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_（波）伊萨克·多伊彻_9787511714244

　　《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流亡的先知）（全新插图修订本）（套装全3卷）》是迄今为止全面、详尽的托洛茨基传记，由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所著。作者依据大量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全书共分为三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武装的先知》：

　　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全面且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且残酷的派系斗争，详尽地叙述了当时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

　　着重叙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以20世纪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最后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杀身亡的悲剧结局告终。

　　再版译者前言

　　十月革命的暴力和不够暴力

　　此书再版与初版虽然只相隔了13年，但在这13年里，中国学界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1999年底或2000年初，席殊书屋在评1999年十大好书时，评委之一、经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块理论文章的中共理论家龚育之对某些学者提议把《先知三部曲》列入1999年十大好书提出异议，说如果这样的话，就要对联共（布）党史重新评价。

　　2007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一篇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文章，说的就不是联共（布）各派人物的是非对错的问题了，而是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党，从它的领袖列宁开始。文章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搞密谋策划的布朗基主义，搞的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不是他晚年更加成熟的思想——民主革命。据此，作者不仅把斯大林的专制暴政，甚至连中国的“反右”、“文化大革命”都算到十月革命的账上。这已经不是如何评价联共（布）党史了，而是在否定暴力革命下彻底否定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了。大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重归革命家行列才不会引起异议。因为此时，革命家已被视为洪水猛兽、罪恶渊薮。这使笔者想起1991年在参观莫斯科的一个庄园时看到的一个挂盘，上面画着一条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多头恶龙，这条恶龙最大的一颗头是列宁，在他的两边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也在其中。当年用屠刀划出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鸿沟，在时隔50多年后，在革命不再神圣时，消弭了，让人感到当年的屠杀者枉费心机，牺牲者的血则白流了。

　　2007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按以往的惯例，每年11月7日，中央电视台总要播放俄共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的游行，游行者举着红旗和列宁肖像的新闻，还要播一个专题片。然而这一年不知什么原因，央视不仅没有播放专题片，连相关的新闻报导都没有。想必不是因为俄罗斯在这一天没有人或政党再为纪念十月革命而游行了。正式刊物除了《炎黄春秋》在11月号上又刊登了一篇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外，也几乎没有一家刊物刊登相关文章。

　　这段时间内，在民间网络上却形成了关注十月革命的一个小高潮，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某个“知道分子”称十月革命时并没有发生像样的战斗，因此不能算是革命。有人借题发挥，指责媒体把华南虎照片的真假炒得沸沸扬扬，却对十月革命的真假缄口不言。这些人同样是要否定十月革命，但与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不同，不是因为它是暴力革命，而是因为它不够暴力。革命在后革命时代的尴尬，在这两种声讨声中尽显无遗。

　　笔者根据近年来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写了《解读十月革命》一文，指出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马克思主义是铁案如山，根据是马克思一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没有给它加任何限定，说在和平时期联合，而在战争期间就应该为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厮杀。另外证明，十月革命并非像以往所宣传的那样，是一场暴力革命，更不像《民主社会主义》一文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布朗基式的密谋策划的阴谋活动，而是一场苏维埃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靠的是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其中没有任何阴谋可言。在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绝大多数，临时政府也是由它们组成，倒是它们在政治斗争中使用了阴谋手段，如串通帝国主义盟国阻止流亡国外的反战的国际主义者回国。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正是因此不得已而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返回俄国。持合法手续回国的托洛茨基更是在旅途中被英国海军截下，在战俘营中拘押了一个月。在6月18日为帝国主义盟国和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而发动的进攻失败后，克伦斯基政府和苏维埃多数派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借列宁乘德国铅封车回国一事把布尔什维克领袖诬陷为德国特务，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封它的报纸，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把托洛茨基等人投入监狱。然而，这些阴谋再加上权力，也未能阻止革命的进程。原因并不是布尔什维克阴险，而是他们严格遵循革命的内在逻辑，并把这一逻辑贯彻到底。

　　革命本是社会矛盾极度激化的产物。二月革命也不例外。二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土地、面包”，其中的阶级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和平就是停止战争，反对资产阶级扩张和争夺市场的野心，土地就是农民要求把大地主和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战争，大概是不能否定的。这不是布尔什维克下的定义。在大战爆发前，第二国际开过三次大会，谴责战争。而市场和殖民地是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要停止战争，就要反对那些挑起战争或要发战争财的人。二月革命后组建的立宪民主党和进步集团的政府虽然不是发动战争的政府，但它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是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新政府继续参战，除了盟国的胁迫，也出于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分一杯羹的本国资产阶级的要求。

　　“和平、土地、面包”是普通群众的要求，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胜利的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人民革命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和领导党，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履行革命党的职责，满足群众在二月革命中提出的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二月革命只是推翻了沙皇，并没有实现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或是干脆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让它把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其扩张野心。但他们既不领导群众完成革命，也没有把政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他们只是请杜马临时委员会出来组阁，而自己仍作为苏维埃的领导党，在第一届资产阶级政府垮台后，他们坚持要建立联合政府，即社会主义者与资本家的联合政府，企图充当革命人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协调者的角色。这是任何一个政党在革命中都无法扮演的角色。人民要求和平，而资产阶级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二者之间是不能调和的；人民要求土地，而与大地主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满足人民的这个要求的，这也同样是不可调和的。妄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必然失败。他们既不能让资产阶级、地主贵族放弃扩张野心，把土地分给人民，也不能让经过革命洗礼的人民群众继续像以前一样地为前者当牛做马，为他们的利益而流血牺牲。因此，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的八个月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没有为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和平和土地——向前迈出一步，倒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迎合资产阶级的要求，现在他们打着保卫俄国革命的旗号继续战争，打着维护革命秩序的旗号镇压农民自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但他们毕竟是苏维埃的多数党，承受着这个革命机构的压力，不能完全无视人民的要求，彻底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就这样，他们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在二月革命中赢得的资本，灰溜溜地退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6月举行的全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们能得到5/6的选票，而在科尔尼洛夫暴乱后，他们在彼得格勒市杜马的选举中就已落败，在9月举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两党的席位加在一起还比布尔什维克少4席。在10月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占压倒多数。

