说的宽厚、超俗、魄力三点。她不晓得魄力一词，问此二字怎样写，正为其读书不多，超俗云，魄力云，非所习闻也。
于此，宜一谈伍先生的婚姻。满汉通婚，清初有禁。入民国后，满人或冠汉姓，满汉分别渐渐泯忘。然一个广东人的伍先生而缔姻北京旗籍人家，亦有其缘由。
先是靖贤及其胞姊敬如女士——即后来的伍夫人——同学于某一蚕桑学校，而伍先生陆军大学同学友张国元之妻适亦就学其间。张妻来自粤省西南隅（似是合浦县）之偏僻农村，其人既拙笨复憨态可掬，同学欺侮戏弄之以取笑。靖贤姊妹见其受窘，恒卫护之，以是相亲昵。课余既有往来，经国元之父张翁为媒，而伍先生与敬如的婚姻得成就焉。
靖贤少于其姊两岁，而婚姻成就差迟七年。论面貌、
体态、神情，姊氏转而显得年少，其各自禀赋不同而随之以时运不同乎。靖以一九二一年归于我，一九三五年去世，相处十四年间，深知其生性淡泊寡求。七情六欲固人所同具，而靖之表现恒于质直中见消极。例如亲友见面或分手之时，都有许多虚情客套语，而靖独以木讷出之，巧言令色所不屑为也。然其赋性消极则年寿不永之征。
昔人有云“中年丧偶大不幸”，我于靖贤之逝乃始有味乎其言。假使人当三十岁前后遭遇乎此，虽然悲伤乃至痛悼，却亦易于渐渐浑忘。若在暮年老朽时，则此属意中之事或亦无其凄惨。唯独在中年有难于忘怀者。
我之不忘靖贤者，靖贤为我留下两个好儿子。两儿失母之年，培宽十一岁，培恕八岁。我既已致力社会运动，奔走四方，不遑宁处，两儿唯赖靖贤抚育成长。两儿虽无过人之资，却亦各有才品，四十年来在社会培植下各有专业，为国服务。较难得的其兄弟友爱之情自童稚至于今而弥笃。各自成家后，妯娌以至诸孙雍睦无间，使我耄耊得此，独非靖贤之赐乎。
然而莫设想我们家庭生活总是和乐融融的。靖之为人既秉消极气氛，而我较之通常人则有些乖僻，又往往态度生硬。所幸我常常不在家，别时多于聚时，避免了冲突不和。我今回顾往事，记得靖贤曾一次郑重其事地指摘我如下三点：di一，说我好反复。说我每每初时点头同意之事，又翻悔不同意。这确有之。因为她遇事明决，不多思考审量，而当她征问我的意见时，我每先附和之，旋加考虑不免又更改。此盖两人头脑不同，性格不同也。第二，说我气量窄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第三点记不明确，大约是说我心狠，对人的同情心不足。……这些批评出自至亲至近之人，大值得反躬自省。纪念先妻之文即截止于此。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着笔，十八日写完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1949年后屡受批判而不改初衷，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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