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的转型，是近些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不少成果。《民国时期史学三题》遵循“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围绕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专题展开探讨，共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 历史编纂学的转型
第一章 清遗老的精神寄托：清史馆与《清史稿》的纂修
第一节 复古思潮与清史馆之设
第二节 《清史稿》的编纂过程
第三节 清遗老政治文化心态的真实写照
第二章 国家意志在修史领域的弱化：民国国史馆的多舛命运（1912—1949）
第一节 新旧交织：国史馆初设无功（1912—1917）
第二节 政学转换：国史馆降格为国史编纂处（1917—1927）
第三节 筹而未设：停留在政策层面的国史馆（1927—1937）
第四节 保存史料：战火淬炼下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1937一1946）
第五节 复古“正统”：国史馆政治属性的强化（1946—1949）
第三章 “历史完形论”的提出与实践：周谷城的中外通史编纂
第一节 以“新史学”为主旨的通史编纂理论
第二节 以新纪事本末体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借鉴
第四节 历史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
第四章 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
第一节 《白话本国史》：开创中国通史编纂的新纪元
第二节 《吕著中国通史》：通史编纂的全新尝试
第三节 通史编纂经验在断代史中的成功运用
中篇 “新史学”的演进
第一章 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第一节 对梁启超史学前后期关系的重新界定
第二节 新史学从思潮向流派的转型
第三节 新史学流派的学术主旨
第二章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第一节 “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
第二节 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 节 体之中
第三节 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
第三章 唯物史观与“新史学”学者治史的新境界
第一节 “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批评
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新史学”理论的深化
第三节 诸多领域的启发性运用
第四章 “五四”以后“新史学”的延续：萧一山的史学思想及清史编纂新论
第一节 深厚的师生情谊与博通的治史风格
第二节 中西交融下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第三节 “以义为全书之精神所在”
第四节 政治、经济、文化均衡诠叙
第五节 运用章 节 体编纂大型史书的成功范例
第五章 卫聚贤与“新史学”
第一节 鲜明的进化史观和强烈的经世色彩
第二节 跨学科治史方法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第三节 对中国史学史的较早探索
第六章 陆懋德《中国史学史》的特点和价值
第一节 两份目录之差异
第二节 以史书编纂为主线梳理中国史学的演进脉络
第三节 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下篇 经史关系的变迁
第一章 谢无量经学思想略论
第一节 以现代哲学、文学理念统摄经学的尝试
第二节 融经人史：开拓经典研究的新方法
第三节 浓郁的“信古”风格
第二章 以史治经：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
第一节 以史学治经学，以史学统一经学
第二节 以进化论为指导、注重因果与联系的治史特色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达到学术研究新境界
《民国时期史学三题》：
此外，他采取这种体裁编纂中国通史，实有其现实寄托。他说：“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其在全书最后更是鼓舞国人应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并引梁启超所译拜伦的诗作为结尾：“马拉顿前啊！山容缥缈。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一个史家的强烈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二）秉承新史学旨趣的同时逐渐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加以熟练运用。
吕思勉是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实践者，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历史演进大势和反映社会情状的编纂主旨也贯穿于其一生的史书编撰中，这部著作所采用的新式体裁实际上更鲜明地体现出这一主旨。而且，其在上册所开列的文化诸专题，实为继承梁启超的通史编纂构想，此将梁氏所拟定通史目录与吕氏目录相比对，自然可明，只是吕氏目录为切合大学通史教材的实用性而更为简练。同时，在社会生活内容上，较《白话本国史》而言，他增添了衣食、住行两章，以更好地达到新史学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比如，他通过考证《诗经》、《礼记》、《孟子》等古代典籍的记载后，认为“古人主要的食料有三种：（一）在较寒冷或多山林的地方，从事于猎，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二）在气候炎热、植物茂盛的地方，则食草木之实。……（三）在河湖的近旁则食鱼”。又指出，“烹调方法的进步，也是食物进化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根本，由于发明用火”。其重在记述古代社会衣食住行的变迁并注意分析其原因，从而使读者可对古代人民的生活状况演进有一基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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