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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5卷 总第16卷） 
定 价：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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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5卷 总第16卷）》是2015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的论文集，集结了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围绕深化改革的方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改革、所有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等亟待破题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
完善经济体制，仍需深化思考（序）
王振中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23年的历程。现在离2020年初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就差5年了，我们的预期能够如愿实现吗？从时间长度来算，这又将是一个28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那么，如果从1992年算起，我们经过28年能否建立较为完善的新经济体制？客观地讲，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纵观历史进程，要想实现我们经济改革的预期目标，除了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外，还必须对市场机制、创新驱动、民生保障三个问题进行深化思考。 一 市场机制： 不可淡忘的经验教训 凡是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他们论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时，从来都不回避存在大量的市场失效。尤其是通过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界不断地在反思这次市场失效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以至于200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INFEDWETRUST（《我们信赖美联储》），替代了原本的“INGODWETRUST”（“我们信赖上帝”）。然而，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却似乎有所不同。2012年有一个调查——相信市场经济的人在各国所占的比例，结果如下：中国是74%、德国69%、美国67%、英国61%、法国58%、波兰53%、意大利50%、西班牙47%、俄罗斯47%、希腊44%。也就是说，该调查认为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知度最高，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可程度比处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的德国人高5个百分点，比美国人高7个百分点，比英国人高13个百分点，比法国人高16个百分点，比意大利人高24个百分点。此调查结果十分令人怀疑。中国仅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走过23年，国人极其容易在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的种种数据面前对市场经济产生思维的偏差，即完全忽视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市场失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曾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决定的这一思路时又特别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有两点不容忽视：一是在资源配置中有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二是在不同的资源配置中市场和政府起着不同作用，因此简单地把其归纳为“市场万能论”不仅是扭曲的，而且也是违背常识的。前一个可以从美国政府克服金融危机的做法中得到印证，后一个可以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较量中得到印证。 其实西方经济学中所宣扬的“市场万能论”，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观点的扭曲理解。2007年，意大利的乔万尼·阿里吉教授出版了一本极有影响的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乔万尼·阿里吉教授在书中尖锐地指出：“在‘以往的经济学大师’中，斯密很可能是其著作‘被引用最多而被阅读最少的一位’。但无论是否如此，他和马克思一样，肯定是遭受误解最深的一位。”事实的确如此，不少人非要把斯密宣传为一位反对政府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根本就不是斯密的真实思想。例如，斯密强调“如果任何一种制造品是保卫社会所必需的，依靠我们的邻国来供应提供可能是不明智的；如果这种制造业非奖励即不能在国内自行建立，那么对所有其他产业部门课税去支持它，也未必是不合理的”。由此斯密提出了“国防比国家富裕更重要”（defenceisofmuchmoreimportancethanopulence）的理念。所以，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艾玛·乔治娜·罗斯柴尔德（一位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指出，一部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所以艾玛·乔治娜·罗斯柴尔德说“‘看不见的手’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重要概念，而是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令人感慨的是，230多年之后的金融危机又对“市场万能论”开了一次大玩笑。当2007年出现次贷危机时，人们再也不能容忍其任性下去，美联储果断地拒绝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宣扬的“市场万能论”。2008年3月，为了吸引摩根大通银行收购贝尔斯登公司，尽管濒临破产的投资银行既不属于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也不是美联储的依法保护对象，但美联储还是破天荒地同意提供300亿美元的贷款。2008年9月，美联储此举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对伯南克说：“你必须得信任市场，任由它们倒闭吧，市场能应付得了。”伯南克却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愚蠢的。