　　托洛茨基后来总结说，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他们当权时，能够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其实，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失败之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之处。他们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的和平与土地的要求，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或与资产阶级联合组阁。他们对人民耐心地解释，只有建立人民政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才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土地，而资产阶级政权（联合政权也一样），只能让人民继续为英法美交易所老板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流血牺牲。当人民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布尔什维克的预言和对临时政府及苏维埃的多数党的批评一次次地被现实所证实时，人民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对和平和土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党的身上。而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欺骗人民。它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本国和盟国的资产阶级决裂，在它的《和平宣言》遭到盟国拒绝的情况下，毅然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单独媾和，并把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人民的这两个基本要求。这就是谴责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站不住脚的原因，也是它不够暴力的原因。因为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苏维埃民主革命。

　　解散立宪会议

　　当然，现在国内学界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不仅仅局限于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够暴力上，对十月革命的否定扩展到对布尔什维克党、它的领袖列宁和它的策略上。在这方面最为人所诟病的一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二是解散立宪会议。

　　前者说布尔什维克在它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后，才提出这个口号，足见它的阴险。这显然是对相关史料缺乏了解。在列宁回国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主张支持临时政府。在列宁回国并使党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后，它就一直坚决反对联合政府，主张没有资产阶级代表的苏维埃掌权。当时在俄国已经形成了双重政权——一方面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二月革命后组成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苏维埃。当时列宁的立场是通过民主斗争争取赢得苏维埃的多数，即进行苏维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的口号。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个口号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历）举行的统一社会民主党全市代表会议上，就提到了这个口号：“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夺取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取决于事件发展的速度。我们不说绕开苏维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整个革命民主派政体的代表制的形式。我们只应该力求在苏维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数，用真正革命的内容去充实它，围绕着我们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说得十分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托洛茨基刚刚回国不久，他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甚至还没有与列宁商谈他领导的区联派组织与布尔什维克合并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口号在那时就是包括布尔什维克（以它为主）在内的苏维埃左翼的口号了。至少，在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人游行队伍就打出了这个口号。而在当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对解散立宪会议的指责更为严厉，有学者撰写长文，说布尔什维克以允诺召开立宪会议夺取了政权，一朝政权在手，在立宪会议选举失败后，不是顺应民意交出政权，而是背信弃义地解散了立宪会议。还说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的书名名不副实，因为十月革命并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战斗（即不够暴力），只不过是当时频频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是这么说的），而布尔什维克悍然解散立宪会议才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这种说法只能表达作者对革命的蔑视和对立宪会议的尊崇，无论如何都不是当时亲历这两个事件的人民、各阶级、各政党和各个国家对它的感受的真实写照。

　　约翰·里德亲历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合实际的。事实是，自从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格勒的多数，托洛茨基成为它的主席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就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在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日益临近时，他们的焦虑达到了极点。这在当时的报刊上都能反映出来。至于十月革命是否震撼，并不取决于夺取政权时是否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血战斗，而取决于政权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及方针政策有无变化和变化的大小，更取决于它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无疑是十分震撼的。它将私人企业国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不仅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还要公布各盟国与沙俄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当初颂扬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并不夸张。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穷人的利益剥夺富人的政权；它完全不遵守外交游戏规则，公布秘密条约，以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满足各国资产阶级的贪婪的胃口；它越过各交战国政府直接向它们的人民呼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是面临被剥夺的俄国资产阶级被这次“政变”所震撼，就是各交战国的政府在面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在厌战的士兵中引起的反响时，能不胆战心惊吗？

　　笔者无意否认立宪会议即民主形式带来的好处，也不否认斯大林个人独裁与一党专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联系。但如上面那位学者那样，说布尔什维克就是凭着许诺召开立宪会议才获得政权，而得到政权后就过河拆桥，解散了立宪会议，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说，十月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主要靠的并不是许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发发动二月革命的人民的口号。立宪会议是政党的口号，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各政党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早提出这个口号，是在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次年，社会革命党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但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更为紧迫的是解决和平与土地的问题。在那时的俄国政党中，唯一一个要认真地解决和平和土地这两个问题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即使把立宪会议的口号看成与和平与土地一样重要的口号，它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和平和土地一样重要，那也不能据此指责布尔什维克背信弃义，因为它至少真正地落实了两个口号，即和平与土地。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在它们执政的八个月的过程中，没有为解决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采取过一项严肃的措施。

　　而且在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时任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的纳博科夫说过，天真的人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就是为了制定基本法，然后根据选举结果把政权交给选出的多数党，然后就自动解散，实际绝非如此。一语泄露天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根本不想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在他们的手中，成了拒不解决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挡箭牌。所有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措施，他们都说自己无权决定，推给立宪会议，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措施，则立即拍板，也用不着等立宪会议了。群众对他们的不满，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

　　立宪会议的选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也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得到210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60%。但他们的票源主要是来自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城市里，他们的得票不仅大大落后于布尔什维克，还少于立宪民主党。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表明，社会革命党作为执政党在2—10月间的表现，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任总理的政府在后来几个月中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它声誉扫地。工人阶级和它的武装——赤卫队——对它深恶痛绝，军队的绝大多数也支持布尔什维克，在10月中旬，当布尔什维克成为全国各主要苏维埃的多数时，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退出苏维埃。一个仅靠农村人口庞大的基数而成为多数的党，甚至支持它的农民也主要来自边远地区，而在城市和军队中都得不到支持的党，在主要行政资源都来自城市的现代社会中，能组建一个什么政府呢？肯定不会是该党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强硬政府，而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指望这个政府来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肯定是不行的。一个执政几个月的政党，连它的基本纲领——把土地分给农民——都不能实施，甚至连为实施它的准备都不做，只是一味地把它推给立宪会议。这样的党即使让它再次组阁，它又能做什么呢？在它过去为苏维埃的多数派和执政党的六个月中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事实不会因为这个党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获得多数而改变，何况这个多数本身也是有疑问的。

