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_杨树增，马士远著_9787520310437

儒学始终影响着中国古代散文的嬗变。远古神话传说，已含儒家仁爱精神。“六经”是儒学形成的思想渊源。春秋战国儒家的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形成我国散文的现实主义传统。汉代文人的散文反映了儒家大一统观念。魏晋南北朝淡化名教观，骈文追求审美愉悦。隋唐五代，儒学复兴引起古文运动的兴起。宋元明理学促成古文的正宗地位，然而后期以复古相号召，实属拟古倾向。清前期，散文经世致用的特点，开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变革的先声。

　　杨树增、马士远教授合作完成的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付梓，即将面世，欣喜庆贺之余，油然而生敬意！
　　树增教授是品德和学问都让人十分钦佩的著名学者。他在学界敬重师长、关爱学友、乐于助人而与世无争、不计得失，于学业孜孜砣砣、精心著述、扎实严谨而淡泊名利、笔耕不辍。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树增师从宋代文学名家刘乃昌教授攻读硕士时，即在权威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汪元量祖籍、生平和行实考辨》，引起校内轰动、学界关注；其后师从一代国学大师和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先生攻读博士时，又以专著《史记艺术研究》赢得学人赞誉。此后，中国古代散文便成为树增教授学术研究的重心，成果相继迭出，诸如专著《先秦诸子散文》《论语导读》《中国历史文学》（先秦两汉）《史记艺术研究》《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等。其与赵明、赵敏俐教授等人合著的《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等，承担撰写的部分也以散文为主。上述著作都体现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深刻的思想见解。树增教授每有新著问世，必予惠寄，让我得以先睹为快。这本即将呈送到读者面前的《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历经十几年艰辛，精心撰写，反复修改，形成这部皇皇巨著。其题目气势之磅礴宏大，结构之谨严明晰，内容之厚重深刻，文献之丰富扎实，以及新视角、大思路、宽视野，无不让我眼前一亮，深受教益和启发。
　　选题极富原创性，民族特色鲜明是这部著作的突出特征。
　　众所周知，散文与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最为悠久的两大基本体裁样式，前者主事主理，后者侧重抒情，二者相辅相成，并行发展，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文学发展的两条主线。目前传世的海量诗文作品，都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智慧结晶和文明发展的真实反映，由此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艺术瑰宝。与诗歌相比，散文有更多的“实用”基因与“适用”元素，社会性更强，中国古代散文与时代发展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的程度也更高，因此具备更多的“化育”功能。同时，散文的体裁表现形式自由灵活，思想内容的表达不受限制，所以不仅得到文人雅士的普遍青睐，而且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魏文帝曹丕有“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之称誉，宋代文化巨擘黄庭坚也有“文章为国器”（《山谷别集卷十四·答陈敏善书》）之赞美。反观中国历史，散文的确一直是古代文化殿堂的正统，高居独尊数千年。
　　与散文一统独尊的性质相类似，儒家学说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也是直接影响中国历史发展数千年的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不仅必然地在散文作品中有着充分体现，而且也直接影响着散文发展的形态衍变。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倡导的“恢宏至道”“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以及出现的“文、道”之争、“骈、散”之争、“时文、古文”之争等，其核心就是对儒家学说弘扬方式的选择与实际效果的强调。研究儒家学说与古代散文的关系，探索文学发展、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不仅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而且抓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与关键，突出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
　　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散文内容的无所不包和形式的自由开放，不仅作品数量汗牛充栋，而且体裁样式繁富芜杂，风格流派更是五彩缤纷，从而造成了很大的研究难度。诸如中国古代散文的属性、研究范围的界定等，无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由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往往令人望而却步，知难而退，研究具体作品或个体作家者众，而大跨度、深层次的中观、宏观层面研究涉足者少。即便是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学人们也大都停留在即兴式、碎片化的评点层面上，没有出现通史性的专门著述，这在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六百余万字十巨册《历代文话》中清晰可见。20世纪30年代陈柱的《中国散文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散文发展的专著，具有开创性、奠基性意义，但仅有十万字，只是粗线条描述。时隔半个世纪，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面世，至20世纪末，上、中、下三巨册150多万字全部出齐，体大思精，气势恢宏。20世纪90年代初，谢楚发《中国散文简史》（20万字）问世。此外，还有多部成于众手的散文史著作，如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等。进入21世纪以来出版的多部断代散文史、分体散文史，对于开拓和繁荣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都各自做出了贡献，但是，这又属于另一层面问题。

