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_[奥]鲁道夫·希法亭著_9787508090870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编写书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换句话说，作者试图将对这些特征的分析纳入由威廉·配第始创的、在马克思那里达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在作者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就是集中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使得“自由竞争被扬弃”，另一方面则造成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正如作者在后面将要阐述的那样，这种联系使得资本采取了其*也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在这种情形之下，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动方式：看似独立，实际上却只是一种反映或表现；它会采取许多种方式，并且会和产业资本及商业资本的运动相对独立并分离。金融资本增长得越快，它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分析的必要性也就愈益迫切。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

　　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换句话说，我试图将对这些特征的分析纳入由威廉·配第始创的、在马克思那里达到顶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在我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就是集中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使得“自由竞争被扬弃”，另一方面则造成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正如我在后面将要阐述的那样，这种联系使得资本采取了其最高级也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

　　在这种情形之下，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动方式：看似独立，实际上却只是一种反映或表现；它会采取许多种方式，并且会和产业资本及商业资本的运动相对独立并分离。金融资本增长得越快，它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分析的必要性也就愈益迫切。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

　　因此，对这些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就必须说明上述所有现象间的内部关系，从而也促使我进一步对银行资本以及它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关系进行分析。我的研究也必须探寻使得产业企业得以创立的那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这或许能帮助我解决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所导致的经济理论问题。但是，就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而言，目前我只能在其最成熟的形式中观察到这种在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基本形态中就有清晰体现的相同联系。由此，信用的性质与功能的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一问题又只有在厘清了货币的作用之后才能得到解决。弄清楚货币的作用问题还因为下述原因而变得更为重要，这就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创立以来，尤其是在荷兰、奥地利和印度的货币制度形成之后，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有的货币理论中都无法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办法。正是这种情形使得克纳普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货币制度在其实践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但却只能是抛弃任何的经济学解释，而试图以司法术语来取代。在他看来，这种做法虽然对于上述问题不能提供任何解释，也无助于科学的理解，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对此进行的中性的、没有偏见的描述的可能性。①对这一货币问题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要性还因为以下原因而更显必要：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对作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的价值理论进行经验检验；而且，也只有正确分析货币，才能使我们理解信用的作用，从而理解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间的联系的基本形式。

　　因此，研究的内容决定了本书的结构和框架。首先，我分析了货币问题，紧接着分析的是信用，然后是股份公司理论，以及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关系和地位的分析，这反过来又引致了对作为“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所的作用的考察。商品市场必须单独进行研究，因为它同时包含了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两种活动。产业集中的过程是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紧密的联合相伴随的，因此，对集中的过程及发展方向，尤其是对其最高阶段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研究，就变得更为迫切了。如果希望通过垄断的发展以及对商业周期的重大影响来“调节生产”，从而达到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就必须对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理论部分的工作至此也告一段落。但考虑到上述理论及其今后的发展会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会对几大阶级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政策进行了分析，这是十分必要的。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金融资本（16）》：

　　人类生产共同体原则上可由两种方式构成。第一，它可以被人类自觉地加以调节。在这种方式下，无论其规模大小，即不论是自给自足的家长制家庭、共产主义部落，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通过其自创的组织和机构，代表社会意识来行事，确定生产的规模和方式，并把所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在可用于生产的自然的和人力的条件既定的情况下，所有关于新产品制造的决策，诸如生产方法、地点、数量、可利用的工具等，都由家长、社会主义社会的全国或地方委员会来确定。前者可根据其个人经验和知识来决定其家庭的需要和可用于生产的资源，后者则借助于组织拥有的生产和消费统计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社会的需要，辅之以自觉的预见，并根据其作为共同体意志的自觉代表这一身份的需要，来协调和组织全社会的经济活动。作为这个生产共同体的一员，每个成员都自觉地按照共同体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而中央集权则控制着共同体成员的劳动过程和产品的分配。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直接表现为社会关系，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被视为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安排的而非个人意志决定的。因此，生产关系是由共同体确立并反映全体成员意愿的。

　　但是，第二，在缺乏这种自觉组织的社会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种社会里，社会成员被划分为无数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各自决定着自己的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变成了个人的事情而非社会活动。换言之，这些社会成员都是私人所有者，只是因为劳动分工发展的需要才会在相互之间发生联系。驱使他们相互联系的动力是商品交换；也只有通过这种活动，这些被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分割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个体才会在社会中发生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交换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充当了中介物的作用，所以它才成为了经济理论的分析对象。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交换，但这种行为只会发生在产品分配完毕之后，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而发生在个体之间的某种局部调整。因此，交换在这里只是对社会分配标准所进行的个人间的微调，是受主观情绪和考虑影响的个体交易行为，因而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这种交换行为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两个儿童在幼儿园里交换玩具一样，其重要性根本无法与他们的父亲在商店里为他们购买玩具相比，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就后者而言，它是社会实现其生产共同体功能所需的总交换行为中的一个环节，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换活动，生产共同体才能体现自己统一社会生产的角色，将被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割裂开的社会重新结合在一起。

　　就像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件上衣在交换关系内部所蕴含的意义要多于其外部，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交换在一种社会关系中的意义也会比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大得多。在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将社会中的人们分割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和制约的个体时，交换才成为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力量，它执行着协调社会生产过程的职能。在自觉进行生产调节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中央权力机关自觉地计划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哪里生产以及由谁来生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并使之在全社会得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总之，交换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集权机关所执行的那些功能，即自觉地协调和管理生产、计划劳动过程等等。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归纳和总结那些决定这种类型的交换以及协调商品生产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规律，这些规律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当局在调节生产时所遵循的和实行的规律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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