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中国梦(中)_杨珍_9787802288362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老外的中国梦》延续了《老外的中国情结》的风格。作者分别采访了19位来中国学习、工作的外国朋友，并从他们身上收获了不少感动和启迪。他们中有资深记者、编辑、翻译，有多年从事环保的生态学者，有老外交家，有影视、戏剧界初露锋芒的新人，有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红孩子”，还有中国奥运军团的洋教练……从他们每个人身上，人们都能发现他们各自拥有的梦想。他们那些或大或小的“中国梦”，有的已经实现，有的还在追寻中。他们的故事展现了不同的个体经验和生命价值，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的一些现状。

　　大龙的天空

　　瑞典人Johan Bi6rkst6n的脸已被很多中国人所熟识，虽然他的本名不太为人所知，由本名的意思“白桦林里的石头”衍生而来的中国名字“白石桦”也算不上显赫，但他的绰号“大龙”在中国却十分响亮。因为人们发现，这个瑞典小伙儿中国话说得特棒，即使和伶牙俐齿的职业主持人斗嘴皮子，也绝不落下风。凡有他参与的电视节目，总是气氛热烈，掌声、笑声不绝。但是千万别以为，这家伙的特长只是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要知道，这不过是他语言才能的一部分，而他在商业上二的成就更是非同凡响，令人称道。

　　热闹的马路不长革

　　中国人喜欢聪明人。大龙聪明得都“绝顶”了，所以他在中国很受欢迎。一个分子动力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会六国语言，学过歌剧，组织过自己的乐队，在北京电台做过DJ，对中国书法文化颇有心得，曾出版过教外国人学中文和研习中国书法的书籍，迄今一直畅销美国、瑞典等地。此外他还偶尔客串电视厨艺类节目，教人们如何做西餐伺候中国胃口。他在电台做DJ挺受欢迎，而上电视做节目，也让电视台的收视率有了保证。1994年，大龙组建自己的易为公关公司，成了易为的董事长。他还参与创立瑞典中国商会并担任商会副会长之职。上电视、做生意、写书，还要建网站，每件事他都能做到行内顶尖水平。这让不少认识他的人感叹：大龙的天灵盖下到底蕴含着多少智慧？

　　著名洋笑星加拿大人“大山”是外国人学中文的一个标杆。人们把中文“说得和大山一样好”当做一种高度评价，而中文“说得比大山还好”的外国人，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大龙正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个。

　　很多音乐爱好者还记得当年有个叫大龙的瑞典小伙在电台里向中国人介绍北欧音乐，他们一方面开拓了过去不太熟悉的音乐审美领域，一方面认识了一个中国话说得极好的瑞典小伙。后来大龙在电视节目《教你做西餐》里教大家做西餐，又让很多电视观众喜欢上了这个性情温和、心灵手巧的居家好男人。那一口纯正的“京腔”更让大家听得兴致勃勃。如今，上到中央电视台下到不少省市的电视台、广播电台都乐意拉他做节目，他的机智和幽默往往给节目增光添彩。无论听众还是观众，一致认为大龙的中国话“说得比大山还好”。

　　孤陋寡闻的我却是在一档体育节目中初识大龙的。大约10年前，中国球迷最喜欢的“乒坛常青树”瓦尔德内尔来华和中国的体育迷亲密接触，当时现场担当翻译的就是大龙。

　　瓦尔德内尔曾与号称“乒乓球王国”的中国7代顶尖高手抗衡了十几年，拿过世界上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大赛的男子单打金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满贯得主”。在他之后，也只有中国的刘国梁、孔令辉达到了这个高度，而世界上无数选手还在苦苦地追寻着这个“终极目标”。有“游击队长”美称的瓦尔德内尔，在比赛中表现出的“永不言败”精神，神出鬼没的战术以及极富观赏性的球技，赢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和喜爱。中国人亲切地称他为“老瓦”，每当老瓦在中国出现，总能引起轰动。