他说：“我没有被这样的论调说服，我相信在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不仅会通过传染效应感染其交易对手，而且很有可能会对民众的市场信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原来早在1999年伯南克曾经狠批过日本央行没有尝试一下罗斯福式的解决方案，他说：“也许现在该是日本尝试一下罗斯福式解决方案的时候了，罗斯福总统推出的许多政策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挥作用，但是最终罗斯福总统还是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与评价，因为他有勇气抛弃了那些失灵的旧体制，做了他该做的事。”因此伯南克决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拯救美国的金融系统，此后伯南克坚持实施了三次量化宽松政策，即QE1、QE2、QE3。美联储的救援行为说明他们抛弃了70多年来传统的央行功能的理论。也就是说，此次美联储的作用不仅是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而且是在解决银行体系丧失偿付能力的问题。正是在美联储的有力干预下，美国经济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就走出了衰退的阴影，使失业率从10%的高峰降到了6%以下，通胀率保持在2%以下。事实再一次证明了灰色的理论在常青的生活之树面前是大为逊色的。人们有理由相信，没有美联储的干预，美国经济不可能如此快地得到修复。由此使我想起了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不再神圣的经济学》（NothingisSacred），他用下面这段话作为全书的结语：“我想起曾经有个大金融公司的人员问我是否想放弃象牙塔式的学术生活，到他们公司来做首席经济学家。他们还说，如果我在华尔街工作，我将不再会认为金融市场是有效率的。由于我还在象牙塔中工作，也许人们能够原谅我仍然坚持以前见解的态度。”巴罗的这一表态正说明了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并不奇怪。正如美国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E.K.Hunt在HistoryofEconomicsThought：ACriticalPerspective一书序言中所说：“就我个人看来，所有的理论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所有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所有的认知活动中都明显包含相互贯穿的价值取向。”当然每一位经济学家都可以坚守自己的理论信仰，但事实也是不容否认和改变的。由此可以断定，在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市场失效，因此在资源配置中不能完全排除运用政府干预手段。正如牛津大学1992年出版的《理解市场经济》一书所言：“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一种所有的经济决策都由自由市场作出的经济。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混合经济。” 二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当熊彼特研究创新问题时，还没有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后来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概念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专门的统计数据，随后经济学界通过各种定量分析来探究增长的原因。目前基本达成的共识就是，技术创新对财富创造起着核心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关键要素。所以，目前许多国家都把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不仅美国、欧盟、日本、韩国这些发达经济体提出了创新教育和提高竞争力为核心的国家创新战略，而且俄罗斯、印度、巴西、新加坡等国也先后提出本国的创新战略和创新规划。我国也不甘落后，2006年1月9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我国“十二五”规划也制定了相应的预期性指标。甚至全球的商业领袖也对我国充满了期待，2011年9月20日，《哈佛商业评论》对全球1379位商界领袖进行了有关“哪个国家是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46.3%（46.3%的商业领袖认为是美国，以下同）、中国10.4%、日本8.5%、印度6.0%、德国4.4%、韩国2.8%、巴西2.2%、新加坡2.1%、以色列2.0%、瑞士2.0%。在这个调查中，似乎中国比日本和韩国更具有创新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直至2013年的数据都不支持此结论。例如，在居民专利申请数量方面我们与韩、日的差距明显。2013年，每千亿美元（以2011年PPP计算）的GDP中，居民申请专利数量韩国为9739件，日本为6014件，我国为4506件。如果按人口计算，我们的差距就更大，在2013年每百万人口中的居民专利申请，韩国3186件，日本2134件，中国519件。众所周知，创新型经济是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标志的经济。我们的经济规模虽然很大，但是含金量却不高。因此，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就成为当期政府的重点任务之一。但是如何才能使创新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如何才能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仍然是需要深化认识的。 首先，对创新的重要性需要深化认识。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创新之所以十分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保持经济的增速和就业，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抵御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所引发的负能量。因为在全球价值链中，商品的原材料供应过程、零部件生产过程、产品组装过程、产品交换过程的各个环节，高度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国家之间，在这种新型产业组织分工形态下，参与国在受益的同时也承受着全球价值链随时有可能断裂的风险。这一点已经通过2011年日本海啸以及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得到了印证。正如联合国的研究报告所说：“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系统促进了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但也给冲击提供了蔓延的机会。如当全球供应链中断时，受影响的人数远远超过冲击发源国的受影响人数。”据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仅在纺织服装行业，中国估计损失了多达1000万个就业机会，印度损失100万个，巴基斯坦20万个，印度尼西亚10万个，墨西哥8万个，柬埔寨7.5万个，越南3万个。全球价值链引发的脆弱性不仅表现在对就业的冲击，而且还表现在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恶化。例如，2006年一项有关苹果iPod价值链的研究发现，与iPod相关的所有职位中，30％位于中国，但是中国工人的收入仅为与iPod相关的工资总额的3％。再如，2010年的证据显示，苹果公司在iPhone生产中获利58.5%，中国劳动力的收入却只有最终销售额的1.8％。而引资的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通常会对外资企业的低薪危险发展放任自流，从而使工人的劳动环境更加恶化。 