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_迪特•库恩 (Dieter Kuhn) (作者), 李文锋 (译者), 邵君安 (译者)_9787508665009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四卷。从10世纪唐代后期到宋帝国早期，中国发生的转变标志着中华帝国出现了历史上决定性的断裂——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在880—960年间的混乱和内战中消失了；随着士族的衰亡和士大夫阶级的出现，旧的治国之道被遗落。士大夫阶级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并通过了科举考试，决心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强大的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界定宋代是一个转型朝代。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卜正民
2016年6月2日

第7章人生礼仪

在宋代，两项仪式由于其社会和开支方面的重大影响，在一个家庭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即婚礼和丧礼。除此以外，女孩适龄订婚的笄礼、四季的释奠礼、祭祖礼以及年轻男子年满15 岁时的冠礼（在这个礼仪中他们穿上长袍并取字）等，在贯穿其一生的诸多礼仪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冠礼是仿效古礼重新恢复的，而婚丧礼并不仅仅是繁文缛节，更是宋代传统生活的一部分。婚丧礼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个体家庭，它们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极其重要，通过这一阐释，人们得以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继而得以沟通古今。

宋朝的婚姻制度

中国家庭是由家长主导的，这意味着父亲或祖父对家庭具有法律赋予的统治权威。三代同堂的家庭中，祖父对整个家庭及其成员（包括其妻妾、儿子和儿媳、孙子和未出嫁的女儿，以及辈分较低的亲属和仆人）负有法定责任。他对家中一切重要事务，特别是祭祖，具有绝对的权威，而祭祖被认为对于家族的延续、巩固和繁荣具有重要作用。
士大夫家庭的家长在宗祠主持祭祀，宗祠是家族的精神中心，通常祭祀对象是三代以上的祖先。男性后代最重要的法定义务是把祭祖仪式世代传承下去，而婚姻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渠道，婚姻通常被视为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可以通过精神方式，将生者与逝者紧密联系起来，促进二者的福祉。权威的《礼记•昏义》解释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
但一桩好的婚姻除了养育后代之外，还要满足其他社会经济功能的需要。婚姻使许多家庭被连接在一起，它也使家庭的政治影响力、特权和经济上的兴旺得到了保障。在中国社会，一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由其身份（家长、长兄、弟、妻、妾、女、女婿等等）所确定。家庭中的等级比性别更重要，仍然健在的老夫妻在家中拥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可以使唤晚辈做事。
尽管国家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登记婚姻，但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男女双方家庭都把婚姻视为一件严肃的事情，并接受法律对婚姻的约束。例如，中国的一夫一妻制意味着一个男人可以同时和几个女人一起在他的家庭中生活（他的妻子、妾和婢女），但他只能有一位法定的妻子。妻子，即正房，位列家中等级制的女性之首，特别是在其儿子娶妻、她成为婆母后。根据法律，一个已经娶妻的男人严禁再娶一位妻子，否则会受到刑罚处罚，只有他的妻子死后或他离婚之
后才能再婚。
大多数家庭请女性媒人来给儿女安排良缘，媒人们熟悉当地情况，他们牵线搭桥促成好事，让双方家庭最终同意男家下聘礼，女家出嫁妆。在与男女双方家庭的商谈中，女方家庭的财富要比待嫁女子的相貌或其他条件更为重要。适龄的年轻男女只是婚姻棋局中的卒子，在男女双方都还是孩子的时候，双方父母预先定好婚约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与邻国的蛮夷不同，宋朝人通常是同代相婚。11 世纪时，女子的适婚年龄是14 岁到20 岁；男子是16 岁到30 岁，在更小的年龄婚嫁也是被许可的，年长而不婚被认为是不幸的。