　　这一次，老瓦在CCTV体育频道和球迷对话，身边坐着面目清秀、温文尔雅的大龙。准确生动的翻译，时不时再加上几句插科打诨，把现场的气氛调节得活跃、欢快。我注意到，他的中国话词汇量很大，而且发音和语感都无懈可击，只听声音，绝对不会想到这是一位碧眼金发的外国人在说中国话。当然了，他的“金发”不太茂盛，头顶上已隐隐出现了一个“地中海”，和他那张阳光、年轻的脸似乎不大相衬。这让我想起葛优的名言：“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后来我开始关注大龙，发现他在电视台的出镜率挺高，他的机智幽默使他在观众中赢得了不少“粉丝”。可以说，瑞典人在中国最出名的是老瓦，第二差不多就是大龙了。博格、永贝里的知名度在球迷之外不好统计。知道古斯塔夫国王大名的中国人数量也相当有限，但知道大龙的中国人可能是瑞典总人口的N多倍。把大龙的知名度排在老瓦之后、国王之前，丝毫没有对王室不敬之意。我只是想说明，瑞典小伙儿大龙在中国挺讨人喜欢，而且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都很有人缘，有点“老少通吃”的劲头。

　　大龙在中国的商业活动成绩可观。特别是易为公关公司成立之后，大龙的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顺，已成为同行业中的旗帜。难得的是大龙还擅长理论总结，他的专著《中国式公关》一版再版，已被中国同行视为值得研读的教材，被外国同行视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指南，有媒体甚至认为大龙“颠覆了中国的公关业”。虽然大龙一再表示，谈不上“颠覆”，只是想提出一些观点“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研讨”而已，但他的成功，以及乐于和大家分享自己经验的气度，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赞许。

　　前不久，我和大龙在易为公关公司的办公室里相见，发现他的模样变化不大，笑容依旧富有亲和力，只是“地中海”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锃亮的脑门似乎比电视里更醒目。不过，这倒在他的儒雅气质之中增添了几分“酷”的感觉。

　　大龙自报身高1米80，我深表怀疑，感觉他起码少报了5厘米。他白嘲说：“那是因为我脑门太亮，显高。确实只有1米80。”至于过早谢顶是否是家族基因的问题，他告诉我：“与遗传无关。我爷爷头发茂盛，爸爸的也还算浓密，可是我刚十几岁头发就开始稀疏了。爷爷身材1米90多，爸爸稍矮但还是比我高。三代人的身高和头发都呈递减态势。爸爸曾叹息：‘个头越来越矮，头发越来越少。’我说：‘头脑越来越聪明。’爸爸哼了一声，说：‘未必。”’。

　　其实，大龙的老爸从来没小看过儿子的智商，只是没想到他的儿子后来会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在中国会有那么大的名气。

　　机灵的小子创意多

　　1964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大龙出生在瑞典的Lund大学城，爸爸妈妈都是那里的大学生。爸爸是芬兰血统，妈妈是瑞典人。大龙之下有一弟两妹，弟弟是爸妈领养的孩子，来自韩国。已经退休的老爸前几年还在爱沙尼亚“发挥余热”，最近又到南非开巡回讲座。妈妈以前在澳大利亚，近年来返回瑞典帮大龙的大妹妹照看小孩。大妹妹学过物理化学，当过记者，目前在诺贝尔博物馆负责对外联络。小妹妹在苏格兰读兽医之后在瑞典开了自己的马医诊所。大龙说：“我们一家子都喜欢闯荡，出去开阔眼界。”似乎整个家族都有行走世界的爱好。大概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国际化家庭”长大，大龙天然具有世界公民的意识。

　　大龙在中国当主持人成名绝非偶然，当初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显露出主持人的潜质。小学一年级，孩子们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和玩具拿出来交流，Johan同学就煞有介事地充当起拍卖师。木槌一挥，神气之极，儿童的天真与拍卖师的豪迈奇妙地集于一身，充分展现了小Johan驾驭现场气氛的能力。我估计，小Johan很可能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拍卖师，学校和家长都没想起申报吉尼斯纪录绝对是一个严重的失误。那一天，Johan拍卖师给同学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姥姥提供了永不厌倦的话题和反复回昧的华彩篇章。

　　瑞典是个美丽的国家，到处是森林。大龙小时候常常和爸爸骑上自行车，三摇两晃就到了森林深处。那时他还经常和爸爸一起去看冰球，自己的“小爪子”握在爸爸温暖的大手里，嘴里一边嚼着“热狗”一边为本地的冰球队呐喊助威。这些都是大龙童年美好的记忆。

