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汪熙先生纪念文集_傅德华等_9787309133387

　　1979年，汪熙先生已经发表《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一文，率先提出要用比较的眼光实事求是地评价中美关系，客观地评价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等。汪熙先生特别提出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新的评价，与到那时为止的以“美国侵华史”概括中美关系史的传统结论不同。他所提出的看法现在已成为学术界共识，并促进了更为深入的著述产生。而在当时，他的观点却立即遭到恪守教条的一些学者的批驳，在那种特定条件下，汪熙先生承受了不少压力。此一例足见他的学术眼光和勇气。由这篇文章引起的学术界的争论，对突破当时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研究，乃至整个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旧框框起了重要作用，也可以算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开篇之作。

　　《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汪熙先生纪念文集》：
　　汪熙，杰出的学者，永远的浪漫主义者，顽皮的智者，中美友谊不懈的推动者，慷慨的朋友。
　　1979-1980年的冬天，我作为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到了中国。该代表团由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发起组织，包括来自美国不同学术领域的13位中国问题学者。这是我第二次到访中国。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与所访问5个城市的中国同行们交流信息，并于回到美国后发表我们的交流所得。尽管中国学者在交流中显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但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进步着实令人欣喜（我的学术领域是中国近代史）。我在上海遇见了其中一位学者——复旦大学经济史专家汪熙先生。他读过我关于晚清改革家、中国报业先驱王韬的著作，并在中国同行们参加的会议上，从政治角度负责任地对该书作了犀利的评判。在我们代表团离开上海之前，我与汪熙教授进行了更为深入和令人激动的讨论，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回到美国后，哈佛一燕京学社主任艾尔伯特·克雷格（AlbertCraig）教授在一次午餐时告诉我，哈佛一燕京学社正在接收1981-1982学年访问学者项目的申请。他说，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请申请该项目，并询问我在访问中国时，是否遇见过可受益于该项目来哈佛访学一年的中国学者。我告诉艾尔伯特有一位学者特别让我印象深刻，我会写信问他是否有兴趣申请。艾尔伯特提到，申请者除需要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准外，还有年龄的限制。通常申请者的年龄上限是40岁，但由于中国近年的特殊情况，不超过45岁的中国学者也都符合申请条件。我写信将这个项目的情况告诉了汪熙，并告诉他如果有意向，可以向复旦大学校长了解更多的细节。因为克雷格告诉我，他已写信给包括复旦大学校长在内的一批中国大学校长，请他们从各自的大学中提名合适的学者。汪回信说理论上他当然很感兴趣，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美国求学，先就学于威斯康辛州的贝洛特学院，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研究生，并在哈佛度过了1947年的夏天。那些年，美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他接着说，令人遗憾的是，到1980年底他就要满六十岁了，这样他已不符合哈佛一燕京访问学者的申请条件。
　　当时我以为汪熙的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他看上去完全没有60岁的样子——我从未想到他曾经在美国学习（假设我们在上海见面时他已近60岁，那么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在美国求学期间，应该处于不到20岁的青少年时期）。这也解释了他非常精通英语的原因，他不仅能够阅读我所著王韬一书的英文原版，在已发表的文章中频繁引用英文资料，并于先前我们在上海的小组会上，时而纠正翻译对中国同事们中文发言的英语翻译。
　　在上海第一次见面后，汪熙和我很快成了朋友。他将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以及他正与其他一些学者合作编辑的“盛宣怀档案”第一辑寄给了我。我也将高家龙（ShermanCochran）新近出版的《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寄给他，在该书中高家龙引用了汪熙的著作。这是我寄给他的第一《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汪熙先生纪念文集》，以后数年我又寄了一些中美关系方面的书给汪熙。我还寄给他一些我已经出版的著述，我们并相互评议对方的著作。这在当时的中美学术交流关系中是很罕见的。我尤其敬佩他有勇气对中美关系史提出更为中肯的评价，这使他不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名楠所持的对美帝国主义的更为传统而片面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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