　　十月革命前，社会革命党分裂为两派，一个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另一个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官员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逮捕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实施社会革命党的基本纲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立宪会议各党派代表的名单还是在7、8月间定的，在9、10月间已经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交替出现在同一个党的名单中，而且其中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全部社会革命党代表的3/4，完全不能反映十月革命前后这两派在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因为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70个席位，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有16席，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6席，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7席。即使中派和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都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致，他们所得的全部选票也要少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变化的原因可能在于下面的事实，即十月革命后，电报邮局系统对苏维埃政权的消极怠工，临时政府被推翻、社会革命党分裂的消息迟迟不能传到外省，更不用说是边远地区了。大多数农民本来是想把票投给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在土地委员会工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却把票投给了作为政府代表逮捕他们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谁应该对一党专政负责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立宪会议得到尊重，肯定能避免由一党专政演变成的斯大林个人专制制度，以及由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其实，解散立宪会议并不意味着民主制的终结。在公认的民主国家中，解散议会和重新选举之事也屡见不鲜。而当初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解散了立宪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召开，确实也有客观历史原因。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应对此负一定的责任。

　　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苏维埃的多数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不让一个布尔什维克进入主席团，当布尔什维克已占苏维埃的1/3席位时，也是如此。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了一半的席位后，在9月进行了主席团改选，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在主席团中成了多数，托洛茨基成为苏维埃主席。当布尔什维克党团建议按各党派在苏维埃的席位建立联合主席团时，遭到从苏维埃多数沦为少数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断然拒绝。策列铁里说：“我们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使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希望你们在你们现在准备占据的位置上哪怕只维持这个时间的一半。”对一个他们认为连三个月都维持不了的党派，他们当然不会认真对待，更不会以少数派的身份充当合作伙伴。实际上，在这种对对手的轻蔑和强硬的态度之后，隐藏着极度的失落和绝望。他们曾是苏维埃绝大多数，他们还掌握着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让“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在七月事件中已经被彻底消灭的布尔什维克打败，留在他们心中的绝不仅仅是苦涩。其实他们心里早就明白，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人为地拼凑一个“全俄民主会议”，筹备“预备议会”，就是为了绕开苏维埃，这也表明他们实际上对靠民主斗争重新赢得多数没有任何信心。

　　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提出联合组建政府的建议，并与他们进行相关的谈判。在谈判中，被击败的少数却对胜利的多数提出了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加入联合政府。这是连最温和的布尔什维克都不能接受的，最最温和的加米涅夫也说，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是“砍了党的头”。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也允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作为苏维埃的少数在苏维埃制度下有充分活动的自由。但由于曾经的多数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失败，不愿意承认政权的更迭是布尔什维克赢得苏维埃的多数的必然结果，更不愿意在苏维埃中履行自己少数派的职责，他们把十月革命斥责为阴谋政变，不予承认。也就是说，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和对主席团的控制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使得在苏维埃民主框架内的多党合作与斗争失去了前提。在十月革命后，他们更是与“阴谋政变”直接对抗，进入战争状态。虽然他们在作为执政党的六个月里，没有表现出任何魄力和果断，但在失去了执政党和多数的地位后，却一反常态，立即行动起来。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临的怠工抵制，就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一起组织的。新生的工农政权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不仅各部职员、邮局、电报局和铁路工会不为新政权服务，政府部门连翻译和缮写员都找不到。后来他们参与和组织了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在内战中，他们和资产阶级一起组织白卫军，不少人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反苏维埃政权。在战争形势下，禁止敌对政党的存在，查封它们的报纸，应属正常措施，并不能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暴虐。

　　在革命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一起推翻了临时政府，后来又与布尔什维克一起组成联合政府。但在布尔什维克签署了他们认为是卖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后，他们又走上了恐怖主义的老路，为了挑起与德国的战争，他们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同时发起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联合的破裂和对它的镇压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就是这样历史地形成的，它并不完全是布尔什维克意志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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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重大历史事件有不同看法，本是十分正常的，何况是十月革命这样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可现在看到的，无论是过去对它的顶礼膜拜，还是今天对它的否定，都缺乏史料支撑，情绪多于理性。《先知三部曲》的出版为重新研究、认识这场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参照系，因为重新评价托洛茨基，绝不是简单地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平反，而是事关对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认识。托洛茨基在列宁因病退出政坛之后，直到他被斯大林派的杀手刺杀之前，对斯大林在理论、内政外交乃至社会生活领域推行的政策的批判中，提出了一条与斯大林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路线。在世界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的舞台上，他是当时唯一一个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洞悉纳粹本质和它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人，并提出一条能战胜纳粹，阻止它掌权的切实可行战略——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战胜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同时，他严厉地批判了斯大林推行的导致德国共产党不战而降的自杀性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后来右倾投降的“人民阵线”政策。正如俄国历史学家瓦迪姆·罗高文在倾其最后15年精力完成的7卷本巨著——《是否有另一种选择》——中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的理论、方针、路线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且这一选择很可能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符合人类发展进程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切实可行的道路。遗憾的是，《先知三部曲》于1999年出版后，在国内只引起了一股小小的托洛茨基热，但很快又复归平寂，远不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布哈林热。直到90年代，国内仍有研究布哈林的文章和专著出版。然而，无论是在革命、内战还是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布哈林所起的作用都不能与托洛茨基相比。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他的平反是在革命后期，而托洛茨基是在后革命时期才重归革命家行列的。《先知三部曲》引起的兴趣没有后续。笔者在近几年内翻译了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时期的文集3卷，流亡海外时期的文集3卷，至今没有联系到愿意出版这些文集的出版社。笔者还曾向多家出版社推荐托洛茨基的专题文集，如在1905年革命100周年时出版托洛茨基的文集《1905年革命》，在反法西斯斗争胜利60周年时出版《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托洛茨基论中国问题》、《托洛茨基论文化》、《托洛茨基论文学》等，均无结果。从2008年开始，托洛茨基的三本专题文集——《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