　　大龙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接触，是7岁时爷爷带他到中国餐馆品尝美食。“我一进餐馆就被浓郁的中国文化所包围，碧水丹青，雕梁画栋，从那一刻起我便对这个有着5000年文化的泱泱大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然，这个泱泱大国的佳肴对于小孩更具诱惑力。小Johan熟练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巧，并以此作为向同学和小朋友们炫耀的资本。

　　要知道Johan同学是个有深度的小孩，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不会仅仅限于饮食文化这部分。他到博物馆参观文物，学着欣赏中国字画，虽然还不能全面地、系统地接触中国文化，毕竟为后来成为超级“中国通”做了最初的铺垫。

　　中国人通常把14岁的男孩称为“小屁孩”，其中很有爱恨交加的意味。有人说，半大小子“鬼见愁”。想想看，鬼见了都发愁，他们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的能力有多强。乖孩子不是没有，但比例偏低。成年男子包括我老人家在内，回首14岁前后的往事，自己都觉得“劣迹斑斑”，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事迹。我相信，其他国家这个年龄的孩子也未必“乖”到哪儿去。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里有个半大小子凯鲁比诺，作者的角色提示是，“这是一个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希望有的，也是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头痛的孩子。”足见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男孩一样“淘”啊！

　　但是，我们的Johan却能在14岁时，办了一件让大人们刮目相看的事。这个时期Johan热衷于收藏啤酒罐，手中啤酒罐的花色数量已形成一定规模，为了能和有共同爱好的人交流信息、互通有无，他产生了一个念头：组织啤酒罐收藏协会。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上面写道：“收藏啤酒罐的朋友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啤酒罐收藏协会即将成立，最先打进电话报名者，可领取3个美国啤酒罐……”

　　大龙提起这件往事，脸上难掩得意之色。“结果竞有70多人来电话，没有那么多啤酒罐，只好说对不起，您来晚了，啤酒罐发完了。协会还真的组织起来了，最终参会的有30多人，每个会员一年交50瑞典克朗（相当于50元人民币）的会费。我因为是发起人、N0.1，就当了会长，N0.2有50多岁，任副会长。我在20岁后去干别的事，但协会一直在活动。2003年我还接到一封信，得知那时协会会员已发展到600多人。估计现在规模会更大。”

　　协会的成立对于啤酒厂商绝对是利好消息。所以，没过多久，啤酒厂商的行业协会就来联谊，请媒体来采访这位年轻的啤酒罐收藏协会会长。于是Johan会长接受采访，被拍了不少照片，15岁就成了新闻人物。一个14岁的孩子发起组织了一个民间协会，会员多数比他年长，副手比他父亲还大，竟然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领导。而且协会在这个小孩子的领导下，还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社会影响，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瑞典大概也不多见。在别的半大小子还在淘气时，Johan同学已显现了领导者的气质和能力。这大概是他后来在中国商界取得成功的原因吧！

　　16岁时，看到老爸发表科学论文需要手工绘制不少图表，他从中嗅出了商机。他去注册了一个制图公司，小试牛刀就颇有斩获。“那个时代，家用电脑尚不普及。我的公司正好顺应了社会需要，还真承接了不少业务。后来一个人忙不过来，还雇了一个帮手。那时我每月的收入比成年人的工资还多，一个高中学生能赚这么多钱，让我很有成就感。”

　　西方有句谚语：“人不能同时骑两匹马。”与中国人常说的“一心不可二用”意思相近。但是Johan似乎擅长一心二用，他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经营自己的公司，居然成绩都不错。问及诀窍，大龙狡猾地一笑，“我钻了瑞典教育法的空子”。

　　瑞典义务教育和中国一样，也是9年。一至九年级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受教育，90％的人升入高中。瑞典教育法中有一条规定，如果学生感觉教师对自己有偏见，可以到别的学校考试，成绩也算数。Johan学研究这条规定后，心中暗喜。他自信不上英文课拿一个优秀没问题，就去考了一个学分免上英文课。当别人还在和英文较劲时，他又悄悄地攻下了德文，学校开德文课时他又免读。总是领先一步，就总能优哉游哉地少上课多拿分，用此方式依次拿下化学、生物、社会科学、哲学和宗教学等课程。

　　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估计，老师们对他本来没有偏见，后来就算有了偏见也无可奈何。直到今天，大龙还清晰地记得自己那时上课的规律：周一不上课，周二下午2～5时上课，周三全天上课，周四上午9～12时上课，下午便放了羊，周五更是不见踪影。这样他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当他的“小老板”。

