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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 
定 价：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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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开始于1940年1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头个新年。记日记的那位白俄女爵只有23岁，她与自幼便十分亲密的姐姐带着十一件行李和一台留声机前往柏林。彼时天色仍一片漆黑，一切才刚刚开始。她只顾为生活拮据发愁，完全没有预料到，今后的数年间，警报、炮弹和物资短缺，填满了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其后，死亡和盖世太保的阴影又不断降临。而她，将笔耕不辍，勇敢地记录这一切。
1.这是一部几乎贯穿整个“二战”的长篇战时日记。
《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这本日记的记录时间与整个“二战”大致同步，横跨1940—1945年这些重要的“二战”年月：从苏德友好到两国开战、战事吃紧，从喧闹的舞会派对到满地碎玻璃的破烂酒吧……日记勾勒出了一条具有时间感的纵向线索，以此为战事及其后果刻划了清晰的轨迹。时间密集的日记，带来引人入胜的现场感。读者几乎随着作者一起，经历了一遍战时柏林的生活。 2.这是一卷布满历史细节的私人“二战”史。 关于“二战”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著作很多，《柏林记忆》的写法相比一些讲述“二战”历史的鸿篇巨制，当然是零散而又琐碎的。但作者以战争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她在战争中的心理状态、物质生活、思想认识、社交、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使这本日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私人历史，书中所录的这些细腻、生动、切身的历史细节，正是厚重的大部头历史的一种补充和佐证。值得强调的是，书中用非常详尽的篇幅描述了“七月密谋”暗杀希特勒行动的发起和失败，以及事发后盖世太保的传讯，相关人员的被捕等德方的恐怖手段。本书对这一历史事件做了当事人角度的近距离描述，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仅有的一份相关目击记录，是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 3.这是一本俄国流亡贵族女性的传奇自传。 《柏林记忆》作者玛丽（“蜜丝”）·瓦西里奇科夫是一位具有传奇特质的女性，出身白俄贵族家庭，父母身份显赫。幼年起即随父母流亡海外，游学法国。成年后在德国工作。这本日记也可视为她的自传。作者开始书写作时才23岁，非常年轻。日记起初也写到了一些富有青春气息的游乐和爱慕事件。但从日记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出，蜜丝俨然已经成为一名在战火中淬炼出了勇气的成熟女性。这本日记在这一层面上，是一本传奇女性在战争中的个人成长史。同时，由于蜜丝的贵族身份，日记也揭露了一个通常为人所忽略的历史真相：希特勒和贵族之间关系紧张。“七月密谋”刺杀希特勒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很多参与刺杀者都是贵族。希特勒以此次暗杀行动为借口，铲除了当时欧洲许多地位显赫的家族。
我个人本来对历史不甚热衷，若涉及战争及军武，更是兴趣缺缺，不过却觉得这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部分）的第一手目击记录可读性极高。因为这本书把历史与战争还原到最原始、最真实，也是最吸引我的“个人层次”上，将所有历史人物“人性化”，所有历史事件“私人化”，因此，读来“人味儿”十足，同时又像研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对那次影响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全球性事件之一印象深刻。
