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诗”是现代汉语诗歌的简称。它是一个与中国“新诗”进行对话的诗歌概念。作为中国诗歌寻求现代性过程中建构自己的一种话语形式，“现代汉诗”将“新诗”与“旧诗”的不同，理解为代际性文类秩序、语言策略和象征体系的差异。《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文库（第1辑）：现代汉诗论集》从不同侧面聚焦“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认真探讨它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和文化价值的追求，研究它在相当矛盾、混乱、模糊的经验与语言背景中，经由“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重建象征体系和形式秩序的意义。
王光明，1955年生于福建武平县。原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99年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著述有：专著《散文诗的世界》、《怎样写新诗》、《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开放诗歌的阅读空间》、《市场时代的文学》；论文集《灵魂的探险》、《面向新诗的问题》、《闽地星辰——当代福建作家论集》；散文随笔集《边上言说》；编著《中外散文诗精品赏析》、《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典》、2002年以来的《中国诗歌年选》等；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
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现代汉诗：1898-1998
“新筑诗中大舞台”：“新诗”与晚清“诗界革命”的历史纠缠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
中国当代诗歌观念的转变
形式探索的延续
“归来”诗群与穆旦、昌耀等人的诗
“朦胧诗”与北岛、多多等人的诗
“新生代”与海子等人的诗
两地呼应的现代主义诗潮与余光中、洛夫、崑南的诗
近年中国诗歌：过渡时期的延续
近年诗歌的民生关怀
闻一多的意义
“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
蔡其矫与当代中国诗歌
主流以外：林以亮的诗歌批评
“失养者”的追寻：叶维廉的诗学批评
附录
知识分子的事业格式与角色认同
从批评到学术：我的90年代
“新诗”这一名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晚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黄遵宪在少年时代就有“别创诗界之论”，丘逢甲也提出“新筑诗中大舞台”的主张，而梁启超，则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直接使用过“新诗”这一名词：“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不过，这时的新诗，却不是五四之后普遍使用的“新诗”概念，它不过是传统中国诗歌的“改良”，而不是后来另起炉灶的“革命”。无论是梁启超他们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也好，或是南社的柳亚子他们“革在理想”的主张也好，本质上都是旧瓶装新酒，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革命”。这种革命当然是有意义的，它是20世纪中国诗歌革命和整个文学革命的前奏，但形质的分离，不触动体制和语言本质的改革，不过更醒目地表现了古典诗歌体制的危机而已。而事实上，无论黄遵宪用五古写“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还是裘廷梁用文言写《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论文，都具有反讽意味。
然而，正是由于晚清以来“文学革命”彰显的危机与悖论，使胡适感到文学革命的“新潮之来不可止”，在“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并明确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这样就有了“白话诗运动”。白话诗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部分，只不过诗歌的壁垒最坚固，也最没有传统的经验可以依傍，因此显得最激进，引起的争议也最大罢了。白话能否作诗，或者说怎样用白话写诗，是当时颇有争议，今天也仍需要辨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后文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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