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心理失范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_李卫东李树茁_9787520112291

本书在理论层面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人口流动对两性社会角色分工的影响，以及性别失衡对两性在婚姻市场中成婚机会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从角色冲突和婚姻挤压的视角，对不同婚姻状态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现状、性别效应的决定因素和心理失范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农民工心理失范发生的深层次结构因素，以及性别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的影响。

前　　言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转型中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发展、性别失衡与公共治理等领域的社会问题研究。长期以来，研究所在福特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机构的资助下，对中国性别失衡的现状、原因、后果以及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08&ZD048）的支持下，研究所在福建省X市对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做了一项调查。该项调查涉及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婚姻家庭、心理福利和适应融合等内容，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本书作为课题的专题之一，主要关注人口流动和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现状及原因。社会转型以来，中国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除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农民工的就业等得到持续的关注外，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中国社会转型导致旧的制度和规范弱化甚至瓦解，新的制度还未建立或不健全，从而出现规范真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工被隔离在次属劳动力市场，面临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等问题；而城乡社会与文化差异，也使农民工不可避免地遭受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因此，对农民工心理福利的研究，有必要回到涂尔干和默顿的失范理论。涂尔干首次将失范引入社会学研究，涂尔干关注的是宏观社会力量如何影响个人行为，他认为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规范弱化不能约束人们的目标和欲望，会导致个体出现行为失范（Srole，1956）。默顿沿着涂尔干的思路，讨论了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协调如何导致社会成员产生压力并出现失范行为（Merton，1938）。虽然涂尔干和默顿的基本逻辑都是社会环境心理状况失范行为，但两者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环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较少关注中间环节(McClosky and Schaar，1965)。同时，宏观层面的社会失范存在测量困境。因此，有些学者从微观层面提出了心理失范的定义，将心理失范界定为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疏离导致个体出现失败、迷茫、孤独、空虚和无助的心理状态(Srole，1956; Travis，1993)。索罗尔认为社会失范是宏观社会系统中各子系统的不协调，心理失范是个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个体心理失范是社会和个体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Srole，1956）。在失范的社会中，个体容易出现心理失范，心理失范也能反映社会失范的状况。因此，重回失范理论，采用心理失范可以更好地把握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的心理状况。
此外，社会转型下的人口流动对农民工家庭结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产生了多重影响。一方面，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民工社会角色扮演产生双重的影响：一是人口流动逐渐瓦解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男女农民工的职业角色存在趋同现象；二是受户籍制度影响，多数已婚农民工单独外出务工或夫妻双方外出务工，使已婚农民工扮演的家庭角色也存在趋同现象。另一方面，性别角色的转变要落后于社会角色的转变，已婚农民工可能会遭遇性别角色期待与社会角色实践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从而更可能出现心理失范问题。
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还面临着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问题。中国的性别失衡会导致婚姻市场中未婚成年男性处于过剩状态而未婚成年女性处于短缺状态，从而使未婚成年男性和未婚成年女性面临不同的成婚机会结构。在这种不均衡的婚姻市场中，男性过剩使相当一部分成年男性因找不到初婚对象而被迫失婚；但婚姻市场中男性过剩和女性短缺有利于提高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从而使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可能拥有不同的心理福利。性别失衡使相当一部分面临失婚的男性聚集在农村地区；在人口流动的机制下，这些人也可能会外出务工进而流入城市。
因此，要理解当前农民工的心理失范，不仅需要深入考察人口流动和性别失衡对农民工群体社会角色分配和扮演的影响，还需要引入性别和婚姻的视角，以便深入地分析不同婚姻状态下农民工的心理失范状况，以及不同婚姻状态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基于以上的社会情境，本研究首先以农民工全样本为分析对象，分析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其性别效应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男性农民工样本和女性农民工样本，比较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心理失范存在性别差异，其中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程度要显著高于女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受到婚姻状态和成婚困难的影响，婚姻状态差异和成婚困难经历是心理失范性别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成婚困难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成婚困难仅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婚姻状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其中适龄未婚仅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大龄未婚对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心理失范都具有显著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中的职业和收入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心理失范都不具有显著的影响，教育仅对男性农民工具有显著的影响，对女性农民工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了解婚姻状态和成婚困难对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的影响，本研究分别分析了已婚农民工和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问题。通过分析发现已婚农民工心理失范并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影响已婚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因素存在性别差异，其中与养家糊口角色相关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女性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夫妻分居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也要比女性农民工明显。这表明人口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心理福利，但可能会降低已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福利，其中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已婚男性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性别角色期待与实际角色扮演不协调问题的影响。
未婚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水平要显著高于未婚女性农民工，婚姻挤压类变量和流动特征对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效应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与养家糊口角色相关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效应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从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来看，婚姻挤压对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婚姻剥夺感和成婚困难与成婚期望的交互项对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成婚困难与成婚期望的交互项仅对未婚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婚姻剥夺感仅对未婚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但年龄层对未婚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层对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以上结果表明，在性别失衡背景下，未婚男性农民工对于失婚的风险更为敏感，但受性别社会化和性别意识的影响，女性农民工处于大龄未婚状态时，也容易出现心理失范，但其影响机制有别于未婚男性农民工，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更多来源于结构性婚姻挤压的影响，而未婚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更多来源于社会角色期待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并不具有显著影响，这表现出农民工不同生命阶段的主要角色身份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作用，其中婚姻是影响农民工主要角色身份的重要生命事件。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人口流动的影响正是借助已婚农民工扮演的社会角色而发挥作用的；性别失衡对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也是借助未婚农民工的主要身份角色而发挥作用的。综上，通过区分婚姻状态来探讨已婚农民工和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其内在关系，对于理解人口流动和性别失衡对农民工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书利用2009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福建省X市开展的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基于婚姻和性别视角，从理论、框架、现状和影响四个部分系统地研究不同婚姻状态下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第一，在已有心理福利和心理失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暴露差异假设和脆弱性差异假设，以及社会转型下人口流动和性别失衡的实际情境改进分析中国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的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分析框架进行扩展，使框架可以更好地研究中国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问题。第二，对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效应的决定因素。第三，对已婚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分析已婚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及性别效应的影响因素。第四，对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分析未婚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及性别效应的影响因素。第五，对本书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书是我在博士期间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研究工作得到了我的导师李树茁教授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也得到了研究所其他老师和同门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感谢！同时，也要感谢那些来自福建省X市的农民工，是他们的处境让我对农民工的心理福利及其性别关系问题产生了持续的兴趣，也是他们热忱的帮助使我能够完成研究工作，再次特别感谢这些可爱的人，希望他们一切能更好！此外，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是他们无私的爱和无条件的宽容与默默的支持，使我能够完成研究工作和专著的撰写。仅以此书献给我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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