本书最特别之处，要属作者“蜜丝”的观察角度。首先，她的身份是一位落难的白俄贵族，因此，她的日记等于在侧写整个欧洲贵族文化／文明的死亡，叙述了这个荣衣锦食的社会阶级不仅在战争中丧失世袭的产业，其人口也因男性参战后大量阵亡、被俘而受到严重损失，同时，年轻一代亦在“质”的方面（诸如素养、风度等）显著退步。富贵浮云，曾经显赫的，不可避免必须式微。读来难免要与优秀贵族的女主角一同替这批朱门人物的家道中落慨叹，然而以大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个从“特权”到“民主”的过渡，却是必然的世界潮流走向，或许这也是两次欧战对欧洲唯一的好处吧！ 其次，大战期间，蜜丝生活在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上流社会—外交界及国际大都会知识分子圈内，因此，她看得到许多轴心国内一些可爱，甚至高贵的人物，也看得到同盟国许多不公平，甚至冷酷不仁的作为，更目睹、亲身经历了一般德国人民因为战争所面对的恐惧以及所忍受的痛苦。德国各大城市遭受盟军轰炸，死伤人数与物质损失远甚于同盟国。战争末期，经俄军及盟军反攻占领后，百姓痛失家园，大量难民颠沛流离。逃难途中，妇女遭强暴及死亡人数以百万计。为战争付出最惨痛代价的总是人民；德国人也苦，也可怜，却因为他们是战争发起国的国民，便无权诉苦，无权得到同情。透过本书，让我们这些持有受害者心态的战胜国国民换个角度，看到同样是人类同胞的轴心国国民曾经受过的苦，这一点弥足珍贵。此外，作者另有一项特出之处，即她叙事的声音、语气，也就是她个人的性格特质。书评人加尔布雷斯说得好： “……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份文献，能以这般无与伦比的平静及优雅，面对如此残酷又丑陋的现实。”蜜丝似乎是个典型的摩羯座：长相与个性都讨人喜欢，喜欢交游广阔的生活，交际手段也十分灵活；生性保守踏实、冷静沉着，能保持超然，内心却承载深沉的怜悯，而且很能吃苦。不过，我觉得她最重要的一项生存利器，亦即这本书最吸引人的特质，却是她个人低调、含蓄却极犀利的幽默感。面对种种人性的扭曲、邪恶以及这么多巨大的伤恸，我想这份幽默感不仅是她个人，也是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唯一的救赎。 接着，我想提醒读者一点，虽然本书可读性极高，也很容易阅读，但必须先克服一件事：浩繁的欧洲地名及人名！我想象大部分读者都跟我一样，对欧洲（尤其是东欧）的地名，不如对亚洲及北美洲来得熟悉，因此，看到层出不穷的陌生地名时，脑袋里多半一片空白，若您手边能准备一份原文（或英文）的欧洲地图（包括俄国）会更好。 至于书中的人名，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欧洲贵族经过数世纪的交叉联姻，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分国籍的独立社会阶级，一旦生在这个阶级之中，整个欧洲的贵族体系立即自动跟你产生了关联。蜜丝在书中提及的数量惊人的亲朋好友，几乎全来自权贵家族，不仅每个人都有头衔，如王子、公主、伯爵……而且姓名都极复杂冗长，名字、教名有两三个不说，就连姓氏都常用破折号附带家族的封邑（地）名。英国人讥嘲贵族常有“双枪管的复姓”（double-barreledlast name），本书中的贵族扛着“多枪管复姓”的大有人在。幸好蜜丝极少使用全名，多半只直呼小名（昵称）及单姓，将袭位及类似冯、祖、德等后面拖拉的家族封地全省了。若能搞清楚蜜丝的周围人物和彼此的关系，读起来肯定较能进入情况，增加许多乐趣。 最后，我要再次坦承自己对战争史及军武少有研究，同时亦不懂欧洲语系，翻译时，多蒙谙德、法语的朋友协助，不过，相信仍在翻译专有名词上犯下不少错误，在此先请各方专家包涵，不吝指正。 唐嘉慧
玛丽（“蜜丝”）·瓦西里奇科夫（Marie ‘Missie’ Vassiltchikov，1917—1978）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白俄贵族。1919年随父母离开俄国，成长于德国、法国和立陶宛。1940年前往柏林求职，先在德国广播电台工作，后转至外交部情报司上班，在那里与一群后来积极参与“七月密谋”的反纳粹核心人士共事。