　　几十年的诬陷、禁锢，仅凭一套《先知三部曲》是无法打破和消除的。读者难以全面认识托洛茨基的另一个原因是此人著述甚丰，据西方学者统计，托洛茨基的全集可达150卷之多，另一种说法是80多卷。译成中文的只有10多卷，其中包括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国托派翻译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后两个译本只能在图书馆找到，读者非常有限。1949年以后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都是内部读物，发行和读者面均很窄。199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一书，大概是解放后国内第一部非内部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因而，国内至今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了解十分有限。虽然如此，对这个在联共（布）党史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又好像谁都能说上几句，而且言之凿凿。过去，托洛茨基和托派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词，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如今则给他扣上“革命狂人”和“左”的帽子，不是革命时代“左”比右好的左，而是现在令国人深恶痛绝的极“左”。因而这个堪称革命经典的真正的思想宝库对中国读者来说，仍继续被尘封。

　　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的开拓者，是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袖，十月革命和内战的胜利就是证明。列宁因病于1923年初就退出了政坛因而无缘领导或提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观点和防止执政的革命政党的官僚退化的斗争方法。托洛茨基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失败，但他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其间写下了大量文章，不仅仅是对对手破坏民主的官僚退化的批判，还有对这个现象的历史理论思考。这是他留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惜的是各国共产党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完全忽略了它，致使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几乎成了后来所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通病。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深刻思想、远见卓识、辩证法的娴熟运用，俯拾皆是。在此只举几个例子。例如，他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的党委制的批评，十分经典。众所周知，党委制起源于内战时期普遍推行的政委制。其原因是当时不得不起用旧军官。为了监督并不十分情愿为革命作战的旧军官，防止他们叛变倒戈，设立了政委制。后来，这一本是临时的措施被制度化，而且从军队推广到所有领域中。托洛茨基在其《斯大林评传》中说，政委制就像盖楼房时搭的脚手架，一旦楼房盖好后，就应该拆除它。

　　本书中提到的他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辩护，亲自给巴甫洛夫院士写信，调和心理分析与条件反射学说之间的对立，表明了对人类文化科学创造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以博大开放胸怀对待人类文明。在此只想提一下，中国和苏联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对心理分析解禁的。再回想一下斯大林时代对摩尔根遗传学和基因说的态度，其印记在我国于20世纪60—70年代出版的词典中还能看到。当时曾无限抬高米丘林，贬抑瓦维洛夫院士的遗传学研究，称后者为反动的摩尔根遗传学的徒子徒孙，直至将他迫害致死。二者对比，高下优劣自然分明。这说明对人类文明的狭隘的仇恨和批判，是官僚无知和宗派主义的产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当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国外阶级斗争和革命之中。斯大林的宫廷阴谋和背后搞小动作的伎俩，是不能保证在这些战场上赢得胜利的，实践证明，在这方面，斯大林的记录中是一连串的败绩：1923年的德国革命、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1927年的中国革命，尤其是30年代的德国反纳粹斗争和欧洲的反法西斯斗争，都充分证明“英明伟大”、“永远正确”的斯大林根本没有能力在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舞台上、在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法西斯）之间的斗争中成为胜利的领袖。他所擅长的在特殊条件下的党内斗争中使他得到胜利的宫廷倾轧、幕后搞小动作的伎俩在这里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运用，结果只能是《苏德和平友好条约》及它的秘密协议。这虽然能使斯大林为所谓“赢得时间”和与德国一起瓜分波兰而得意一时，但在面临德方“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大举进攻苏联时，他竟“失踪”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主要原因大概就是他发现，对他来说，领导外国共产党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远不如在“一个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样得心应手。这里的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但在国外，他能够控制的只是共产党，他无力让他控制下的共产党领导各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更不用说法西斯了。既然如此，不如把它解散，踏踏实实地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

　　威廉·夏伊勒在其《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有这样的话，当时各国政治家一直搞不清楚希特勒是不是疯子，在巨大的灾难降临之后才确认他是疯子，但为时已晚，几千万生灵已经涂炭。作者指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直到那时欧洲各国政治家仍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一个能给人类带来如此之大的灾难的疯子，各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想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想把祸水东引的《慕尼黑协定》和《苏德和平友好条约》以及其中的秘密协议了。而托洛茨基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洞穿了纳粹的本质和它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两相比较，差距是何等之大啊。90年代末，德国重新出版了托洛茨基当年反法西斯文章的文集——《纳粹肖像》。书中收入了托洛茨基于1930—1934年间写的十篇文章。编者前言写道：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纳粹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命里注定的。但托洛茨基的文章表明，如果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能够接受他对德国形势和法西斯的分析、判断，对它们在与纳粹斗争中错误理论和路线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正确斗争方法，是完全有可能阻止纳粹上台的，而且他当时提出的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来对抗自下而上的反革命，确实是战胜纳粹的切实可行的战略。

　　托洛茨基对德国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和预见来自于他对纳粹党性质的科学认识和剖析，来自于他对德国主要政治力量对比的准确把握。“第三时期”理论把社会民主党定性为法西斯政党，而且认为德国共产党应该集中力量打击社会法西斯党，这样就把法西斯这个反革命阵营中的特殊的党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混为一谈。针对这点，托洛茨基对纳粹进行了科学定性。他把纳粹定性为代表小资产阶级绝望的党，纳粹运动与历史上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运动不同，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反革命运动。俄国革命史和欧洲工人运动史证明，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角色。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往往追随表现得更自信、更勇敢、更有能力与国家面临的困境作斗争的一方。俄国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就是因为追随它的除了工人阶级之外，还有大量动摇不定、分散孤立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因此，在德国当时极端严重的社会危机下，小资产阶级并不是注定要追随希特勒的，它也有转向革命的可能。但这要求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站在时局的至高点上，表现出它的力量以及能够扭转乾坤，使整个民族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能力。为此，它首先需要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1929—1933年间，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德国局势的钥匙在德国共产党手中，依据的就是他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心理的准确把握。因此他相信，只要德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并推行合理的政策，工人阶级表现出它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就可以把中产阶级下层中的大部分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使来源于工人阶级软弱和小资产阶级过于膨胀的虚荣心的纳粹力量化为乌有。至于希特勒是不是疯子，托洛茨基的观点显然要高明得多。他认为，德国的危机使小资产阶级夸大了它对阶级斗争的恐惧，产生了狂热的民族主义的自豪感，这是数百万沦为赤贫的小资产阶级患上的政治神经官能症，希特勒是身患这种病症的典型人物。