其次，对创新的艰巨性需要深化认识。原因在于，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是需要资金投入和时间耐心的。例如在生物制药的资金投入，美国Tufts新药研发中心分析了2001年以前25年间的新药研发费用情况，结果显示，研发一种新药平均需要投入8.02亿美元。2004年，全球十大制药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平均比例为20.6%。又如在时间耐心方面，据统计，美国一般在研制新药的过程中只有不到5%能够进入临床前研究，然后又只有2%能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即使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也有80%会被淘汰，也就是说美国新药的成功率仅为1/5000。这期间需要相当的耐心才行。而我国政府官员任职顶多10年，在这10年间很可能有许多发明专利，但是要形成新的增长点却是需要许多条件和时间耐心的。 再次，对创新的专业化分工需要深化认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2010～2012年八大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来审视我们的差距和优劣势所在。 在运输设备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如下：法国0.348、德国0.334、瑞典0.202、奥地利0.094、日本0.044、韩国0.031、中国-0.241，即我国在运输设备领域的专利申请相对专业化指数是负值，表明我国在此领域的专利份额很少。 在基础化工原料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如下：巴西0.231、荷兰0.183、德国0.150、中国0.118，即我国在基础化工原料领域的专利申请相对专业化指数是正值，表明拥有一定的份额。但是与巴西、荷兰、德国相比，我国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如下：印度0.427、以色列0.308、美国0.192、加拿大0.186、芬兰0.162、韩国0.003、中国-0.026，即我国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相对专业化指数是负值，表明我国在此领域的专利份额很少。 在数码通信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如下：芬兰0.597、瑞典0.579、中国0.380，即我国在数码通信技术领域中具有相当高的份额。 在光学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如下：日本0.342、荷兰0.140、韩国0.057、中国-0.259，即我国在光学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相对专业化指数是负值，表明我国在此领域的专利份额很少。 在制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如下：印度0.621、瑞士0.454、比利时0.429、西班牙0.429、中国0.033，即我国在制药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相对专业化指数是正值，表明我国在此领域拥有一定的份额。 在医学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如下：以色列0.513、澳大利亚0.254、美国0.252、中国-0.368，即我国在医学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相对专业化指数是负值，表明我国在此领域的专利份额很少。尤其从生物技术专利来看，美国、欧洲、日本分别占59%、19%和17%，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仅占5%。在国际疫苗市场中，葛兰素史克、默克、惠氏、赛诺菲巴斯德这4家公司占据全球90%以上的份额。可见，目前跨国公司主导着全球专利药品的市场。而我国虽然有生物制药企业400多家，但在同质化竞争的气候下，产业整体缺乏竞争力。 最令人吃惊的是在其他日用消费品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方面，具体如下：土耳其0.774、俄罗斯0.304、韩国0.244、中国-0.077，即我国在其他日用消费品领域的专利申请相对专业化指数是负值，表明我国在此领域的专利份额很少。所以，加工制造业大国的国人跑到日本去抢购电饭煲和马桶盖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通过以上7个领域的专利申请相对专业化指数比较，可以看到，我国在运输设备技术、计算机技术、医学技术、光学技术、其他日用消费品技术领域均为负值。这就是我们的劣势所在，也是我们可以期待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 但是，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更大的差距是在与能源相关的技术创新领域。例如，在燃料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方面：芬兰0.305、日本0.290、英国0.278、中国-0.317；在地热能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方面：波兰0.778、加拿大0.749、韩国0.193、中国-0.084；在太阳能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方面：瑞士0.060、澳大利亚0.052、以色列0.048、韩国0.048、中国0.030；在风能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方面：丹麦0.668、挪威0.569、俄罗斯0.421、中国0.119。从以上与能源相关的4个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来看，在太阳能、风能技术领域，我国专利的相对专业化指数为正值，表明我国占有一定的份额。但在地热能和燃料电池领域，我国专利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均为负值，表明我国在这些领域的专利申请份额较少，尤其是在燃料电池技术领域。曾记否，2009年1月颁布的《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提出3年内形成50万辆纯电动、充电式混合动力和普通型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产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5%左右的发展目标。2011年12月30日，国务院又印发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要求到2015年，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达到50万辆。2012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规划再一次重申，到2015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达到50万辆；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燃料电池汽车、车用氢能源产业与国际同步发展。粗算我国在6年间曾3次提出2015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50万辆的目标。然而截至2014年底，我国生产各类新能源汽车只有11.9万辆，而按照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国）咨询与Autofacts业务合伙人金军在2014年的统计，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可能达近9万台的规模。