“二战”流亡德国期间，蜜丝坚持撰写日记，逐日甚至逐时地记录战时生活。其中对暗杀希特勒行动的失败及其后的恐怖统治的详细记录，成为至今对该事件仅有的一份目击记录。蜜丝在战后定居法国，1978年病逝于伦敦。 译者：唐嘉慧，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毕业，现为自由编译作家，翻译作品有《伯格曼论电影》《奇士劳斯基论奇士劳斯基》《演化》等。
译 序
关于《柏林记忆》 1940年1月至12月 1941年1月至6月 1941年7月至1943年7月断章 1943年7月至12月 1944年1月至7月18日 1944年7月19日至9月 1945年1月至9月 尾 声 后 记 索 引
选摘一：
弗里德兰城堡 1 月1 日，星期一 奥尔加 · 皮克勒、塔蒂阿娜和我待在弗里德兰城堡度过一个安静的新年。我们打开装饰圣诞树的小灯，往一碗水里滴熔蜡和熔铅算命。我们期望母亲和乔吉随时可能从立陶宛搬来，他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却没有行动。午夜时分，全村钟声一齐鸣响。我们探出窗外聆听—这是新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新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1日开战时，立陶宛—当时蜜丝的父母及弟弟乔治仍住在那里—仍是个独立的共和国，不过，却在9月28日签订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此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之续约）中被秘密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红军自10月10日开始进驻几个重要城市及空军机场。从那时开始，蜜丝的家人就一直准备逃往西欧。 柏林 1月3日，星期三 我们带着11件行李，包括一台留声机，前往柏林。早晨5点出发时，天色仍一片漆黑，别墅管家开车送我们到奥珀伦*。奥尔加 · 皮克勒借给我们足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费，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必须找到工作。塔蒂阿娜已经写信给杰克 · 比姆—去年春天她在美国大使馆认识的男孩。我们在考纳斯英国公使馆工作过的资历或许有用。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紧接着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之后，美国大使馆才撤出柏林。 火车拥挤不堪，我们站在列车通廊里。幸好有两名士兵替我们抬行李，否则绝对挤不上车。抵达柏林时已迟了三个小时。塔蒂阿娜一踏进皮克勒夫妇好心借给我们暂住的公寓，就开始打电话给朋友，这让我们俩都觉得安心一点。位于利岑贝格街与库达姆大街交叉口的这栋公寓极大，但奥尔加要求我们别请外人来打扫，因为屋内有许多贵重物品，所以我们只用一间卧室、一间浴室和厨房，其他部分都用床单罩起来。 1 月4 日，星期四 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涂黑窗户上，因为从去年9 月开战，这栋房子就没人住过。 1 月6 日，星期六 穿好衣服后，我们大胆钻进屋外的黑夜中，很幸运在库达姆大街上拦到计程车，愿意载我们去蒂尔加滕区外围的智利大使馆参加舞会。主人莫尔拉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曾派驻马德里担任大使，尽管智利政府亲共和派，大使馆却收容了3000 多名会遭到枪决的人，有些人藏在使馆里长达三年，睡在地板上、楼梯上，挤得到处都是。莫尔拉不理会来自共和政府的压力，没有交出一个人。同一时期，斯图亚特王族的后裔，阿尔巴公爵的兄弟向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却遭到礼貌的拒绝，随后被捕处决。相较之下，莫尔拉的表现更令人钦佩。 舞会成功极了，仿佛战前一般。刚开始我还担心认识的人不多，很快却发现很多人去年冬天就见过面（蜜丝曾在1938—1939 年冬天来柏林探望塔蒂阿娜）。初次见面的包括维尔切克姐妹，两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装扮入时。她们的父亲是德国派驻巴黎的最后一任大使；哥哥汉西和他可爱的新娘西吉 · 冯 · 拉费特也在场。