　　《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套装上下册）》：
　　“散文”是文学中重要的一种样式，然而正确理解它的概念并非轻而易举，这是因为它的概念是相对的，其内涵和外延是随着文学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只有正确地把握其动态的概念，才能明确研究的对象。
　　“散文”，顾名思义，这种文章的特征便是“散”。从语言句式的角度说，散文的“散”是与句式整齐、声调平仄配合、上下句的词性、词义必须对仗的骈文相对而言的。散文不拘单行、偶句，也不必刻意点缀典事、铺陈辞采，也不必有意追求韵律抑扬，更不必考虑上下句的词语是否对仗，表现出一种比较自由的“散漫”特点。长期以来有人给散文下了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定义，此定义虽简明而流行，但很不科学。散文没有骈文格式的束缚，但它仍有自己的“章法”，每一种样式的散文都有它约定俗成的格式，并同样追求结构的严谨合理。并不能因为散文样式多，表现手法丰富，句式比较自由，就得出“形散”的结论，并不是信手涂鸦就能形成散文。如果说散文有“散”的特点，那也只能指其语言自由，不受任何声调、韵律及对仗的限制。这一特点小说也具备，为什么不说小说也是“形散”呢？可见把“形散”说成是散文的特点，是很不准确的，至少说是以偏概全。至于“神不散”，即主题鲜明集中，不芜杂而离题。文学中的其他样式，诸如诗歌、小说、戏剧，哪个不在追求“神不散”？只有“神不散”才能成为文学作品，所以“神不散”也不是散文的特点。
　　从语句的押韵角度说，散文的“散”又是与讲究押韵的诗歌相对而言的，这也是人们区别散文与诗歌的最重要的标准。散文（除骈文外）不讲究声调的平仄，更没有韵脚的概念，不考虑句末一字的音韵，语句的收尾不受任何韵律的限制，讲究韵脚的则是诗歌。诗歌的体裁同散文一样，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歌谣、辞赋、诗、词、曲以及颂、赞、箴、铭、哀、诔等。各种诗歌体裁有各自的格律，其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有韵脚，都讲究押韵，从这一角度出发，故称散文为无韵文，称诗歌为有韵文。近代以来，白话诗、自由诗打破了旧体诗格律的条条框框，使用口语以自由无拘束的语句来写诗，但既称之为诗，还是需要有大致的韵脚，便于吟咏。现在有些人把不押韵的文字也称之为诗，称之为无韵诗或散文诗，这只能引起文学体裁概念上的混乱。既然是无韵文，为什么不称为散文呢？这些人说想突出“散文诗”中的“诗意”，把它归入散文类中就能减弱它的“诗意”吗？中国古代多少散文具有浓郁的“诗意”，虽不称之为诗，不是照样撼人魂魄吗？
　　这也联想到有些人把赋归于散文，赋既讲究押韵，就应归于诗歌，尽管赋有散文的特点，但押韵的重要特点，已经确定了它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赋属“不歌而诵”的文体，与入乐而歌的诗是不同的，应归于散文。我们判定的标准已不是古代的标准，而是现代的标准，中国古代的诗歌早已失去入乐而歌的功能，与赋一样属于“不歌而诵”的文体了。所以判断有韵文与无韵文主要看文本有无韵脚了。当然，赋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形式不断变化，使分类问题复杂化了。也就是它本具备的诗歌与散文两方面的因素，常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有时诗歌化倾向严重了，有时则散文化倾向明显了，比较难把握。从总体上看，赋是讲求韵脚的，但有一些虽冠以赋名的文章，实际并不讲究押韵或不刻意追求押韵，如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从韵脚的方面看，它们大体上与无韵文相近，人们称其为“文赋”，自然也应视为散文。
　　骈文是一种特殊的散文，因为有一部分骈文不仅讲究声律，还讲究韵脚，但骈文从最初形成时就与诗歌不同，它不是用来吟唱的，而是用来诵读的。讲究声律与韵脚是为了诵读时声调和谐，这显然是受到诗歌、辞赋的影响，但又不遵守严格的诗赋声律，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并不把骈文与诗赋视为同类，而把它归于文章类，用现代文体四分法来划分，它应属于散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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