唐代上流社会家庭喜欢从世家旧族中选择儿媳，在宋代，富家之女是人们选择儿媳的首选。蔡襄曾对此有抱怨：“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在新儒家哲学家看来，这种婚姻观念带来的堕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男人的财产、他的聘礼以及妻子的嫁妆成了婚姻的决定因素。
宋代的富裕之家通常来自士绅和商人阶层，这些人家为其出嫁的女儿置备了田地和嫁妆作为陪嫁品，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了。他们四处打听在京城进士考试中及第的年轻士子的信息，这些人被视为未来女婿的最佳人选，整个家庭都期待着从与进士结亲而获益。而对于一位受过教育、富有而又可爱的正当妙龄的女子来说，她的父母要让她读文阅史、填词作文，使之善于谈吐，精于女红，士大夫为了幸福和家道兴旺似乎会把这样的女子视为求婚的最佳人选。有时候，有的家庭还会对未来女婿的教育进行投资，“榜下捉婿，亦有缗钱，谓之系捉钱”。
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年轻女子寻找合适的配偶可能是个挑战，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哲学家程颢（1032— 1085）的女儿。她的叔叔程颐是个坚定的卫道士，不让她嫁给不及她智力水平的男人，认为这样的男人与她不配。在她24 岁因病而亡后，年老的程颐说：“颐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为免嫁不出去的尴尬局面出现，北宋上流社会家庭在朋友、同僚和亲戚的家庭中寻求婚配之家。在南宋，地方交往在促成婚配中所起的作用特别重要。
根据1147 年一篇文献的记载，由媒人与双方家庭对婚聘以及具体细节问题的商议可以确保双方家庭免于出错和受骗。男方所聘的媒人说媒的第一步是向女方家递上“草帖”，列明男方各种信息：男方家的家族谱系、男方在家中的地位、他的生日以及他母亲的姓氏。
如果女方家对他有兴趣，媒人也会给男方家一份列明女子的同样信息的草帖。
下一步男方家还要给女方家一份“细帖”，包含更多的个人信息，包括男方的出生时辰和女方将来要生活的家庭的情况，女方家会答复男方家有关女儿的嫁妆的数量和类别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一方或双方对这桩婚事不是很满意，他们可以不失体面地取消婚约。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接下来新郎家的女眷会对新娘进行检查，南宋时新郎本人可以这时看一下新娘。如果他认可这位未来妻子，就把一支金簪插入她的发髻中。
新郎家给新娘家送去4 坛或8 坛酒（酒坛装饰得很漂亮），表示确认这桩婚配。为了完成婚约，新郎家还要把聘礼送到新娘家，根据新郎家的富裕程度不同，聘礼不仅包括食品、女式衣衫和丝绢，而且还有三件金制品—金钏、金鋜、金帔坠。新娘家一般也会回礼，以此建立相互的义务关系。这时，两家还请占卜者确定结婚的良辰吉日，包括嫁妆等一应物件都要置备好。
宋代婚礼所具有的社会重要性，在新郎要穿的新衣上就很明显地体现出来。在唐代，官员的嫡长子在婚礼那天可以穿上比其父亲品级低一级的官服。而在宋代，如果官员的儿子还没有考过科举，他可以穿上九品官服。已经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新郎在婚礼那天会穿着自己的官服。唐宋时代的法律允许平民在婚礼时穿喜服，但不能穿官服。
平民百姓的婚礼相对简单，一般仅有四个步骤，而世家子弟的婚礼则要六个步骤，仪式更为复杂。理论上，这些仪式和古礼是相同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仪式在仅仅百年间就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司马光和朱熹的论著中已经很清楚地指明了这些变化。这一系列精心编排的礼仪包括：新娘离别娘家、送亲的队列、新娘蒙着盖头坐在带帘的花轿里、乐队击鼓吹笙、到达新郎家及迎亲者的迎轿、新娘进入夫家门、拜堂前的准备、跪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新娘要应承敬奉公婆、新人夫妇祭拜夫家先祖神位、洞房、婚宴、其后夫妻回访女家。这一套复杂礼仪的每一步都要按传统规则和当地风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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