还有很多朋友，像是罗尼 · 克拉里—非常英俊，刚从鲁汶大学毕业，一口地道的英语。这对我来说是一大解脱，因为我的德文还不太溜。在场的年轻男士多半来自柏林市郊的克拉普尼兹军官学校。稍晚，智利红歌星罗西塔 · 塞拉诺献唱，对着年仅19岁的小埃迪 · 弗雷德猛叫“俊美的朋友”，让他好不受用！我们好久没跳舞了，一直玩到凌晨5点才回家，一票人全挤进一位名叫卡蒂埃的比利时外交官的车里，他是维尔切克家族的朋友。 1月7日，星期日 我们仍在费力找工作，并决定不求助朋友而直接找在商业界的熟人。 1月8日，星期一 下午去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面谈。他颇友善，而且立刻让我们考试，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很紧张。他唤人推出两台打字机，还送来速记本，然后用极重的口音、极快的速度口述了一长串，我们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最糟糕的是，我们俩最后交出来的信，内容居然不一致！他表示一有空缺就会打电话给我们，但我们不能等太久，这段时间内若找得到别的工作，非接不可。很不幸，大部分国际贸易都已停摆，柏林没有一家公司需要会说法语或英语的秘书。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的23岁生日。汉西 · 维尔切克的未婚妻，西吉 · 拉费特来家里喝茶；她真是个窈窕淑女，很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德国美女”。晚上赖因哈德 · 施皮兹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去一家名叫“西罗”的夜总会喝香槟、听现场演奏，现在公共场所已禁止跳舞。 1 月13 日，星期六 母亲和乔吉在天蒙蒙亮时抵达。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乔吉了，他还是老样子，非常迷人，对母亲很体贴。母亲看起来疲惫不堪，身体很差。立陶宛逐渐苏维埃化，他们经历了些很可怕的事，早就该离开了。父亲决定暂时留下，因为他在等着做一笔很大的生意。 1 月14 日，星期日 我们把母亲和乔吉安置在皮克勒家的公寓里，省下住旅馆的钱—他俩身上加起来只有40 元！我们又尚未找到工作，财务状况凄惨。他们想留在这里，无疑大错特错：这里天气寒冷，食物不够，政治状况又极不稳定。我们试着劝他们去罗马，母亲在那儿有很多朋友，城里又有大群白俄移民；她若待在这里一定会很寂寞，因为除了随战争范围如油渍般扩大，数目不断锐减的各大使馆驻派人员之外，柏林毫无家庭生活情趣可言。现在城内全是年轻单身汉，年龄都和我们差不多，不是军人，便是上班族，每天晚上泡夜总会。 伊连娜已在罗马安定下来，就算只考虑气候这一项因素，生活也会舒服很多，况且一等到我们找到工作，便可定期寄钱过去。 选摘二： 柏林 7 月19 日，星期三 今天离开克鲁曼修柏—我想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已收拾一切，但尽量少带行李，其余物品都将寄放在玛丹娜 · 布卢姆处，待确知未来去向后再通知她。 11点抵达柏林。因为最近空袭频仍，车站一片混乱。巧遇前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奥古斯特—威廉老王子，他好心帮我提皮箱。我们好不容易搭上一班巴士，整座柏林城烟尘弥漫，到处堆积破砖碎瓦。终于在格斯多夫家下车。 夏天来了之后，他们都在楼上的起居室用餐，不过家里仍然没有窗户。客人还是固定的那群老朋友，加上亚当 · 特罗特。 稍后和亚当长谈。他看起来苍白而紧张，不过见到我似乎很高兴。罗玛莉 · 舍恩贝格回城令他惊骇，她不断想拉拢她认为可能会支持我所谓“密谋”的人士，那些人很多其实已经涉及很深，都想尽办法避免遭到怀疑。她不知用什么方法，也发现了亚当参与其事，现在不停骚扰他及他的随从，他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她“洛善”（Lottchen，为刺杀法国大革命时代政治家马拉之夏绿蒂 · 科黛的别名）。她的确对很多人的安全造成威胁。亚当还告诉我，她甚至埋怨我不愿积极参与筹备工作。 其实我和他们之间存在一项最基本的歧见：因为我不是德国人，所以我只在乎一件事—除掉那个魔鬼！我从来不特别在乎以后的事。他们因为爱国，都希望能够同时设立某种过渡性政府，拯救德国免于灭国。