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民国了》是一份读书笔记
《民国了》2012 年出版后，我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大概，嗯，刚数了一下，有五万余字，简直快又是小半本书了。
360 度无死角被追问之后，我对于这本书的感想基本已经说尽。我倒是想把这些采访内容全放在新版的书后，一来无必要（里面重复内容亦不少），二来太自恋。自恋是要一点的，多了就不好。
于是我把这些内容甩锅给本书责编，请她凭己所好，精选出不到三千字的内容，作为《民国了》新版的代后记。我想，也就够了。
在《民国了》的末章，我引了大清最后的侍从武官唐在礼回忆录里的一句话：很多人只知共和，但是这个共和怎样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
这个疑惑也是当时走笔至此，我自己的疑惑。于是在《民国了》交稿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抄 1912 年《申报》，得一百多万字。我不要看史书里的提纲挈领，我想借新闻里的庞杂与即时，体会当时人的信息世界，也藉此观察民元的社会、细节与人物。
所以《民国了》是有续集的，书名大概是《共和是》，只是还没写完（哭脸）。读到这里，还没有对本书失去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一下哈。
感谢为《民国了》付出努力的人，刘雁、高磊、王楷威、于飞。感谢邀请我做访谈的媒体，请我去做活动的书店，还是给我写书评的朋友，恕不一一具名。
感谢出版方后浪出版公司。新版里的绘图者是绿茶，能找好朋友做这种事真是爽，不给钱还能紧倒催。感谢封面设计师。
这次就这样，下本书再见。
问： 书名《民国了》，让我想起老舍话剧《茶馆》里的一句台词 ：人家都给咱改了民国了！您用这样一个书名，用意是什么？又是因为什么写这本书的？
答： 民国了是当时社会的常用语，光复了，剪了辫子，用了新历，用鞠躬握手代替请安跪拜，大家都会说一句民国了。民国之代清，不是简单的朝代嬗变，而是从法理与观念上肯定了民的至高无上。民代君治，是当时主流的共识。
然而，如何打造一个真正的民国？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民国国民？连孙中山、黄兴等人也模模糊糊，更不要说张謇、袁世凯、赵尔巽了。所以民国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可能性，也湮灭了很多的可能性。
我自己对《民国了》的定位，是一份读书笔记。我从 2010 年 8 月开始读辛亥材料，读了年把时间，比不上专业研究者涉猎广，但基本材料大抵过眼。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新鲜的故事与细节，我就把它们写出来跟读得比我少的那些同好分享一下。当然我自己的眼光、兴趣也融进了叙述之中。所以这是一本很趣味化的笔记。
纯粹的史料不是历史，历史是对史料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叙述都受制于叙事者的学养、经历、立场以及时代。我个人很反对说历史有什么用。历史没有什么用，历史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历史上每一个事件发生的环境不一样，不可能根据历史上的相似事件帮助你解决当下出现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那么喜欢历史而且研究历史？因为人类有回溯过往的本能。还有一点，历史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自己的定位，根据历史可以知道我们从哪儿来，为什么这样，有可能会怎么样。
问： 这本书要向读者展现一个什么样的辛亥？
答： 首先是地域化的辛亥。中国这么大，而且 1900 年之后各省对中央的离心力非常强。因此辛亥绝对不该做一个整体化的理解。大部分的史著都喜欢将辛亥中国当作一个整体，除了保路四川、首义武昌这些绕不过去的节点外，焦点往往集中于北京、南京（还有上海）的双方高层政治。
其次是个人化的辛亥。在看材料时，我特别有兴趣关注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命运。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们对革命的参与是千差万别的，但革命在他们生活留下的影响就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显现出来……这样的个人命运变化让我着迷。
再次是细节化的辛亥。虽说与辛亥相关的书汗牛充栋，但除了原始材料外，我还没见到一本书提供这么多的生活、事件细节。写作《民国了》的野心之一，就是想尽可能多的记录与讲述这些细节。