　　如今，由于极左滥用，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已经不以为然了。不过，看了托洛茨基对当年德国纳粹所作的阶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斗争策略，足以证明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比所有其他方法更高明。

　　***

　　三部曲的意义和价值在第一版的《译者前言》中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在此只谈谈笔者对作者某些个别观点和说法的异议以及根据近来的研究和发现对他的叙述加以补充。

　　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的时间

　　笔者管见所及，关于列宁于10月24日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时间以及他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有两种说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10月24日夜晚，列宁到了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起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在对列宁于10月24日夜晚致中央委员会要求立即举行起义的那封信的注中，说列宁写完这封信之后，就前往斯莫尔尼宫，于深夜抵达那里并领导了十月革命。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武装的先知》一书中，也说列宁是10月24日夜晚（evening）乔装来到斯莫尔尼宫，但他补充了一句，“他从最近几天藏身的维堡区悄悄前往斯莫尔尼宫的路途中，他并不知道他经过的首都实际上已在他的党的手里了”。《教程》和《武装的先知》都说列宁是在10月24日夜晚来到斯莫尔尼宫的，但在对列宁与起义之间的关系各执一词。《教程》说列宁在抵达斯莫尔尼宫后亲自领导了起义。而伊萨克·多伊彻则说他抵达这里之前，起义已经开始，并控制了彼得格勒大部分地区。注释与斯大林的《教程》都说是列宁在抵达斯莫尔尼宫后领导了十月革命，不同之处是注释说的是深夜，《教程》说的是夜晚。深夜只能是在12点之后，而8至12点以前都可以称为“夜晚”。

　　列宁的那封信证明他根本不可能于10月24日夜晚来到斯莫尔尼宫。当时正在躲避临时政府通缉的列宁根本就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在10月24日上午作出起义的决定。他在这封敦促各地区领袖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列宁在信中指出了他是在24日晚上写这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的，这同时也证明了他不可能在深夜之前抵达斯莫尔尼宫。因为列宁写信是在他的藏身处，而他的藏身处是在维堡区，在彼得堡郊区，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列宁》一书中说，那时电车已经停驶，因此即使像注释中所说的那样，列宁在写完此信后就立即起程前往斯莫尔尼宫的话，他到那里至少已是深夜了。因而《教程》和《武装的先知》所说的列宁于夜晚来到斯莫尔尼宫是根本不可能的。

　　笔者查阅过多种资料，都没有关于十月革命何时开始及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的时间的确切记录。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中译本书名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一书中提供的一个生动的细节可以帮助人们推测列宁到底是什么时候抵达斯莫尔尼宫的。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于25日开幕。当唐恩和斯柯别列夫来到斯莫尔尼宫时，正好经过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里面的那个房间。他脸上扎着一块手绢，好像是患牙痛似的，戴着一副大眼镜，头戴一顶破便帽，样子很古怪。但唐恩的眼睛很老练，当他看到我们时，打量了几眼，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斯柯别列夫，眨了眨眼睛，走了过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说：“认出来了，恶棍。”

　　唐恩和斯柯别列夫是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我想时间最早也不会早于7、8点钟。根据正常推理，如果列宁是在24日深夜乃至凌晨抵达斯莫尔尼宫的话，他不会把他的这副装束一直保持到早上7、8点钟，更不要说以这副打扮指挥起义了。从而可以推断，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不会早于10月25日早上6点。即使同意伊萨克·多伊彻的说法，列宁一到斯莫尔尼宫，就对起义领袖提出一连串问题，顾不上卸装，给他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足够了吧。如果笔者的推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教程》、《列宁全集》的注释以及《武装的先知》在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宫的时间上都错了。

　　斯大林政权道路的尽头是资本主义复辟

　　托洛茨基在其1928年的文章中将斯大林统治定性为倒放的十月革命影片，是从左到右的克伦斯基反动政策。斯大林政权的终结，将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多伊彻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这个观点，他指出在斯大林之后，俄国并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相反，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克服官僚专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工业化的实现，苏联工人阶级的人数激增，因而削弱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所以，斯大林之后出现的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而是党内的改良。在作者看来，这更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也使他认为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判是在严酷的党内斗争和30年代大清洗的影响下作出的，因而有失偏颇。

　　时至今日，可以在更大的历史时间跨度中对二者的观点进行检验。《先知三部曲》的最后一卷《流亡的先知》于1963年出版。此书出版28年后，经斯大林官僚集权制歪曲的工人国家就轰然倒塌，取代它的确确实实是资本主义。与托洛茨基断言不符的只是30多年的时间差距。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发生在斯大林死亡之时，而是在经历了赫鲁晓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的停滞，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统治以及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后。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作者对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和《斯大林评传》这两本著作的评价上。大概是因为作者在撰写此书时，苏联正处在赫鲁晓夫改革和非斯大林化时期。虽然作者怀疑这些本身也不干净的人能否洗干净斯大林的“脏衬衫”，但他寄希望于后来人，指望这些历史清白者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使苏联共产党重新成为马列主义的政党，苏联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赫鲁晓夫的改革是非常有限的。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报告揭露的斯大林迫害党的领导人，所涉及的仅仅是后来被清洗的斯大林派成员，更早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根本就不在其内，更不用说托洛茨基反对派了。然而，就是对斯大林罪行的这样的初步清算，在法共总书记多列士飞到莫斯科，告诉他秘密报告被西方媒体披露后，导致半数法共党员退党之后，对斯大林的揭露也就停止了。主要的是总书记的绝对权威和永远正确保持了下来，对他的个人崇拜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也不可能得到恢复，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依然阙如，恰恰是这几点才是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和国家的生命力及活力的最重要因素。正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加可悲的是，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把改革与新思维吹得天花乱坠时，苏联社会和共产党已经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历史不再给他机会。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叶利钦推翻了戈尔巴乔夫，红色帝国轰然倒塌。在复辟的或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部分高官都是前苏联共产党的党员，还有不少前共产党官僚或他们的子弟依仗他们的社会资源，摇身一变，成了财团的寡头，完满地兑现了托洛茨基的预言。

