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是当代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她的影响横跨哲学、政治、法律、历史、国际关系、社会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阿伦特提出了全新的思考人类自由和责任的有效方式，这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和争议。
·本书汇集了知名的阿伦特研究学者的文章，探讨了她思想的核心观念，如自由、行动、权力、判断、恶、宽恕和社会。这些文章清楚地描述了阿伦特的基本主题及其伦理和政治影响。阿伦特所使用的这些用以理解人的境况，政治暴力、恐怖和极权主义等现象的特定概念，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阿伦特思想的不同脉络，也清晰地呈现于本书的字里行间，它为任何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位重要智识人物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易于进入且必要的指引。
作者简介
编者简介
帕特里克·海登（Patrick Hayden）圣安德鲁斯大学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教授。他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邪恶：阿伦特与国际关系理论》（Political Evil in a Global Age:Hannah Arendt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2009）和《世界主义的全球化政治》（Cosmopolitan Global Politics,2005）的作者，以及《Ashgate伦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指南》（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9）的编者。他的研究集中于国际政治理论、当代社会与政治理论、人权与全球化政治中的正义/非正义问题。
译者简介
陈高华男，江西永新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现供职于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研究兴趣为政治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教育哲学，著有《思考与判断：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译有《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人民出版社，2012）、《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等。
阿兰·巴迪欧或许是依然健在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家。当代哲学家中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可以展现其论证和关涉的力度，或者像他那样铿锵有力地批判性地介入到当代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争论之中。近几年来，巴迪欧对于当代哲学、精神分析、本体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电影研究、艺术史、戏剧研究、政治哲学，甚至地理学的影响都在与日俱增。如今，巴迪欧的作品业已成为那些已经声名鹊起的雅克·朗西埃、吉奥乔·阿甘本、斯拉沃热·齐泽克等人所不断援引的对象，而对他的著作的引述出现在大量的学术和非学术的文本中。因此，巴迪欧的著作已经遭到了那些学院派学究们的十分细致的审查，这些学究们的任务首先是批评其著作而不是去看其著作的可读性，他们反对的天赋让他们将这些作品看成是政治和哲学的混合、数学和权威的混合、历史和辩证法的混合、真理和知识的混合——无论这些混合是真知灼见还是“巧舌善辩”。如果本书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澄清并还原巴迪欧著作的原貌，那么，我们会不可避免地立即对巴迪欧的著作作出一些说明，进行一些延伸，并将其纳入到学院体制的话语之中。
巴迪欧的作品诞生于我们所谓的“后-后结构时代”之中。也就是说，他的文本依循着让-保罗·萨特、雅克·拉康、路易·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以及法语语境中的其他思想家的脚步；但他同样要去面对的还有当代英语分析哲学语境中占主流的那些因素，包括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W.V.蒯因、理查德·罗蒂、唐纳德·戴维森等人的作品。在所谓的“大陆”语境中，巴迪欧展开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关于存在的追问”；在“分析”语境中，他质疑了硬科学（hard science）的问题，即质疑了硬科学建立在数学和逻辑之上的根基。这些思考让他可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中来处置诸多偏见和所有这些偏见的疑难——最独特的是关于“主体”的问题，与此同时，他革新了经典的哲学方法，即一种被称为“柏拉图式”的方法，不过他是从当代法国哲学所忽略的数学传统（如阿尔贝·劳特曼、让·卡瓦耶斯的传统）中来进行方法上的革新的。