问： 通过这本书，您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答： 《民国了》所写大致是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逊位这四个月中，数个重点省份与地区的故事。当然也包括某些前史，如秋瑾、徐锡麟等。其特色是历史新闻化，即用新闻特写的方式来书写这段历史，关注从前的主流历史有意无意忽略、遮蔽、摒弃的人物与细节，希望能为易代之际的中国拼图，贡献一种不同的叙述。
具体来说，这本书的主要材料来自历史文件、日记、回忆录甚至小说，本书并没有什么独家材料，这本书的写作重点是叙述方式，我尽量试图还原现场的气氛，以及那些历史关键时刻的可能性，还有就是私人视角中的时代巨变。比如我并不太刻意去写那些大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反而更关注那些参与历史的小人物，一位士兵，一名学子，或是一些有代表的模式，比如四川一个县是怎么完成独立光复重建政权这件大事的。
以第一章为例，章名为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选了恽毓鼎、郑孝胥、吴宓三个年龄、身份相去甚远的人，写他们的辛亥年。选这三个人的原因，一是因为他们都有很完整的日记记录；二是这三个人都远离革命核心，又各有代表性，他们的生活与观感，其实更能反映革命之外又关心革命的各阶层的状态；三是三个人的政治立场分别近于保守派、立宪派与革命派，这三种立场基本可以概括当年中国的主要思潮。这一章也并不是只写这三个人与辛亥事变相关的见闻想法，而是力图将之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读者可以看清，革命与日常生活的相关与无关。
问： 《民国了》里面有一章让子弹飞，提到刘同一不小心点燃了火药使事情败露，之后武昌匆忙起义。惯常的宏大历史叙事会关注一种必然性，这些看上去不太靠谱的偶然
性往往被解释成曲折道路的一部分，这些环节成了小节。你怎么看待这些偶然性？
答： 你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所写的这个时段里肯定有不同可能性，不可能说它再来一遍还是这么发展。我们以前说历史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们作为现代人作为后人不要那么骄傲，不要以为你隔得远就能把这个事情看得清楚。
实际上你是在拿到结果后，再推导原因。比如从来都是把黄花岗起义说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但从当时的状态看起来，黄花岗跟武昌起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唤起广大民众的意识，就是单纯的暴力事件。
武昌起义肯定是一个偶然，可以找出很多变量，如果端方不入川会怎么样，如果四川不爆发保路运动怎么样，但清政府始终解决不了跟社会之间重建默契这个根本矛盾。自从太平天国以后形成了内轻外重、汉人当权的局面，满人第一需要向西方学习，第二需要收权。这两个东西谁先谁后，满人在整个国家失去信誉的情况下，这种改革急还是缓？在那个环境里面非常非常脆弱的火花就可以燃起大火，周围全部是干草，这个大事实不会变化，问题是谁来点燃这个火，正好武昌起义。
问： 在《民国了》之中，我们注意到很多细节写得很传神，仿佛您本人就在事发现场，那么这些细节的还原究竟是基于史实，还是您个人的合理想象？
答： 我基本上可以保证，书中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但我在处理的时候，不是原文照录，我会基于文本，做一个氛围的想象，给它描上一些背景色。因为我写史的目标不是求真，而是求活，我希望我的读者能获得某种现场感，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并不冰冷，它们可以借助我们共同的想象在脑海中复活。
《民国了》里面大量使用回忆录，回忆录其实很多是后来追忆的，其中会出现很多变异，因为自己的利益、记忆的模糊等因素，会把事情叙述的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探究真实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细节问题上。我比较关注的是事情是怎么被传说的，这个事情本身可能重要但那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它在传说中是怎么被叙述的。以前很多人说笔记、回忆录有它的不可信之处，有意思在于他为什么这么说，不在于他说什么，而在于他为什么把这个事情说成这个样子，把事情说成这个样子是要满足什么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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