　　从一党专政到斯大林个人独裁的必然性和托洛茨基为什么会失败

　　对这两个问题，作者在书中对它们分别进行分析，对第一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个人独裁是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但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列宁无疑是坚决主张一党专政的。他对布尔什维克赢得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选举后，建议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组成联合主席团的做法不满，对十月革命后进行的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也不以为然。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党。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从来不是一个独裁者。重大问题都是集体决策，即使是在内战期间，所有决议也都经过政治局讨论决定，不是列宁个人独断专行。无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后，所有分歧都是通过民主程序解决的，列宁在其中的一票绝不比其他人的一票更有分量。他要使自己的方案成为决议，必须争取到多数。那时年年都要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这是各派的各种不同意见真刀真枪地交锋的舞台，而不像后来那样是对幕后交易的正式认可，即橡皮图章。

　　破坏这个优良传统的是开始于1923年的反托洛茨基的斗争。这是出于当时的多数派把托洛茨基排除出列宁继承人的位置的需要。这也就是笔者把这两个问题合二而一的理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择手段，除了结成“三驾马车”（后来扩展成“五人小组”、“七人小组”），控制内政外交大权，还要把无法表达自己意志的列宁拉到自己的一边，用列宁主义来反对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为此还需要进一步抬高列宁，制造列宁永远正确的神话，领袖永远正确论就是这样出笼的。列宁生前从来没有享用过的凌驾于党之上的领袖地位，就这样强加给了他，但这确实为斯大林成为凌驾于党之上的独断专行的独裁者制造了理论依据。但只要有党内民主，他们的这些阴谋就不能得逞，于是他们就毫不手软地破坏了党内民主。这些人被权力欲蒙蔽了心智，在他们因成功地排除了托洛茨基而得意时，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所用的这些手段对党的败坏。除斯大林之外，这些人中的其他人当时何曾想到，他们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沦落为反对派，还要求助于党内民主，更想不到斯大林会实际成为“永远正确”的领袖，而他们自己会成为这个至高无上的领袖的祭坛上的牺牲。因此，个人独裁（开始时是以把列宁偶像化和列宁永远正确的形式出现）和党内民主的破坏，不是出于一党专政的需要，而是出于排挤托洛茨基的需要，后来则是出于维护斯大林个人独裁的需要。其实，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由盛而衰，与当初仅仅为排挤托洛茨基而使用的伎俩有很大关系。就是领袖永远正确，使斯大林能够凌驾于党之上，使布尔什维克党最终沦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工具。领袖永远正确英明伟大，实际上破坏了党内民主的基础，从而失去了对领袖监督的可能，同样也失去了纠正错误的可能。在斯大林个人专制制度下，维护领袖的威望，证明他英明伟大，掩盖他所犯的错误，成了党的最重要的工作。一个领袖犯的错误甚至罪行，要等下一任领袖来纠正：如斯大林的错误要由赫鲁晓夫来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要由勃列日涅夫来纠正。这样的党怎么能有生命力呢？怎么能不垮台呢？

　　多伊彻把托洛茨基的失败称为“失败中的胜利”，同理，斯大林的胜利就应该称为“胜利中的失败”。不过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仅是斯大林一人的失败，而几乎是整个苏联共产党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记得一次我与朋友聊起联共（布）20年代党内斗争，我说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从一个失败走向一个失败。朋友吃惊地说，不对，斯大林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从一个失败走向一个失败的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我对他说，你说的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即权力斗争的结果，而我说的是政治斗争的另一方面，即思想、观点、方针政策斗争的结果。单纯从谁赢得权力，搞垮了对手来说，斯大林是大赢家，但从思想观点、方针政策的斗争来说，赢家就不是他了，而是托洛茨基。如果存在党内民主的话，政治斗争的这两方面的结果应该是统一的，即使有背离，也是暂时的。在党员和民众还无法分辨方针政策、路线的对错时，错误的一方可能获得胜利，正确的一方可能暂时失利。一旦实践作出了裁决之后，广大党员和民众为了党和国家以及自身的利益，肯定会回过头来支持正确的一方。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苏维埃俄国中，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的特殊条件下，由于党内民主被破坏，政治斗争的这两个方面出现了长期严重的背离。这种背离就是胜利者的代价。它使胜利者只能享受胜利的果实，却根本体会不到胜利带来的强者的优越感和自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宽宏大量。宽宏大量是强者的品质，凭着卑鄙伎俩搬倒巨人的侏儒是绝不会这么做的。他深知他的所谓的胜利是怎么得到的。当他（曾经是他们）一次次地看到他（和他们）开始时大肆嘲弄和疯狂攻击的托洛茨基的批评和预见成为事实，不得不匆匆放弃他（和他们）自诩为稳健正确的方针政策，改用后者建议的方法和策略时，他（和他们）心中充满了苦涩和仇恨。虽然他凭着手中的权力和对党的垄断而赢得了胜利，但他可以感觉到失败者对他的轻蔑和睥睨的目光，甚至在那些已经投降的反对派的领导人身上，他也可以看到他们道义上的优越感和对他的不屑。这大概就是30年代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党失去党内民主和沦为个人独裁工具的党的主要原因，也是托洛茨基失败的主要因素。

　　后一个问题是很多中国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外国读者也一样。也是所有研究托洛茨基的人都要解答的问题之一。它同样也受到俄国学界的关注，沃尔科戈诺夫在其《托洛茨基政治肖像》一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对此加以分析。2005年在俄国出版了В西罗特金的专著，其书名就是《托洛茨基为什么会失败？》。从现在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多伊彻在三部曲中对当时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描述不够充分，有必要在此加以补充。作者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只提到反对托洛茨基而结成的“三驾马车”，没有介绍它在1923年10月就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１９２４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西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严守纪律，即“七人小组”在内部调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远比作者说的要大。

