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制度创新研究_韩太平著_9787516194065

本书系统、集中地研究了包容性增长的现实诉求，以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差距的矛盾为核心梳理和分析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重点分析了包容性增长制度层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容性增长制度创新的实现路径。

《包容性增长制度创新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为视域》：
　　（一）改革开放以前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我们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格局，认为，“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全民和集体经济分别占55%和43%，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占77.6%和22.4%，非公有制企业为零。这种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虽然使收入分配水平呈现出比较公平的状态，但是这种所有制结构不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
　　1.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元所有制成分并存。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多年的战争，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恢复国民经济成了新中国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式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新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了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五种经济成分组成的新民主义经济。其中，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1949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占34.17%.公私合营工业占2%，私营工业占63，13%。到1952年，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与公私合营企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已达50%以上。”1949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思想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对于私营经济则通过“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政策，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而利用其活跃市场、便利于人民的一面，这些政策充分调动了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积极因素，发展了生产，使一度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另外，所有制成分中的国营部分保障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人民的生活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所有制制度创新，是在一个被战争打得稀巴烂的民族经济的基础上展开的，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了经济秩序，扩大了就业，这些都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953-1978年，消灭私有制与单一公有制模式的逐步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伟大梦想。早在1952年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总路线，核心内容为“一化三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就是由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改造之路。在这一时期，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比较圆满完成了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增强了国有经济的实力，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也存在“冒进、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公平”的错误做法。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们犯了急于求成“冒进”主义的错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只注意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轻视集体所有制经济，排斥和取消个体所有制经济。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把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理解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予以排除。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实行“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失，商品严重短缺，城市出现就业困难，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遇到极大苦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纠正了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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