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手 百年中国的东西潮痕》:
胡适：痛诫国人要反省 ——兼及讲演《苦痛的反省》佚文之发现 1930年代初期，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关于国家危机与民族自觉的讨论，成为中国公共文化领域的焦点话题。如何面对日本侵略，如何看待民族与国家命运，如何救亡图存等等，是那个时代军政要员、工商巨子、社会名流，尤其文士学者们经常要予以评判与思索的命题。胡适（1891—1962）的“三大反省”，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诞生的。
所谓“三大反省”，即胡适所撰《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三篇文章。
这三篇文章，从1934年6月至7月，接连发表于《独立评论》103、105、107号之上。文章发表后，迅即引发社会各界争议，成为胡适涉足政治领域以来，一次特别重要的人生事件，是研究胡适思想脉络绕不开的一处重要“路标”。
“三大反省”的核心思想，是告诫国人不要妄自尊大，不要轻视日本；要痛定思痛，知耻后勇。胡适强调说：“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
”这样的论点，应当说鞭辟入里、深刻而朴实；但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语境中，仍未免让大多数国人有些莫名其妙。在因“抗日”情境下而勃发的民族激奋情感之下，人们大多习惯于听从情绪鼓动与信念激进的高调话语，对“反省”之类冷静低调的语境，会在集体无意识之下产生抵制与漠视情绪。
无论国内各界接受与否，可以看到，“三大反省”其实就是要求国民冷静反省与努力实务，不要在空喊抗日口号的激奋情绪中，妄想以所谓“民众力量”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在“三大反省”的核心思想基础之上，也确立了胡适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策略，即尽一切可能利用国际博弈来牵制日本：一方面达成阶段性和平，避免中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另一方面，阶段性和平所争取到的时间，要在内部达成统一意志，全力促成国际联盟的形成。换句话说，中日开战的后果，是中国必败，中国当时的国力难以主动迎战；而争取阶段性和平，比直接一炮打响的战争本身更为艰难。这就是胡适“知易行难”理念框架之下的“和比战难”的观点。这一观点的获得，并不是胡适在书斋里空想得出的结论，而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亲自走访面晤张学良、蒋介石等军政要员之后，才论证演绎出来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直到1938年9月，胡适临危受命，正式出任驻美大使之前，这七年间，他基本上一直持“和比战难”的观点。
“三大反省”对于胡适而言，是他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的总的研判之结果。在“三大反省”出炉之前，有一篇《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载于《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显然，这是专为九一八事变周年所作。该文总结了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称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这是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腐败，这是呼吁中国知识分子要奋起，全力担负起重建社会重心的责任。这可以看作是胡适对国民党政治的失望，转而强调国民的自觉与自救；也由此逐渐梳理出了后来“三大反省”的核心诉求——即反求诸己，要求国民以人人反省之自觉来自救，方可再救国。
殊不知，胡适在其“反省论”的构筑历程中，在上述“惨痛反省”及“三大反省”之间，尚有一篇《苦痛的反省》讲演稿存在，其内容与核心理念，虽仍是强调反省之必要，但已然是从“回忆”走向“信心”的中转站，是紧接着“三大反省”的雏形。这一稀见史料，就刊载于1933年4月27日、28日的《世界日报》“教育界”版面之上，胡适《苦痛的反省》讲演报道及整理稿均在此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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