我却不相信盟军会接纳这样的过渡政府，因为他们根本拒绝分辨“好”德国人和“坏”德国人。当然，这是盟军犯的大错，或许我们都得为这个错误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见面。等他离开后，玛莉亚 · 格斯多夫说： “我觉得他看起来好苍白、好疲倦；有时候我觉得他不会活太久。” 大战拖延不决，所吞噬的欧洲国家愈来愈多，死伤人数、物资破坏及百姓疾苦愈演愈烈，同时有关德国人虐行暴政的报道亦不断增加，同盟国愈来愈难分辨希特勒及其走狗与所谓的“好德国人”，也愈来愈难同意让肃清纳粹分子后的德国重新加入文明国家的阵营。再加上除了得自少数个体的保证及承诺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显示，希特勒并不代表整个德国。诚如艾登爵士1940 年5月所说：“ 希特勒并非一独立现象，而是一个显示大部分德国国情的病征。”丘吉尔接着在1941 年1 月20 日指示英国外交部，忽视所有来自德国国内的和平试探性接触：“ 我们对于这类询问及提议，一律应以沉默回应……” 亚当 · 特罗特及他参与反纳粹活动的朋友们所面对及努力想克服的，便是这样一堵不信任与充满敌意的墙。1943 年1 月，罗斯福总统更在卡萨布兰卡做了最后的答复：“ 无条件投降！”坚决反纳粹的人士面对如此的绝境，别无选择，只能铤而走险。 阿加 · 菲尔斯滕贝格来和我们吃晚餐。她已搬进男演员维利 ·弗里奇在格林瓦尔德的一栋可爱小屋里。弗里奇在一次空袭中精神崩溃，仓促离开。据说他躺在床上啜泣了一整天，被他返回柏林的太太发现，带着他离开德国。现在阿加和担任外交官多年、迷人的乔吉 · 帕彭海姆合住；后者刚从马德里被调回来，可能是因为他姓氏的关系（帕彭海姆是德国最老的姓氏之一）。他的钢琴弹得极好。 我获准请四周病假，不过可能必须分两次休，而且得先训练一位助理，好在我休假期间代理我的工作。 7 月20 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罗玛莉 · 舍恩贝格和我正坐在办公室楼梯上聊天，戈特弗里德 · 俾斯麦突然冲进来，双颊绯红，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兴奋。他先将罗玛莉拉到一旁，然后问我有何计划。我说上级并不确定，但我希望能尽早离开外交部。他要我别担心，说几天后就会尘埃落定，每个人未来的情势都将明朗化。然后，他要我跟罗玛莉尽快一起去波茨坦，说完便跳上车开走了。 我走回办公室，拨电话给瑞士公使馆的珀西 · 弗雷，取消我跟他的晚餐约会，因为我宁愿去波茨坦。等待电话接通之际，我转向站在窗边的罗玛莉，问她戈特弗里德为什么那么激动，是不是和“密谋”有关系？（当时我还拿着听筒！）她悄声说： “没错！就是！已经完成了！今天早上！”珀西就在那个时候拿起电话，还拿着听筒的我又问： “死了？”她回答说： “对，死了！”我挂上电话，捉住她的肩膀，两人绕着房间跳起华尔兹来，然后我抓起几份文件，把它们塞进第一个抽屉里，对着门房大叫道： “我们要出去办公事！”便奔去动物园车站。去波莰坦途中，她附耳告诉我细节，虽然车厢里挤满了人，我们却无意克制兴奋及喜悦的情绪。 希特勒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最高司令部召开会议，一位担任高级参谋的上校克劳斯 · 冯 · 施陶芬贝格伯爵在他脚边放了一枚炸弹。施陶芬贝格等在外面，直到炸弹爆炸，看见希特勒浑身是血躺在担架上被抬出来后，才跑回他藏在附近的车子上，和他的高级副官维尔纳 · 冯 · 海夫腾一起开往当地机场，飞回柏林。当时一片混乱，并没有人注意到他已逃脱。 一抵达柏林，他径自前往班德勒街上的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部已同时被密谋者接管，戈特弗里德 · 俾斯麦、海尔多夫及其他许多人都在那儿集合（指挥部就在沃伊什街的运河对岸）。今天晚上6点收音机将对全国广播希特勒已死，新政府已形成。新的帝国总理将由前莱比锡市长格德勒担任；他的背景为社会党员，同时是公认的杰出经济学家。我们的舒伦堡伯爵或冯 · 哈塞尔大使则将出任外交部长。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用最杰出的人才组成过渡性的临时政府，可能是一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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