　　此外，称当年的斗争为党内斗争，这仅仅是从形式上来说的，因为斗争的双方都在同一个党内。而实际上，多数派从一开始就把托洛茨基当成敌人。托洛茨基在一次会议上就革命军事委员会人事变动一事指责古比雪夫，说变动的真正理由与公开宣布的理由毫无共同之处时，后者毫不掩饰地说：“我们认为必须与您斗争，但又不能宣布您为敌人，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的原因。”时任乌克兰基辅省委员会书记的约·米·瓦雷斯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什么“托洛茨基的黑窝”。这使得托洛茨基在这场所谓的党内斗争中，除了实力上的劣势外，还有斗争方式的劣势。对敌斗争，无所不用其极。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不同观点和立场的斗争，其方法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

　　作者说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开始阶段过于消极，没有投出列宁让他投向斯大林的“炸弹”，贻误了战机。这种说法也不够准确。托洛茨基并非不打算履行列宁的委托，他曾在民族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要在讲话中履行他对列宁承担的义务，即为格鲁吉亚人辩护，反对斯大林的少数民族政策。但在大会还没有讨论民族问题之前，斯大林就攻击他，说他对政治局隐瞒列宁的文件。郑异凡：《天鹅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1923年4月18日，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建议的意见汇编》——这份标着“绝密”字样的文件中，托洛茨基和与会其他人的意见分别如下：

　　1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公布，如果没有妨碍公布的正式理由的话。在公布（在公布的情况下）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论苏汉诺夫》）是否要有些区别。

　　托洛茨基

　　2不能公布：这是没有讲的政治局讲话。仅此而已。文章的基础和内容是个人鉴定。

　　加米涅夫

　　3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也持这种看法，只应该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的问题我没有问，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仍认为）这个问题不存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在公布的情况下就没有区别。只是这份记录（《论国家计划委员会》）稍晚些时候转交给我——在几天前。

　　季诺维也夫

　　4我认为没有刊登的必要性，况且没有得到伊里奇对公布文章的批准。

　　斯大林

　　5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了解此事。不予公布，因为从对广大群众的公布中谁也不会搞清任何东西。

　　托姆斯基

　　6弗·伊·的意见不是写给广大群众的，而是给中央委员会的，所以把这么多篇幅用于个人鉴定。论合作社的文章就与之不同。不应该发表。

　　索尔兹

　　7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同意季诺维也夫的建议。

　　斯洛瓦廷斯卡娅

　　引这么长的一段引言，是为了表明托洛茨基当时在党的最高层是多么孤立，他不仅失去了进攻能力，而且失去了自卫能力。正如季诺维也夫得意地说的那样，他“被箍住了”。

　　现在有学者认为，列宁“遗嘱”的说法不准确。原因如下：一是列宁是党的领袖，而不是其遗愿必须执行的家长。列宁把他对党的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告诉党，是为了给党在选择未来的领导班子时作参考。二是如果是遗嘱的话，那只能在列宁逝世后才有意义，而上述讨论是在1923年4月，列宁当时还健在。三是包括“遗嘱”在内的列宁晚年口述的所有文件涉及的都是他认为亟需解决的紧迫问题，是应该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解决的问题。如《我们应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副标题就是“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而且根据列宁的秘书等人的说法以及一系列内外在证据，这批文件都应该是交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这份文件是交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说法，出自斯大林。斯大林的说法是不足为凭的，因为他在病中的列宁问题上和党内斗争中使用了太多的手腕和诡计，无法令人相信。他甚至利用他是患病的列宁的监护人身份，收买列宁的秘书。列宁晚年口授的绝密文件，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就交到了斯大林的手中。因而说列宁嘱咐这些文件在他死后启封的秘书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所有这些说法，其实都是“三驾马车”的缓兵之计。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力量一边神话列宁一边公开与他对抗，他们需要时间来加强他们的阵地。

　　后来揭示的“三驾马车”与列宁的对抗，远远超过了多伊彻在书中的描述。早在列宁发病后，季诺维也夫对列宁的攻击就变得剑拔弩张，不再掩饰。2000年才发现的档案表明，1922年3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决议确认了谢苗诺夫案的审判方案，决议中有一条是对谢苗诺夫的起诉书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笔，而有关文章的性质和语调则应与托洛茨基同志商量。这点让季诺维也夫怒不可遏，他从中看到了列宁越来越倾向于让托洛茨基做他的接班人。于是，他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以抨击被告谢苗诺夫为名，不点名地攻击列宁。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对列宁的含沙射影的攻击。在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继续攻击列宁的“路标转换派”的新经济政策。一直自称是列宁的忠诚学生的斯大林在得知列宁第二次中风时，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喊了声“列宁完蛋了！”（俄文是Ленин капут）。看了这些材料，大概会令人更加感到这些自命为列宁的学生的人的虚伪和歹毒，把他们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称为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居心叵测，和这么多年来一直把斯大林尊崇为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捍卫者的荒诞。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批判

　　国内一些学者仅仅根据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是托洛茨基最早提出的，就指责托洛茨基“无疑是赞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的方针的”，因而说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批判是五十步笑百步。我怀疑，说这些话的学者未曾读过托洛茨基的相关批判文章。笔者读过托洛茨基于1930年2月13日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经济上的冒险主义及其危险”，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定性为冒险主义，并断言它会带来危险。文章对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作了全面批判，这种充满了理性和历史主义的精彩批判，至今读来仍令人赞叹。为了避免转述的讹误，让读者更好地领略作者的风采，将整段文字摘录于此：

　　土地耕作生产集体化要求以一定的技术基础为前提。集体经济首先是大型经济。但是，经济的合理规模由它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性质所决定。虽然把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驽马联合起来，不能从中创立大型农业经济，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渔船制造轮船一样。农业经济集体化只能是其机械化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业化的总规模预先决定了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模。