我们的技术创新进程和预期目标差距如此之大，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深思吗？ 三 民生保障：人类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制定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目标时提出了一个“总体思路”，即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在制定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目标时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即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基本思路要求“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中央为此着重在创业就业和精准脱贫方面做出了如下许诺：“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思路和许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底线”在哪里？“底线”都包括哪些内容？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例如，“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底线”吗？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以人为本”里的人不仅仅是孩子，还有青年、成年人、老年人。目前国际社会在研究“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时，都采用“生命周期方法”（包括幼儿发展阶段、从青少年到成年人的过渡阶段、从成年人到老年人的过渡阶段），探讨如何以人为本，以培养其终生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这是因为人类在儿童、青少年及老年等人生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风险，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联合国有关报告特别指出人生的某些阶段至关重要：婴儿出生后的前1000天、毕业生从校园步入职场以及离开职场迈入退休阶段。在这些人生关键阶段面临的挫折将难以克服，并可能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在以人为本的社会，民生保障问题绝不仅仅像政府承诺盖多少保障房或修几条马路办几件实事那么简单，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以人为本的标准是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是联合国早在1990年提出的一个涵盖收入、教育和健康三个维度的综合衡量指标，其目的是用于代替GDP以便全面、正确反映人类发展所取得的进展、成就和问题。后来人类发展指数又增加了不平等、性别和贫困三个指标。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在2014年，联合国将目光从人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延伸到所面临的危险和波动，尤其是那些会给穷人和准穷人等受剥夺更严重的群体造成影响的因素，提出了降低脆弱性，增强抗逆力，促进人类持续进步的理念。提出上述理念的目的就在于审视社会保障政策是否可靠，是否足以帮助个人和社会应对负面事件。运用这些信息就可以判断公共政策是否以人为本，判断人类发展目标是否得到充分满足。 在构建民生保障体制时，尤其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脆弱”人群，即那些因个人经历或遭受社会不平等待遇而比其他人更加脆弱的人。这种脆弱性一旦形成会持续很长时间。在这方面，残疾人在“结构性脆弱”人群中十分突出。由于残疾人认知、智力或身体上的障碍削弱了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或行动能力，使得他们难以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甚至使得他们无法及时应对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残疾人就业率较低，所以残疾人会相对贫穷。要知道，这类结构性脆弱人群在中国的数量要比整个法国人口数量还多。2010年，我国有8502万残疾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6.5%），如果按残疾程度分，轻、中程度残疾的有5984万人，重残的有2518万人；如果按残疾类型分，言语残疾有130万人，智力残疾有568万，精神残疾有629万人，视力残疾有1263万人，听力残疾有2054万人，肢体残疾有2472万人，多重残疾有1386万人。 另一个是不平等现象的脆弱性。当前这种不平等现象的脆弱性突出表现为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现象的脆弱性。据联合国机构估计，世界上最贫穷的2/3人口所获取的收入只占了全球总收入的不到13%，而最富有的1%人口却拥有近15%的全球总收入。除收入外，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着全球将近一半的财富，全球最富有的85位富豪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1/2人口的财富总额。这种不平等现象已经超过一定程度，不仅导致了社会疏离感、社会动荡，甚至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和阻碍了社会流动，并助长社会紧张情绪，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导致国内不稳定。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财产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却十分令人担忧。这可以从2003～2012年的三个指标来衡量。 第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在49个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员中，智利最高为52.1%，瑞典最低为25%；在52个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员中，塞舌尔最高为65.8%，乌克兰最低为25.6%，我国属于此组，为42.1%。在上述101个经济体中，只有20个左右经济体的基尼系数比我国还高。 第二个指标是1/5人口收入比值（即20%最富有人口与20%最贫穷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所得的值）。在49个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员中，智利最高为13.5，斯洛伐克最低为3.6；在52个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员中，巴西最高为20.6，白俄罗斯最低为3.8，我国属于此组，为10.1，这表明我国20%最富有人口的平均收入是20%最贫穷人口平均收入的10.1倍，而同属于转型经济的斯洛伐克为3.6倍，白俄罗斯为3.8倍。 第三个指标是帕尔玛比值，即国民总收入中10％最富有人口的总收入与40％最贫穷人口的总收入的比值。在49个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员中，智利最高为3.5，匈牙利最低为1.2；在52个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员中，哥伦比亚最高为4.5，白俄罗斯最低为0.9，我国属于此组，为2.1。