为了对应于巴迪欧宏伟蓝图的独特性，并以某种方式与其哲学研究恰当地保持一致，本书会这样来展开：首先，勾画出巴迪欧的哲学语境；其次，阐释和拓展他的关键概念和长期使用的那些概念；再次，悉心对待他同当下和过去的一些对手进行争论的关系；最后，考察随着巴迪欧独一无二的介入而带来的引领哲学的方式。正是由于巴迪欧以相当复杂的方式将新古典主义与彻底的新加以熔合，本书像现在这样的分章节，是为了让他的关键概念——“真理”、“存在”、“本体论”、“主体”——同时在这些概念的传统意义上，以及巴迪欧对这些概念的拓展上被把握，这对于本书的作者们自身而言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这些作者们，正如下文要提到，正是独一无二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那么，作为本书的主编，我们试图按照巴迪欧自己的用词，以及根据这些用词所展现出来的问题来表达巴迪欧。
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谈中（这次会谈的扩展版成为了一本叫作《论争集》的册子），阿兰·巴迪欧将哲学语境界定为某种展现了“不可能的关系”，展现了“一种在本质上毫不相关的词汇的相遇”的东西。那么，哲学是按照三个任务组织起来的：
1.“说明思想的根本选择”——一种“归根到底介于有利害关系和无利害关系之间”的选择。
2.“说明思想同权力的距离，以及国家同真理的距离”。
3.“说明例外、事件、断裂的价值”。“此外，这样做是为了反对”那些墨守成规的东西。
在这里的描述中，即要创造出在“一种选择、一个距离，以及一个例外”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最杰出的哲学程式，并附带着说明这就是作为“在生活中具有价值，有着不同于学院派学科之重要性”（P 8）的哲学。对于一个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系统地阐明“柏拉图的姿态”或者“关于多的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来说，巴迪欧极富争议地将哲学同学院派对立起来，并让我们回到柏拉图自己的基本操作，这种做法是恰如其分的。然而，这里存在着一种扭曲。说明一下这个扭曲是值得的，因为对于巴迪欧深深地介入其中的当代哲学语境来说，这个扭曲绝对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个扭曲涉及哲学与为其自身的传播所需而设立的体制之间令人忧虑的关系。
随着苏格拉底的逝去，为了在最严格意义上忠实于他的老师的一生，柏拉图概括出一个“公理式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个悖论式的决定贯穿着整个柏拉图思想体系。在柏拉图的时代，思想传播的场所是神话中的英雄俄卡德谟斯（Hecademus）的果园。在雅典城垣外的一个公园，成为了柏拉图的“几何学家”（geometers）的聚会场所——更准确地说，对所有那些人而言，“不公平分享的学说”（参见Gorgias 508a）是既明显又毫无根据的，因而是他们厌恶的。学园里的学者聚集的目的在于不断地去评述他们的学说，从而打破他们学说的前提，最终在一个开启的新的距离上重新建立思想。在学园学者的实践，与产生了柏拉图体系的思想之间，形成了一个传播和铭写、思想和实践的内在的辩证循环，它起因于苏格拉底这个例外。
柏拉图的“学园”——尽管遭到广泛的误读，这个词并不是直接字面意义上的学校——将巴迪欧前面概括的哲学路径结合在一起。对于这种结合的独特关怀正是：“我们该如何生活？”在《斐多篇》中，在他受刑的那一天，苏格拉底对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弟子说道——哲学地生活，就是以即将来临的世界为根基，在此时此地生活。也就是说，哲学地生活就是去创造这种大写理念（Idea），它的可理解性是思考透彻的、显明的。苏格拉底告诉他的学生要用这些大写理念来生活，以之来决定其生存，去建构一个当下。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斐多篇》里所阐述的原则加以普遍化，即“主观化”。与大写理念相一致，要“哲学地”生活，这必定是一个针对所有人的问题。那么，在柏拉图的体系中，作为加入生活中的某物的哲学，与作为一种学园学科的哲学之间并没有根本矛盾。学园，是自由的，向所有人敞开，它仅仅是让思想得以发生的场所。德布拉·奈尔斯（Debra Nails，1995:214-215）提出，柏拉图的对话事实上全部或者部分被当作是学园的教材，以及学园的“广告”材料。她重述了一个由亚里士多德讲过的故事，一个农夫看过了《高尔吉亚篇》，放弃了他的生计，来到雅典城并加入了学园。奈尔斯继续说道，关键在于，无论柏拉图是否使用这些方式，这些对话都会向那些潜在的学生展现出对话中所记录的论辩的轨迹，这些论辩完全用于追求真理，这也是学园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一思想所思之物的名称，按照巴迪欧的说法，就是正义（justice），若无正义，自由不过是一种审美上空洞之声（flatus vocis）。
那么，究竟在什么地方（一个错误的分界点），让哲学和作为聚会场所的学园彼此针锋相对？按照巴迪欧的说法，现代学院体制是如何或为何弄混了有利害关系与无利害关系、真理与权力的区分，又是如何或为何否认和剥夺了例外的存在，其采用的方式几乎与虔诚的古希腊人禁绝了关于死亡的痛楚的非理性或者不可表达的存在一样？于是，现代学院派是如何占有学园之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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