　　但现在，这两个过程事实上是完全分离的。苏联工业的发展无论多么迅速，它仍是十分落后的，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很久。高增长系数是对总体低水平而言的。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工业即便在完成拟定计划的情况下，在五年计划末，顶多能为20%—25%的农业经济提供拖拉机和所需要的农机具。这是集体化的实际限制。由于苏联仍是孤立的，农业经济的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只能在连续几个五年计划的前景中来考虑。

　　十分清楚，今天集体化的速度不是由生产力因素而是行政因素决定的……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它本身没有市场是无法生存的。消灭新经济政策使中农——商品生产者面临抉择：或是回到自然的消费经济，即走向灭亡，或是为市场而展开内战，或是在集体经济的新路上碰运气。

　　这段引文不仅驳斥了斯大林的集体化走的是托洛茨基指引的道路的说法，也驳斥了他消灭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是托洛茨基的主张。

　　至于消灭富农，托洛茨基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实践中，消灭富农导致用纯行政的方式消灭富农：没收财产，剥夺土地，最后把他们流放。这项政策是如此贯彻，好像富农在与农村的关系上完全是异物，就像是来自异体的肝脏或是波洛优齐人波洛优齐人系11—13世纪欧洲南部的突厥系游牧民族。。事实上，富农只是中农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重点号是本前言作者加的。——译者注。单独消灭每一个富农，在两位民警（全副武装的）的帮助下就可以了。阻止富农的产生，哪怕是在集体农庄内部，要困难得多。为此需要的是工业和文化革命。

　　反对派从未提倡过“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我们要求加快工业化，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城市对农村的领导角色。

　　我们对工业化的可能性的评价比官僚分子在1928年以前要广泛和大胆得多。但我们从不认为，工业化的资源是无穷尽的，它的速度只取决于官僚的鞭子。我们永远把系统地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作为工业化的主要条件。我们永远让集体化取决于工业化。我们总是把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放在几十年的远景中考虑的。……因此，我们从未要求在斯大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五年计划的框框内消灭阶级。我们要求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为工业化而有计划地削减富农的积累。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始终采取有批判地支持的态度：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27年）出台时，他批判它太保守，当它后来变成冒险主义时（1929年底），他批判它的冒进。笔者上引文字所出文章，托洛茨基写于1930年2月13日，由于当时他流亡土耳其，很可能是在得到这个计划的第一时间写的。单纯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来说，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和左派反对派的计划“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本质上相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托洛茨基的批判中却分为保守的和冒险主义的。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又有本质的不同。托洛茨基套用列宁的话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不仅要看干什么，还要看是什么人和怎么干。

　　这些引言足以驳斥对托洛茨基赞成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的工业化与斯大林实施的工业化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论断了。另外，我还想到，如果领导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是托洛茨基的话，他的著作也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被译成中文，作为干部必读书目的话，他关于集体化、工业化的睿智论述大概可以让我国人民避免“大跃进”的灾难吧。

　　***

　　看到已经出版的倾注心血的书有瑕疵，对作者和译者来说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出过书的人大概都有这种体验。本书的译校者虽然尽了极大的努力，此书的译文质量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但书中仍难免有一些毛病。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此书，使这部书的译校者有机会来弥补这个遗憾。再版校对工作是笔者完成的。除了改正个别别字，对行文以及不够准确的译文作修正之外，最主要的是根据笔者近几年找到的书中俄文引文的原文重译初版时根据书中英译译出的译文。此外为了便于读者查阅，还补译了该书的索引。

　　笔者在此书初版前校对时，一位权威人士建议把“战时共产主义”改为“军事共产主义”，并说推行这种制度并不仅仅是因为战时的缘故。“战时”一词的俄文是“военный”，译为“战时”和“军事”都可以。笔者当时对这段历史并不清楚，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发现他的这个观点来自布哈林的一段话：“战时共产主义在我们想来并不是‘战时的’，也就是并不只适合于内战的某个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把布哈林吹捧为列宁身后联共（布）领袖中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人，他捍卫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而且似乎斯大林专制、破坏党内民主，都是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反目之后才开始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读者在此书中可以看到，破坏党内民主，是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多数派的共同工作。事实是他辜负了列宁的希望，不仅没有学会辩证法，还在派别斗争的泥潭里沾染了不少坏习气。当布哈林与斯大林反目后，他曾对斯大林说他一直献身于为革命服务，现在内务部却诬陷他。斯大林以他特有的无耻回答说：“怎么，你想谈自己过去的功绩，谁也没有把它们从你的身上剥夺去。不过，这种功绩托洛茨基也有。很少有人像托洛茨基那样有这么多的革命功绩。这仅在我们之间说说，我们之间说说。”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页。想必布哈林对此无言以对。斯大林的回答有两重意思：一是提醒布哈林别装糊涂，托洛茨基是咱们用同样的方法搞垮的；二是告诉他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你对革命的贡献怎么能和托洛茨基相比，托洛茨基都能整，怎么就不能整你。上面引用的布哈林的那句话表明，列宁说他不懂辩证法的评价非常准确。的确也只有根本不懂辩证法的布哈林才用不着考虑现实的需要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去设想在当时的俄国经济条件下、在内战和帝国主义干涉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会推行“并不只适合于内战的某个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因此，在这次校对中，沿用《列宁全集》对这个术语的译法，把它改为战时共产主义。

　　本书再版，是对十年前逝世的组织本书选题和翻译的郑超麟老先生和2004年逝世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译者周任辛先生和2010年逝世的译者王国龙的最好的纪念。

　　中央编译出版社和龑社长和邢艳琦副社长对此书的再版给予极大的支持，责编贾宇琰、侯天保为此书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工作，在此笔者代表三部曲的所有译者对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施用勤

　　2008年4月16日初稿

　　2012年11月7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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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立宪会议

　　约翰·里德亲历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合实际的。事实是，自从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格勒的多数，托洛茨基成为它的主席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就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在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日益临近时，他们的焦虑达到了极点。这在当时的报刊上都能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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