　　据说，现在的瑞典教育法已经取消了这条规定，大概是因为Johan这类学生的“合法逃课”对学校的管理不利，而且有伤教师们的自尊。这个“空子”一堵，以后的学生智商再高，也无法复制Johan同学的学业商业双丰收的奇迹了。

　　维京的小伙闻北京

　　Johan的大学教育是在Uppsala University完成的。Uppsala Univer-sity是一所1411年成立的欧洲老牌大学。Johan同学在大学里继续彰显他的聪明才智，尤其是语言天赋。

　　他的英文底子不错，加上在美国上过一年学，英语的听、说、读、写和母语一样流利，法语、德语也能轻松阅读。在军校受训时他又学了俄语，虽然有校方强制的因素，Johan还是觉得乐在其中。“那时规定我们每周必须背下三、四百个单词，小册子40页的内容。周五考试，瑞典文译俄文，连续三周不及格，就要被罚直至开除，如果开除就会被派干最无聊的军活儿，比如打扫厕所之类。有压力就学得快，我虽然直居最后几名，但是始终没被开除，一次也没被罚过。”欧洲人学英、法、德语相对容易，有很多单词都一样，会几种欧盟范围内的语言的人不算少。但俄语的发音、书写差别较大，特别是语法的变格、变位挺复杂，但Johan还是在一年之内学会了。而且，学语言的经验也由此被军校“逼出来了”。

　　他说：“不仅喜欢，还要刻苦、自律。学语言必须下工夫，一句话：兴趣加上逼自己。”这经验用在学中文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就。

　　他学中文的积极性是毋庸置疑的。当年爷爷、爸爸领着他到中国餐馆大快朵颐时，他已经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之后想学一种与欧洲语言差别较大、比较特别的外语时，他一向崇拜的当作家的伯伯给了他决定性的指导：“你应该学中文，别看中国现在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比较落后，但毕竟是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而且发展势头一直向上，将来会是个非常发达的国家。”

　　他在斯德哥尔摩学了两个学期中文。“说老实话，刚开始时还是有点怕的。”大龙承认。在西方，人们把学中文视为畏途，形容某件难事就说“比学中国话还难”。Johan同学有点发怵也很正常，但军校的经验帮了他。两周掌握课本80页内容，“兴趣加上逼自己”，每逢考试都顺利过关，这大大地鼓舞了大龙的士气。

　　他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是注重发音。如果口语老师的发音不准，宁可听磁带。他就遇见过一位南方口音很重的老师，总说“粟上有一滋了（树上有一只鸟）”。“鸟”“了”不分，汉语拼音Z、C、S与zh、ch、sh不分。于是他就重施中学“逃课”的故伎，自己听磁带学习。“学任何一种语言都要重视发音，发音准了，书写一般就不会错。”后来他到中国，一开口讲话就让中国人听着顺耳，人们得知他只学了一年中文，而且是在斯德哥尔摩学的，无不表示惊讶。

　　1986年，他得到一个到中国当陪同的机会，终于可以一圆他的中国梦了。不过，一下飞机他就遭遇了“温柔一刀”。“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是在1986年的夏天。当然了，那是个天气燥热的夏天。当时我要从机场打车到市区，出租车司机要价50美元。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应该是什么价钱，但凭着我去过许多国家的经验，我知道我应该跟他讨价还价。最后我们以15美元成交。后来才知道，我还是被‘宰’了。”

　　这一刀“宰”得还不太痛，所以一直被他当成一段有趣的往事屡屡提起。毕竟得大于失，他在北京的那段经历成为终生难忘的回忆之一。当然还有这段经历伴随着一般瑞典人难以承受的酷热。“那次我住在复兴门边上的一个小旅店，每个房间住8个人，因为价格是每人每晚8元，很便宜，大多数的客人都是卡车司机。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是，我身边随时保持7个免费的中文老师。卡车司机们来来往往，我就有了数不清的中文老师。”他的“如意算盘”一方面可以真正接触这个国家的普通人，一方面可以最高效率地锻炼口语。司机通常见多识广，掌握最鲜活的词汇，而且喜欢与人交流。在三个星期高密度的Q&A游戏中，大龙的中国话有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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