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与工业化对立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金融化根本上是零和游戏，只能让极少数人获益而绝大多数人受损，令中产阶级沦落为负产阶级，固化无产阶级，恶化赌场资本主义，强化新殖民主义，使相关后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经济附庸。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就是工业化中断或停滞的陷阱。
近些年来，受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在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情形下，中国打开了城市化（实乃房地产化）、服务化（集中为金融化）的魔瓶，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虚热实冷态势，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凸显正在成为“新常态”，如此有关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被广泛热议。有鉴于此，中国正面临去工业化危险，面临落入系列陷阱危险，进而面临经济附庸化危险。
与江涌同志交往较多,了解他文章所涉大都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大问题。与目前许多经济学只以经济利润为目的著作不同，江涌是从民族生死存亡的角度因而是战略角度看问题。我们成家的人都知道，在家中医生的话比媳妇的话管用，这是因为医生的话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只关乎感情。文章同理，好文章当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事实上，国家经济不可没有政治。在这方面“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将这一见解表达得很充分，他说：
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了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明了美国针对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展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象苏联那样被瓦解，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 “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对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旨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美国国务院还制订了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 。《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 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南方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狼与羊比，羊比狼“低碳”，狼可吃肉，而羊只能吃草。西方人认为自己是可以“吃肉”的，但中国人最好改为“吃草”。这在中国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与西方展开相应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在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国家之事不可书生意气，大国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是要政治挂帅的。林肯统一南方时，其时南方的棉花比北方的工业品赚钱，经济效益好。短期看是统一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但长期看，林肯给美国奠定了伟大的国基即统一的民族市场。毛泽东搞原子弹，短期看，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不成比例，长期看，中国得到了三十多年的和平和安全的发展环境。因此，精明不是国际政治学的本质。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如果学成了账房先生，其学百害而无益。
中国尤其是新中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是有明确的政治矢量的。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围绕“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宏伟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政治方向，意义重大。
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了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 今天的美国已从“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异化为“以既得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其曾经有过的“工业高峰”已异化为“军火工业”和金融业的高峰。今天的中国已替代了当年美国“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角色。从江涌同志的文章可以看到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已胜过了美国人。2007年至2012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同时美国经济开始患了“肾衰竭”，在危机中日益不能自拔，国力不振，政治上出现人民“占领华尔街运动”。
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尤其是象江涌这一代青年学者的研究正在取代以往以“既得利益为要务”尤其是以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为要务”的研究，他们深切地关注着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并“以争取利益为要务”，在历史进步的潮流推动下，他们在当代中国快速成长，这是中国的喜讯，这是中国人民的喜讯。
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
张文木
2015年9月写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日。
《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
金融化与工业化对立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金融资本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与特殊的组织形式，取得了对工业资本的竞争优势，由此控制了西方社会与政府，而后利用大众舆论与国家政权，用金融化的逻辑来刷新经济、刷新世界，是谓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由此逐渐形成了“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核心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围”这样一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客观上面临成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的奴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的危险境地。
1．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哪里的利润率高就流向哪里，从流通领域、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与之相对应，资本主义具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种主要形态。
商业资本主义，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为期约300年。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都曾热衷于商业贸易，但是这种贸易主要是面向落后地区的，在商业贸易乃至整个经济形态中，“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①。商业资本是具有高利贷性质的生息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②，侵占和欺诈是商业资本获取利润的典型手段与特征。
工业资本主义，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滞胀，囊括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及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为期约200年。工业资本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被空前地创造出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经济生活中的各类商品应有尽有，与工业资本主义相适应的各种规则与秩序纷纷呈现，如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社会基础。
工业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①。但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滞胀”，对利润的追逐驱使资本不断向金融领域集中，生息资本的实力与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成为现代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以它自己的标准对生产过程进行了重组，主导着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并以所谓市场的力量迅速向社会与政府渗透，在逐步控制社会（舆论、大众）的同时，成功地把权力关进了由资本设计的制度笼子里（集中体现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与机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被金融资本逻辑刷新，是谓金融资本主义。
2．美国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内部的对立统一，尤其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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