这表明，我国1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是40%最低收入群体收入的2.1倍。而同属于转型经济的匈牙利为1.2倍，白俄罗斯仅0.9倍。 上述三个指标足以反映我们的财产和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现象是如何严重。在此我们应该记锥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对中国读者的提醒：“若认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其实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过程本身就具有使财富集中且往往过度集中的强大推动力。”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国不平等现象的脆弱性不仅存在于财产和收入领域，而且存在于教育、医疗、供水、卫生以及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不足为奇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经济界也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就是只有当经济增长带来更高收入以后，才能够为全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但现实存在的典型事实击碎了这种机械看法。例如，哥斯达黎加、丹麦、韩国、挪威以及瑞典等国政治制度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跻身富裕国家行列以前，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迈出了为全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的第一步。哥斯达黎加在1949年人均GDP为2123国际元（以1990年作为比较标准）时就在教育投资、公共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采取综合民生保障措施；瑞典在1842年人均GDP仅为926美元时就在国内推行儿童义务教育，在1891年人均GDP1724元时就颁布了《疾病保险法》；丹麦在1892年人均GDP2598元时颁布了《疾病保险法》；挪威在1894年人均GDP为1764元时颁布了《强制事故保险法》。这些事实说明，提供面向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民生保障并不总是以较高的国民收入为前提，相反，在哥斯达黎加、丹麦、韩国、挪威以及瑞典等国家，它们是在推行面向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民生保障制度后才出现了经济腾飞。究其深层原因，这些国家都秉承平等主义和团结的精神，认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保障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如果不具备这种意识，那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愿望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王振中，男，1949年6月22日出生，山西平定县东沟村人。北京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78年-1981年在北京经济学院学习，1982年-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兼任中国期刊协会经济期刊联合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经济学动态》主编兼社长、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理事、中国综合开发院理事、中华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理事、国光基金秘书长及国光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城市发展基金执行委员等。
胡家勇，男，1962年11月生于河南省罗山县。199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社会兼职包括，孙治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理论经济学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名词委员会经贸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完善经济体制，仍需深化思考（序）
第一篇 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基于制度结构的转型路径分析 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破除所有制界限释放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潜力 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与政策责任 转型期民营企业的劳动关系——基于浙江30家民营企业1148份问卷调查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悖论及其破解：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第二篇 政府与市场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政府与市场 中国政治商业周期中的制度变迁与外部冲击——基于1978～2012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应从化解产能过剩中淡出——兼议生产过剩与产能过剩的概念界定 我国地方政府陷入盲目举债冲动困局的原因及破解 缺陷市场条件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竞争问题 第三篇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技术创新与中国新型城镇化 “谁来种地”困境及路径选择——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关于我国城市化成本的测算 深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政策设计探讨 以土地资产改革和劳动力转移推动土地流转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为中心 我国城镇用地的国际比较 第四篇 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转换研究 贫困家庭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风险、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和贫困陷阱 试析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倒U型演变 中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比较 附录 深入研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六届年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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